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
《后汉书》与《三国志》，论时代则后汉在前，而作史则《三国志》先成，且百余年也。自《三国志 魏纪》创为回护之法，历代本纪遂皆奉以为式，延及《旧唐书》、《旧五代史》，犹皆遵之。其间虽有习凿齿欲黜魏正统，萧颖士欲改书司马昭弑君，而迄莫能更正。直至欧阳公作《五代史》及修《新唐书》，始改从《春秋》书法，以寓褒贬。而范蔚宗于《三国志》方行之时，独不从其例，观《献帝纪》，犹有《春秋》遗法焉。虽陈寿修书于晋，不能无所讳，蔚宗修书于宋，已隔两朝，可以据事直书，固其所值之时不同，然史法究应如是也。陈寿《魏纪》书，天子以公领冀州牧；蔚宗《献帝纪》则曰，曹操自领冀州牧。《魏纪》，汉罢三公官，置丞相，以公为丞相；《献纪》则曰，曹操自为丞相。《魏纪》，天子使郗虑策命公为魏公，加九锡；《献纪》则曰，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魏纪》，汉皇后伏氏坐与父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献纪》则曰，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其二子。《魏纪》，天子进公爵为魏王；《献纪》则曰，曹操自进号魏王。《魏纪》，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严匡讨斩之；《献纪》则曰，耿纪、韦晃起兵诛曹操，不克，夷三族。至禅代之际，《魏纪》书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张音奉玺绶禅位；《献纪》则曰，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他如董承、孔融等之诛，皆书操杀，此史家正法也。至汉末诸臣，如董卓、袁绍、刘表、吕布、袁术、公孙瓒、陶谦、刘焉等，二书各有传。今两相比较，繁简互有不同，大概同作一传，则后人视前人所有者必节之，前人所无者必增之，以见其不雷同钞袭。如《袁绍传》，《范书》增陈琳作讨操一檄、刘表劝袁谭勿降操一书、审配劝谭兄弟相睦一书。《刘表传》，增表遣韩嵩使许，嵩不肯行一事，刘琦问诸葛亮自安之策一事。《董卓传》，增卓先从张温讨边章、韩遂，及不肯就徵等事；增卓请追理陈蕃、窦武一疏；增迁都长安，驱洛阳数百万人，及发掘诸陵等事；增卓被诛后，又杀其弟及母妻子于坞一事；增献帝东归，段煨以服御及公卿资储来迎，为杨定所诬，仍不缺于供一事。《袁术传》，增术向孙坚妻逼夺传国玺事，增孙策止其僭号一书，增术归帝号于彭袁一书。《公孙瓒传》，增瓒罪状袁绍一表，增瓒守易京，男子七岁以上不得入门，令妇人习为大声，以传教令一事。《陶廉传》，增笮融奉佛造像浴佛等事。此可以彼此参观者也。惟《荀》一传，陈寿以其为操谋主，已列魏臣传内，蔚宗以其乃心王室，特编入汉臣，此则其主持公道处。《寿志》虽列之于魏臣，而传末云，死之明年曹公遂加九锡，可见不死操尚不得僭窃也，则蔚宗之编入汉臣，自是公论也。至二书所纪事迹有彼此不同者，《袁绍传》，《寿志》谓何进召董卓，《范书》谓袁绍劝何进召董卓。《吕布传》，《寿志》谓布畏恶凉州人，以致李亻郭之乱；《范书》谓王允不赦凉州人，以致激变。《吕布传》，《寿志》谓布投袁术，术拒而不纳，乃投袁绍；《范书》谓布投术后，恣兵钞掠，术患之，布不安，去从张扬。《董卓传》，李亻劫帝幸其营，《寿志》谓亻使公卿诣请和，皆执之；《范书》谓帝使杨彪、张喜和亻、，留质公卿。《荀传》，《寿志》谓以阻九锡事，留寿春，以忧薨；《范书》谓病留寿春，曹操遣人馈之食，发之乃空器也，遂饮药而卒。二书不同，盖皆各有所据，固可两存其说。又《袁绍传》，韩馥以冀州让绍，《寿志》载沮授说绍曰：“将军弱冠登朝，则名播海内；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济河而北，则渤海稽首。今若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凡用八“则”字，《范书》则删却前四“则”字，以归简净，不知《史记》中本有此叠字法也。（《史记 夏侯婴传》，婴初从高祖即为太仆常奉车，以下历叙其常奉车者五，又叙其以太仆从者十，正见其亲近用事，不以繁复为嫌也。）
三国志书法
自左氏、司马迁以来，作史者皆自成一家言，非如后世官修之书也。陈寿《三国志》亦系私史。据《晋书》本传，寿殁后，尚书郎范κ等表言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于是诏洛阳令，就其家写书。可见寿修成后始入于官也。然其体例则已开后世国史记载之法。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如《魏纪》书天子以公领冀州牧，为丞相，为魏公，为魏王之类，一似皆出于汉帝之酬庸让德，而非曹氏之攘之者。此例一定，则齐王芳之进司马懿为丞相，高贵乡公之加司马师黄钺，加司马昭衮冕赤舄、八命九锡，封晋公，位相国，陈留王之封昭为晋王，冕十二旒、建天子旌旗，以及禅位于司马炎等事，自可一例叙述，不烦另改书法，此陈寿创例之本意也。其他体例亦有显为分别者，曹魏则立本纪，蜀、吴二主则但立传，以魏为正统，二国皆僭窃也。《魏志》称操曰太祖，封武平侯后称公，封魏王后称王，曹丕受禅后称帝；而于蜀、吴二主则直书曰刘备，曰孙权，不以邻国待之也。《蜀》、《吴》二志凡与曹魏相涉者，必曰曹公，曰魏文帝，曰魏明帝，以见魏非其与国也。《魏书》于蜀、吴二主之死与袭皆不书。如黄初二年，不书刘备称帝。四年，不书备薨，子禅即位。太和三年，不书孙权称帝也。《蜀》、《吴》二志则彼此互书。如《吴志》黄武二年，书刘备薨于白帝城。《蜀志》延熙十五年，吴王孙权薨。其于魏帝之死与袭，虽亦不书，而于本国之君之即位，必记明魏之年号。如蜀后主即位，书是岁魏黄初四年也。吴孙亮之即位，书是岁魏嘉平四年也。此亦何与于魏，而必系以魏年，更欲以见正统之在魏也。正统在魏，则晋之承魏为正统，自不待言。此陈寿仕于晋，不得不尊晋也。然《吴志》孙权称帝后犹书其名，《蜀志》则不书名，而称先主、后主。陈寿曾仕蜀，故不忍书故主之名，以别于《吴志》之书权、亮、休、皓也。此又陈寿不忘旧国之微意也。（顾宁人谓，刘玄德帝于蜀，谥昭烈，本可即称其谥，而陈寿既改汉为蜀，又不称谥而称先主，盖以晋承魏纪，义无两帝也。然其称先主、后主以别于吴，究是用意处。）
三国志多回护
《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之法，然此特为尊者讳也，至于弑君弑父之事，则大书以正之，如许止、赵盾之类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诫，义至严也。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覆，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汉献帝逊位，魏封为山阳公，及薨，追谥为汉孝献皇帝，《魏纪》即称之为献帝，不曰山阳公也。魏常道乡公逊位，晋封为陈留王，及薨，亦追谥为元皇帝，则《魏纪》亦应称为元帝，乃仅以陈留王纪事，而绝无元帝之称，则已异于山阳书法矣。司马师之废齐王芳也，据《魏略》云，师遣郭芝入宫，太后方与帝对弈，芝奏曰：“大将军欲废陛下。”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大将军意已定，太后但当顺旨。”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芝曰：“大将军何可见耶？”太后乃付以玺绶。是齐王之废全出于师，而太后不知也。《魏纪》反载太后之令，极言齐王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其诬齐王而党司马氏亦太甚矣。至高贵乡公之被弑也，帝以威权日去，心不能甘，发甲于凌云台，亲讨司马昭。昭令贾充拒之，时相府兵尚不敢动，充即谕成ヘ、成济曰：“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济乃抽戈犯帝，刃出于背而崩。此事见《汉晋春秋》、《魏氏春秋》及《世语》、《魏末传》，是司马昭实为弑君之首。乃《魏志》但书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弑之迹。反载太后之令，言高贵乡公之当诛，欲以庶人礼葬之。并载昭奏，称“公率兵向臣，臣即敕将士不得伤害，骑督成ヘ弟成济横入兵阵，伤公，进株伶命，臣辄收济付廷尉，结正其罪”等语。转似不知弑君之事，而反有讨贼之功。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乃曹操之征陶谦，据《世语》谓操父嵩在泰山华县，操令泰山太守应劭资送兖州，谦密遣数十骑，掩杀操弟德于门下，嵩穿后垣欲遁，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出，嵩与妾遂皆被害。是嵩之被难，实谦使人杀之也。（《曹腾传》亦谓嵩子操起兵，嵩不肯从，与少子避难琅邪，为陶谦所杀。《应劭传》亦谓嵩与少子德避难琅邪，应劭遣兵迎之，未到，而陶谦素怨操，使轻骑追杀嵩、德。）韦曜《吴书》则谓谦本遣张护送，见嵩辎重多，乃杀嵩，取其赀奔淮南。是嵩之被杀，由之利其财而非谦本意也。案谦生平非嗜利忘害者，且嵩未被害之前，操未尝加兵于徐州，则《劭传》所谓谦怨操数击之者，殊非实事。而《吴书》所记，必系南奔后，自言其事，当属可信。《后汉书 谦传》亦谓别将守阴平者，利其赀货，遂袭杀嵩。而寿作《陶谦传》则专据《世语》谓嵩为谦所害，故操志在复仇。此则因操之征谦，所过无不屠戮，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故坐谦以杀嵩致讨之罪，而不暇辩其主名也。魏文帝甄夫人之卒，据《汉晋春秋》谓由郭后之宠，以至于死，殡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是甄之不得其死可知也。而《魏文纪》但书夫人甄氏之卒，绝不见暴亡之迹。又魏明帝太和二年，蜀诸葛亮攻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魏遣曹真、张大破之于街亭，《魏纪》固已大书特书矣。是年冬，亮又围陈仓，斩魏将王双，则不书。三年，亮遣陈式攻克武都、阴平二郡，亦不书。以及四年蜀将魏延大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五年亮出军祁山，司马懿遣张傈度，被杀，亦皆不书。并《郭淮传》亦无与魏延交战之事。此可见其书法，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也。乃至《蜀后主传》，街亭之败亦不书，但云亮攻祁山不克而已。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耶？抑寿所据各国之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耶？又《魏武纪》及《袁绍传》，官渡之战，绍遣于琼率万人迎粮，操自率兵破斩琼，未还营而绍将高览、张来降，绍众遂大溃。是因、览等降而绍军溃也。《张传》则谓告绍遣将急救琼，郭图曰：“不如先攻其本营，操必还救。”绍果遣轻骑救琼，自以大兵攻操营，不能下，而操已破琼，绍军溃。郭图谮曰：“快军之败，出言不逊。”惧，乃归操。是因绍军溃后，惧郭图之谮而降操也。纪、传皆陈寿一手所作，而岐互如是。盖寿以为魏名将，故于其背袁降曹之事，必先著其不得已之故，为之解说也。又华歆奉曹操令，入宫收伏后，后藏壁中，歆就牵后出，遂将后下暴室，暴崩，而《歆传》绝不载。刘放、孙资在中书，久掌机密，夏侯献、曹肇等恶之，指殿中鸡栖树曰：“此亦久矣，其复能几。”此犹出于忌者之口，至蒋济为魏名臣，而疏言：“左右之人未必贤于大臣，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恭慎不敢外交，而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而向之。”是可见放、资二人之窃弄威福矣。其后乘明帝临危，请以司马懿辅政，遂至权移祚易，故当时无不病二人之奸邪误国。《晋书 荀勖传》，论者以勖倾国害时，为孙资、刘放之亚。可知二人之名，至晋时犹为世所诟詈也。而寿作二人合传，极言其身在近密，每因群臣谏诤，多扶赞其义，并时陈损益，不专导谀言。是直以放、资为正人，与当时物议大相反也。盖二人虽不忠于魏而有功于晋，晋人德之，故寿为作佳传。是不惟于本纪多所讳，并列传中亦多所讳矣。
三国志书事得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