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湖州贡茶由政府经营，各乡茶芽置焙于顾渚，由湖州刺史负责监督其事。钱易在《南部新书》中云：“唐制（茶）湖州造最多，谓之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焙在长城西北，大历五年以后始有进奉。”实际进奉时间在大历五年之前，而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刘晏已由户部尚书迁任吏部尚书；大历五年，宰臣鱼朝恩伏法被诛，第五琦牵连被贬为饶州刺史，他管辖的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转运常平盐铁使由代宗下诏停使，刘晏从此统领全国的常平转运工作。仅湖州一地就产输贡茶一万八千四百多斤，江、淮地区除粮食作物外，几乎家家户户种茶采茶，其产量可想而知。正是在刘晏时代，饮茶已遍及朝野，列肆长安，并传至回纥、吐蕃。茶的需要量日益渐长，销售量也越来越大，“见钱流地上”的刘晏是绝不会放过“敛不及民”的生财之道，进行茶的常平均输。《旧唐书》卷123在本传中简略得一言蔽之：“江、淮茶、桔，晏与本道观察使各岁贡之，皆欲其先至。有土之官，或封山断道，禁前发者，晏厚以财力致之，常先他司，由是甚不为藩镇所便。”刘晏官营茶叶之外，尚有柑桔，而且还与各道藩镇竞争，都想先运出去，抢先抵达。刘晏则“厚以财力致之”。竞争的结果是，以刘晏“常先他司”而宣告结束。
值得称道的是，茶虽有丰利可取，但在刘晏当政的年代却一直没有课税，他的确是“敛不及民”，只是通过官营的商业行为进行常平均输，在搞活流通领域中，通过地区差价获得利润，尽收国库，既排斥了商贾的暴利，也抑制了藩镇的垄断。在刘晏受杨炎诬陷被冤死之后的第四年，即建中未年（公元784年），户部侍郎赵赞上疏，建议收天下茶、漆、竹、木税，十取其一，以作常平本钱。德宗纳其议，首开茶税。后来朱-反叛，德宗逃奔奉大（陕西乾县），对于因征课各项杂税太重引起战乱，深感悔恨，又下诏罢其税。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好佞之臣以复兴之名，行邀宠求媚之实，盐铁使张滂借头年水灾减税，国用不足为由，请税茶以足之。说是茶税之钱，令在别贮，一旦有水旱之灾，可代民为田税。（见《资治通鉴》卷234）派人在所有产茶州县以及茶商贩运所经之处，皆设卡估值，形同阎罗，十取其一。
结果每年得税四十万贯，又移作他用，救水旱代民田税成了一句空话。
宪宗年间，连年对藩镇用兵，国库空虚。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宫中又起百尺高楼，费用浩大，无从支出。盐铁使王播乃奏请增加茶税，百钱陡增五十。更有甚者，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九月，盐铁转运、榷茶使王涯，奏请变江、淮、岭南茶法，请加茶税。这个王涯见到茶树如见铜钱，感到茶商交纳的税资，不能当所榷之多。十月，干脆杀鸡取蛋，令江、淮百姓移私家茶树植于官办茶场，估量给其所值，分别派使者主持。老百姓怨声载道，忿恨之极，骂道：“如果真是皇帝的敕旨，只有杀掉使者，进山造反了！”（见《册府元龟》卷510）当年十一月，发生“甘露之变”，王涯被禁军捕捉，临杀之前，宣示街市。长安老百姓因王涯主管榷茶，敛财损民，令民怨沸腾，无不恨之。老百姓一边怒骂不止，一边用砖头瓦块击之。
其后，令孤楚继王涯任盐铁转运使，上疏奏罢榷茶。《旧唐书·令孤楚传》记载：“昨者忽奏榷茶，实为蠹政。盖是王涯破灭将至，怨怒合归。岂有令百姓移茶树于官场中栽植，摘茶叶于官场中造作？有同儿戏，不近人情。方在恩权就敢沮议？朝班相顾而失色，道路仄目而吞声。”遂请罢榷茶使，官场茶采取常平均输的官销营运，民产茶采用刘晏食盐“间接专卖法”，加价后商运商销。文宗听纳其议。刘晏经营谋略又一次成功，敛不及民，茶税收入反而增加。《册府元龟》卷494开元二年（公元837年）九月记载着浙西观察使卢商的奏文：“常州自开成元年（公元836年）七月二十六日敕以茶务委州县，至年终已溢额五千六百六十九贯，比类盐铁场院正额原数加数倍以上。”仅隔一年，迥若大地之别，茶税收入超出盐税收入数倍之上。武宗继位（公元841年），盐铁转运使崔珙又请加江、淮茶税，常平均输再次遭到破坏。茶商所过州县，关卡层叠，恶吏当道，皆收重税，名曰“蹋地税”。
课税太重，必有私逃。宣宗大中初年（公元847年），盐铁转运使裴休，严令查禁。私贩三次，每次三百斤者，论死；长期结伙私贩者，茶虽少，亦论死。茶户私卖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并在淮南庐、寿等州皆加半税；茶户如伐园不种失业者，以纵私论处。法令如此严酷，可谓绝无仅有！
裴休之后，于琮继任盐铁转运使，搜刮民财的算盘珠子拨得极其津细，诸税之外，又算计每斤茶再增税五文，名曰“剩茶钱”。（13）茶己不是给人带来甘美享受，而是浸泡着茶农的血泪，令饮者满嘴苦涩。沉重不堪的税赋，直至唐朝灭亡，茶税一直未减。行文此处，令人不禁感叹，刘晏那种“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的经济谋略和理财方法，比起单纯地一味强制性增税方式，造成物价腾飞，确实要高明百倍。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几乎任何一个企业家、任何一个稍具经济常识的人都懂得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的道理，甚至把信息看作是流动的财富。
为了提高效率，更把管理科学立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建立数学模型，运用系统工程进行几乎无所不包的科学管理。当然，在刘晏所处的时代，既无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一说，也无管理科学、信息一词。
但是，依据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根据，货币流通是商品流通的条件。只要存在着商品与货币的流通，就存在卖与买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分裂，产生买与卖的脱节，形成价格的高低贵贱。合于利而动，趋于损而止，既是用兵之法，也是行商之规。”时间就是金钱”虽是现代观念，其实质却是古今相通。刘晏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缩小卖与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进行常平均输，可谓费尽心机，竭尽全力。
刘晏的时代没有电报电话，更没有“大哥大”，只有他用高薪招募雇佣的“疾足”，又称“驶足”。《新唐书》卷149《刘晏传》记日：“诸道巡院皆募驶足，置驿相望，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日而知。是能权万物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
《旧唐书》卷123《刘晏传》又曰：“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元甚贵贱之忧，得其术矣。”
所谓“得其术”，却是被逼出来的。刘晏所辖转运、常平范围已达大半个中国，商情变化多端，各地丰欠不一，需求高低不等，如何对商情了如指掌，做出决策，系及国库的稳定收入，社稷的人心安定。万物余缺的常平均输，犹如千斤重担压在肩头。他思虑再三，决定在各道设立巡院，巡院至京师之间，再设立驿站构通，为了提高效率，尽快掌握行情，不惜重价，皆募“疾足”，逐日快速传递。每日清晨，只见驿道上“疾足”骑马飞驰，置驿相望。百市行情涨落，四方物资余缺，商情如同接力棒，一站接一站地接送传递，不到四五天，送达刘晏手中，是谓“食货之轻重，尽权在掌握”。在获得准确商情报告后，刘晏权衡轻重，采取措施，调剂余缺，控制价格，发布的指令由“疾足”再传回各地巡院，进行常平均输，使“天下无甚贵贱之忧”。
但是，困难接踵而至。常平均输的原则是“谷贱则籴，谷贵则祟”。刘晏所辖区域辽阔，各道巡院遥距京师千里，各地情况复杂，谷价浮动多变。
虽有“疾足”迅速专递各地商情，但也得将各州县的价格变动情况报齐后，经过通盘考虑，才能决定收购价格和数量，一往一复，也得十天半月。特别在粮食收购季节，当地商人反应迅速，往往公文来到之前，粮价随上市量减少已经上涨，国家买到的粮食还是落后于商人，让商人赚取了大量利润。怎么办？刘晏采取的对策不是禁商，而是高于市价进行收购，和商人展开竞争。
凡事皆有规律。他责成交通方便的产粮州县，汇集统计出几十年中粮食收购价格和数量的历史资料，并按收购数量和收购价格各分为五等，上报议定后，作为各地收购粮食的依据，以便及时收购。具体做法是：最高的第一等价格按最低数的第五等数量收购；反之，最低的第五等价格，则按收购量最大的第一等数量收购。这实际上是一种数学模型在经济上的运用，无需先呈报价格和数量，各州县便可自行掌握，在收购时间、价格、数量取得主动。各地收购情况又通过“疾足”逐日飞报刘晏，刘晏总计各地收购数量，按照“避贵就贱，取近舍远”的原则，及时调节安排。如果收购量不足，就命价低路近的地区增加收购量。如已够数，即命令价高路远的地区停止收购。由于市场规律尽握手中，合理收购，调节供求，便有效地控制了物价，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现代科学管理，往往是多种方法可供选择，甚至是多种方法并用，但其中总有一两项是最主要的。因而，津明的管理者往往善于捕捉最主要的矛盾，进行最优化管理。我国现代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运用数学模型创立的“优选法”，“统筹法”就是数学在国民经济的具体应用。刘晏在唐朝时能运用原始记录，制定简单的数学模型应用到粮食的常平均输上，确实相当了不起。由此可见，刘晏不但商品意识强，数学功底也高人一等。
刘晏在运用数学模型进行“丰则贵籴”的同时，也运用数学模型进行“歉则贱祟”。《资治通鉴》卷226记载：“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丰则贵籴，歉则粜，或是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
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某月须如干蠲免，某月须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偿失时，不待其困弊流饿浮，然后赈之。”
很明显，刘晏设置的知院官，每旬每月都要将雨雪水旱的情况如实禀报刘晏，经统计，其数据表明出水旱二灾的形成与否。他根据这些，奏请皇帝批准，应民所急，从未失时进行赈济，该发放粮食的提前发放，该免除税收的也提前免除，稳定了民心，让灾民主动地战胜灾荒。刘晏的这种常平均输法，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宋王安石（公元1021年-1086年）
当政时也在东南各州推行，促进了生产，增加了府库，取得显著效果。
尽管刘晏为常平均输设巡院，置驿站，募疾足，平籴粜，使天下无贵贱之忧，可他仍感到心中无数。巡院专知官们面对“食货之轻重，尽权在掌握”
的赞誉不禁沾沾自喜，可刘晏却忧虑重重。他不由想到：粮谷买进卖出，万物运来运去，如鸟衔枝，如蜂酿蜜，全无度数。究竟全国有多少户数人口？
人均岁费米谷又是几何？产粮田当为多少？何况水旱两灾莫测，吉凶之年难料，何以能常平均输！他更想到，第五倚在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本为治乱，反而生乱，制造乾元重宝，造成货币贬值，米价腾飞，其实质是米价与钱不等不均。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刘晏时为户部尚书，下决心通过户部造册登记，为唐王朝制定了人口与生产总量、消费总量、常平储存总量比例的“总量说”。资料虽未表明是刘晏所为，但刘晏无疑是“当时议者”
之一。《新唐书》卷54《食货志》的记载尽管枯燥，但意义重大，全引如下：“当时议者，以为天宝至今户九百余万。王制上农夫食九人，中农夫七人，以中农夫计之，为六千三百万人。少壮相均，人食米二升，日费米百六十万斛，岁费四万五千三百六十万斛，而衣食倍之，吉凶之年再倍，余三年之储，以备水旱凶灾，当米十三万六千八十万斛。以贵贱丰俭相当，则米之值与钱均也。田以高下肥瘠丰耗为率，一顷出米五十余斛，当田二千七百二十万六千顷。”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总量统计及其比例的概率理论。它使国家在理论指导下有计划地进行农业生产、粮食消费和货币制造。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户部在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九月统计，“管户二百九十万三千一百五十二”（《旧唐书》卷11《代宗纪》），刘晏“以常平法，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率诸州米，常储三百万斜，所谓有功于国者耶”。（14）唐太宗、唐玄宗都曾提出过“国有九年之储”，但都未达到，不过是遵循《礼记。王制》中所说“国元九年之畜，曰不足；无六年之畜，曰急；无三年之畜，曰国非其国也”的空想。经过安史之乱，治国者也比较现实些，提出“余三年之储”。
尽管刘晏“常储三百万斛”也不够三年之数，但比一比宫闱缺粮、禁军乏食的景象，常储三百万斛确非易事，当属难能可贵的举措。何况，这三百万斛的常平储粮，常常进行流动性的以谷易物，以物易谷，创造的价值可论倍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