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掾；曹参，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挽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而兼并之力尚在有国者，天方藉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扫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使秦皇当日发政施仁，与民休息，则祸乱不兴，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惟其威虐毒，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然楚汉之际，六国各立后，尚有楚怀王心、赵王歇、魏王咎、魏王豹、韩王成、韩王信、齐王田儋、田荣、田广、田安、田市等。即汉所封功臣亦先裂地以王彭、韩等，继分国以侯绛、灌等。盖人情习见前世封建故事，不得而遽易之也。乃不数年而六国诸王皆败灭，汉所封异姓王八人，其七人亦皆败灭。则知人情犹狃于故见，而天意已另换新局，故除之易易耳。而是时尚有分封子弟诸国，迨至七国反后，又严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又多以事失侯，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
汉初诸侯王自置官属
《汉书齐悼惠王传赞》云，高祖初定天下，大封同姓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汉但为置丞相而已。此可见当日法制之疏也。今案悼惠初封，得自置二千石。（《悼惠传》）是二千石得自置也。田叔为人廉直，赵相言于赵王张敖，即以为郎中。（《田叔传》）是郎中亦自置也。薄昭与淮南厉王书云：“大王逐汉所置相、二千石，而请自置，皇帝屈法许之。”是并得自置相矣。昭书又云：“今诸侯子为吏者御史主，为军吏者中尉主，出入殿门者卫尉大行主，从蛮夷来归者内史县令主。”如曰：“御史以下皆王官也。”是诸侯王有此等官以主诸事矣。至景帝以梁孝王属官韩安国为梁内史，孝王则欲以公孙诡为之，窦太后诏不许，是时已在七国反后，故禁令稍严。武帝以衡山王骄恣，乃为置吏二百石以上，则禁网更密矣。其后又有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贫者或乘牛车。（《悼惠传赞》）盖法制先疏阔而后渐严，亦事势之必然也。
武帝年号系元狩以后追建
古无年号，即有改元，亦不过以某年改作元年。如汉文帝十六年，因新垣平侯日再中以为吉祥，乃以明年为后元年。景帝即位之七年，改明年为中元年，又以中元五年，改明年为后元年是也。至武帝始创为年号，朝野上下俱便于记载，实为万世不易之良法，然武帝非初登极即建年号也。据《史记 封禅书》，武帝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明年，至雍，郊见五。以后则但云其后其后，而不著某年。下又云，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见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是帝至元狩始建年号，从前之建元、云光等号，乃元狩后重制嘉号，追纪其岁年也。不然则武帝六年即应云建元六年，其下所云明年、又明年，皆可书元光几年、元朔几年，岂不简易明白，而乃云明年、后年耶？又案武帝自建元至元封，每六年一改元，太初至征和，每四年一改元，征和四年后，但改为后元年而无复年号，盖帝亦将终矣。
汉儒言灾异
上古之时，人之视天甚近。迨人事繁兴，情伪日起，遂与天日远一日，此亦势之无可如何也。即以六经而论，《易》最先出，所言皆天道。《尚书》次之，《洪范》一篇备言“五福”、“六极”之征，其他诏诰亦无不以“惠迪”、“从逆”为吉凶。至《诗》、《礼》、《乐》盛于商、周，则已多详于人事，而天人相应之理略焉，如“正月繁霜”诸作，不一二见也。惟《春秋》记人事，兼记天变，盖犹是三代以来记载之古法，非孔子所创也。战国纷争，诈力相尚，至于暴秦，天理几于灭绝。汉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宗者。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数其祸福，傅以《洪范》，（《五行志》序）而后天之与人又渐觉亲切。观《五行志》所载，天象每一变必验一事，推既往以占将来，虽其中不免附会，然亦非尽空言也。昌邑王为帝无道，数出微行，夏侯胜谏曰：“久阴不雨，臣下有谋上者。”时霍光方与张安世谋废立，疑安世漏言，安世实未言，乃召问胜。胜对《洪范五行传》云：“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谋上者。”光、安世大惊。（《胜传》）宣帝将祠昭帝庙，旄头剑落泥中，刃向乘舆，帝令梁邱贺筮之，云有兵谋，不吉，上乃还。果有任宣子章匿庙间，欲俟上至为逆，事发伏诛。（《贺传》）京房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侯，各有占验。每先上疏言其将然，近者或数月，远或一岁，无不屡中。（《房传》）翼奉以成帝独亲异姓之臣，为阴气太甚，极阴生阳，恐反有火灾。未几，孝武园白鹤馆火。（《奉传》）是汉儒之言天者，实有验于人，故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无复忌讳。翼奉谓，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变见于星气。犹人之五脏六体，脏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伸动于貌也。李寻谓，日失其度，ㄙ昧无光，阴云邪气，在日出时者为牵于女谒，日出后者为近臣乱政，日中者为大臣欺诬，日入时者为妻妾役使所营也。孔光谓：皇之不极，则咎征荐臻。其传曰：有日月乱行诸变异也。而尤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欲止其乱也。谷永亦言，灾异者，天所以儆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改则祸消，不改则咎罚。是皆援天道以证人事，若有秒忽不爽者。而其时人君亦多遇灾而惧，如成帝以灾异用翟方进言，遂出宠臣张放于外，赐萧望之爵，登用周堪为谏大夫。又因何武言，擢用辛庆忌。哀帝亦因灾异用鲍宣言，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罢孔宠、息夫躬等。其视天犹有影响相应之理，故应之以实不以文。降及后世，机智竞兴，权术是尚，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无权。即有志图治者，亦徒详其法制禁令。为人事之防，而无复有求端于天之意。故自汉以后，无复援灾异以规时政者。间或日食求言，亦只奉行故事，而人情意见，但觉天自天，人自人，空虚廖廓，与人无涉。抑思孔子修《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见三，夜恒星不见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以及五石陨坠，六退飞，多麋，有蜮，鸲鹆来巢，昼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八月杀菽之类，大书特书不一书，如果与人无涉，则圣人亦何事多费此笔墨哉？
《汉书 艺文志》有刘向《五行传》十一卷，是以言《五行传》者，皆以为刘向所作。然《汉书 五行志》先引“经曰”，则《洪范》本文也。次引“传曰”，颜师古初未注明何人所作。今观夏侯胜引《洪范五行传》以对张安世，则武帝末已有是书，不自刘向始也。汉代言阴阳灾异者，惟眭孟与胜同时，其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李寻、解光等皆在胜后。（见《眭弘等传赞》。）则胜所引必非诸人所作也。在胜前者，有董仲舒、夏侯始昌。然仲舒之阴阳本之《春秋》，不出于《洪范》，今仲舒所著《繁露》具在，初无推演五行之处。至《尚书》虽自景帝时伏生所传，而伏生亦未言《洪范》灾异，其弟子作《尚书大传》，亦无五行之说。惟夏侯始昌以《尚书》教授，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果验。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甚重始昌。然则胜所引《洪范五行传》，盖即始昌所作也，其后刘向又推演之成十一篇耳。
汉重日食
汉文帝诏曰：“人主不德，则天示之灾。今日食适见于天，灾孰大焉。”宣帝诏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光武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忄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百官各上封事，上书者不得言圣。”明帝诏曰：“朕奉承祖业，无有善政，日月薄蚀，彗孛见天，虽夙夜勤思，而知能不逮。今之动变，倘有可救，其言事者靡有所讳。”又诏曰：“朕以无德，下贻人怨，上动三光，日食之变，其灾尤大，《春秋》图谶，所谓至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章帝诏曰：“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忄栗切切，痛心疾首。前代圣君，博思咨诹，有开匮反风之应。今予小子，徒惨惨而已。”以上诸诏，皆有道之君，太平之世，尚遇灾而惧如此。他如西汉成帝建始三年、何平元年、永始二年之诏，哀帝元寿元年之诏、东汉和帝永元六年之诏，虽庸主亦以灾异为忧。甚至明帝永平十三年日食，三公亦皆免冠自劾。盖汉时去古未远，经传垂戒之语，师友相传。如孔光论：“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君德衰微，则日蚀应之。”谷永以正月朔日蚀为兵乱将作。刘向并以《春秋》日食三十六为弑君三十六之应。郑兴亦疏言：“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今孟夏纯乾，阴气未作，其灾尤重。”马严亦疏言：“日者众阳之长，食者阴侵之征，是阴盛陵阳之象也。”丁鸿亦以为臣陵君之象。盖皆圣贤绪论，期于修德弭灾，初不以为次舍躔度之常，不关人事也。
汉诏多惧词
文帝诏曰：“朕以不敏不明，而久临天下，朕甚自愧。”又诏曰：“间者岁比不登，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元帝诏曰：“元元大困，盗贼并兴，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亏，咎至于此。朕甚自耻，为民父母，若是之薄，谓百姓何！”又诏曰：“朕ㄙ于王道，靡瞻不眩，靡听不惑，是以政令多违，民心未得。”东汉明帝诏曰：“朕承大运，继体守文，不知稼穑之艰难，惧有废失。若涉渊冰而无舟楫，实赖有德左右小子。”又诏曰：“比者水旱不时，边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章帝即位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战忄栗，不敢荒宁，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章不中，可不忧欤！”岐山得铜器，诏曰：“今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民之无良，相怨一方，斯器曷为来哉！”和帝诏曰：“朕奉承鸿烈，阴阳不和，水旱违度，而未获忠言至谋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叹，用思孔疚。”又诏曰：“比年不登，百姓虚匮，京师去冬无雪，今春无雨，黎民流离，困于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济，瞻仰昊天，何辜今人？”安帝诏曰：“朕以不德，不能兴和降善，灾异蜂起，寇贼纵横，百姓匮乏，疲于征发。朕以不明，统理失中，亦未获忠良，以毗阙政。”顺帝诏曰：“朕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阴阳气隔，寇盗肆暴，忧瘁永叹，如疾首。”以上诸诏，虽皆出自继体守文之君，不能有高、武英气，然皆小心谨畏，故多蒙业而安。两汉之衰，但有庸主而无暴君，亦家风使然也。
汉时以经义断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