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 循吏传序》云，太宗既有中原，分置守令，熙宗始遣使廉察之。按天眷二年，命温都思忠等廉问诸路，得廉吏杜遵晦等百二十四人，各进一阶。贪吏张轸等二十一人，皆罢之。（本纪）又命秉德廉察河东路，太原尹图克坦恭（旧名徒单恭。）与九县令皆罢去，惟杨邦基以廉为河东第一，召为礼部郎中。（《邦基传》）又宗贤为永定军节度使，秉德访察至其地，士民持盆水与镜前拜曰：“我使君廉明类此。”秉德器之，遂超迁两阶。（《宗贤传》）此皆熙宗时初设此制，上下皆以吏治为重，故举劾足以示劝惩也。世宗即位，凡数岁辄一遣使黜陟之，故大定间官吏奉法，如伊喇道（旧名移剌道。）出使，廉能官景州刺史耶律补进一阶，单州刺史石抹靳家奴等各进两阶；贪污官州防御使蒲速越等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同知睢州事乌古孙阿里补杖一百，削四阶。（《移剌道传》）后以廉问使者或以爱憎为升降，又欲立提刑司以伺察之，未及行。章宗即位，乃置九路提刑司核之。（《宗雄传》）寻又以言者谓提刑司黜陟非便，乃改设按察使。其所举劾，又差官核察之，于是权削望轻，官吏无所畏惮。贾铉奏，差监察时，即别遣官偕往，更不核察，从之。乃诏监察御史分按诸路者，女直人以汉人偕往，汉人以女直人偕往。此金代考核官吏之大概也。盖创设之始，上下奉法，甄别必公，及其久则弊渐生。如元季亦尝遣使，而情贿转甚，民间谣曰：“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辍耕录》）此弊之所必有者也。然吏治狃于故常之时，或偶一行之，遣公正大臣分路考察，未尝无补云。
金推排物力之制
《周官》，以岁时定民之众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数于小司徒。三年则天下大比。本良法也。金制，亦分按民之贫富而籍之，以应科差，谓之推排物力，亦谓之通检。大定四年，梁肃奉使通检东平、大名两路物力，他使者多以苛刻增损为能，肃所检独称平允，朝廷敕诸路以肃为法。（《肃传》）大定十四年，又诏议推排法，朝臣谓宜止验现在产业，富察通言，必须通检各穆昆（旧名谋克。）人户物力多寡，则贫富自分，贫富分则版籍自定。如有缓急，验籍科差，则富者不得隐，贫者不重困矣。（《通传》）章宗时，屡遣使与各路按察司官推排民户物力，大率每十年一次。尝谕推排使贾益谦曰：“如有新强及销乏户，虽集众推唱，然销乏者勿销不尽。如一户元物力三百贯，今蠲减二百五十贯，或尚有不能者。新强者勿添尽，如一户应添三百贯，而只添二百贯之类。卿等当尽心，百姓应当赋役，十年之间，利害非细也。”（《益谦传》）是朝廷于推排物力未尝不意存轻减。然高汝砺疏云：“推排止凭一时小民之语以为增减，有司惟务速定，不复推究其实。由是豪强者扶同而幸免，贫弱者抑屈而无诉，难望物力均矣。”（《汝砺传》）张万公亦言，适足长告讦之风，增猾吏之弊。（《万公传》）张弘信通检山东，专以多得物力为功，督责苛急。宗室永元面斥之曰：“朝廷以差调不均，立通检法，乃妄加农民田产，笞击有至死者。市肆贾贩贸易有盈亏，田园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孙至与商贾同应上役，岂立法本意哉！”（《永元传》）是通检之法，虽欲均徭役，而实滋抑勒告讦贿诈之弊也。
按金代推排之法，与宋吕惠卿所创手实法正相似。手实法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赀货、畜产，随价自占，凡居钱五当息钱一，隐匿者许告，有实则以三分之一充赏。于是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民不聊生。邓绾极论其害，谓民间养生之具，今欲尽令疏实，则家有告讦之忧，人怀隐匿之虑。且民之生计，赢缩不时，或春有之而夏已荡析，或秋贮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书何由拘录？徒使へ讼者趋赏报怨，畏法者守死忍困而已。故神宗于王、吕所创新法不改，而独此手实之法，特诏罢之。以宋暂行即罢之敝政，而金代数十年行之不变，故虽以世宗之求治，而无救于民病也。（按《宋史 吕公绰传》，官籍民产，第赋役轻重，至不敢多畜牛，以致田畴芜秽，公绰特奏之，由是牛不入籍。是仁宗时已有按产定役之法，然宋制但以之定役，而金制则令之出钱，又自有别。）
明安穆昆散处中原（明安，旧作猛安；穆昆，旧作谋克。）
金初本俗，管军民者有穆昆，百夫长也；有明安，千夫长也；穆昆之副曰富勒珲，（旧作蒲里衍。）正军之奴仆曰阿里喜，无事则课其所属耕牧，用兵则率之以出征。及得中原后，虑中原士民怀贰，始创屯田军，凡女直、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户授田，使自耕种，春秋给衣，若遇出兵，始给钱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陇之北皆有之，筑垒于村落间，如山东路有把古鲁明安，中都路有胡土霭哥蛮明安，山东西路有盆买必剌明安是也。正隆初，又起上京诸明安于中都等处安置。（《纳合椿年传》）大定中，又摘徙山东明安八穆昆于河北东路之酬干、青狗两明安旧地。初入中原时，所受田多散处州县，世宗不欲其与民杂处，完颜思敬与图克坦克宁议，令明安穆昆之众自为保聚，其土田与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遂为永制。（《思敬传》）然诸明安穆昆恃其世袭多不法，或请同流官考转，宗宪以为太祖皇帝定天下，誓封功臣，世袭此职，今不可改。其有不职者，当择其子弟中贤者代之，遂著为令。（《宗宪传》）章宗时，又诏明安穆昆既不隶提刑司，宜令监察御史察其臧否。按开国时移明安穆昆于中原，给地使之屯种，本欲赡其身家，无事则耕，有事则战，意至深也。而诸军户不能屯种，往往赁民代耕而收其租，甚至伐桑枣以为薪，且私卖其田，日益贫乏。太祖时以三百户为一穆昆，十穆昆为一明安。至宣宗时，则三十人为一穆昆，五穆昆为一明安。哀宗时，又二十五人为一穆昆，四穆昆为一明安，盖末年益耗减矣。
金元俱有汉人南人之名
金、元取中原后，俱有汉人南人之别。金则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元则以先取金地人为汉人，继取南宋人为南人。《金史 宗颜勖传》，女直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此以辽地为汉人也。《贺扬庭传》，世宗谓扬庭曰：“南人矿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异时南人不习诗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此以河南、山东人为南人也。《元史 百官志序》，诸官职皆以蒙古人为之长，而汉人、南人贰焉。文宗诏：各道廉访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南人各一人。是汉人、南人亦各分名目。《程钜夫传》，世祖命钜夫为御史中丞，台臣言钜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按钜夫由南宋人入附，故称南人，此以南宋人为南人也。
宋金齐交割地界守土官随地为属
宋、金、齐分划地界，前后不同，守土官亦随地为所仕之朝。如张孝纯以宋臣降金，金使之相刘豫，豫废，仍为金行台丞相。郦琼、李成、孔彦舟、徐文皆自宋降豫，豫废，皆仕金，琼为博州防御使，成为安武军节度使，彦舟为郑州防御使，文为南京都虞候是也。豫本金所册立，豫官即金官，豫废仍仕于金，固无足怪。至金以河南、陕西地与宋，后仍取之，其时守土官吏并不迁改，地在金则官属金，地入宋则官属宋，及再入金，则官又属金。如郑建充先为金知延安军事，齐国建，累迁刺史，齐废，以地与宋，为宋环庆路经略安抚使，金再取陕西，仍以为经略安抚使，知庆州。张中孚仕宋，知镇戎军，以原州叛降于金，为泾原路安抚使，齐国建，即属齐为陕西诸路节度使，金以陕西与宋，又仕宋官开府仪同三司，后金人来索，又归金为行台兵部尚书。李上达为金东平府司户，齐国建，为豫吏部员外郎，齐废，以地与宋，上达随地入宋，金再取河南，上达又入金，为同知大名尹。如此类者，不一而足，一似边外番部之类，换朝而不换官。盖金以地归宋时，宋高宗本未易置官吏，并虑新复州县官吏怀不自安，降诏开谕，又命检详刘豫伪官，换给告身，未几金又取旧地，故其官亦随地归金也。然亦可见是时仕宦之传遽矣。亦有宋所补放而随地归金者。《宋史 柳约传》，金人归侵疆，约出知蔡州。既而金渝盟，传檄河南，守臣皆以城降，独约遣使武昌，得报而返。是约之外多降金也。
衍庆宫图画功臣
图画功臣，汉有云台，唐有凌烟阁，宋有景炅宫、显谟阁、昭勋崇德阁。金世宗思国初创业之艰难，亦尝图诸功臣于衍庆宫。《金史实实（旧名习失。）传》所载凡二十一人：辽王舍音、金源郡王萨哈、辽王宗干、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希卜苏、（旧名习不失。）金源郡王干鲁、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罗索、（旧名娄室。）楚王宗雄、鲁王栋摩、（旧名母。）金源郡王尼楚赫、（旧名银术可。）隋国公鄂兰哈玛尔、（旧名阿离合懑。）金源郡王完颜忠、豫国公普嘉努、（旧名蒲家奴。）金源郡王萨尔罕、（旧名撒离喝。）兖国公刘彦宗、特进乌楞古、（旧名斡鲁古。）齐国公韩企先并特进实实，皆功臣最著者也。《阿里布传》（旧名阿离补。）又载代国公罕都、（旧名欢都。）金源郡王实图美、（旧名石土门。）徐国公珲楚、（旧名浑黜。）郑国公们图珲、（旧名谩都诃。）濮国公实古讷、（旧名石古乃。）济国公芬彻、（旧名蒲查。）韩国公锡默阿里、（旧名斜卯阿里。）元帅左监军巴尔斯、（旧名拔离速。）鲁国公富察实嘉努、（旧名蒲察石家奴。）光禄大夫蒙古、（旧名蒙适。）隋国公和尼、（旧名活丈。）特进托克索、（旧名突合速。）齐国公博勒和、（旧名婆卢火。）仪同三司乌雅富埒珲、（旧名蒲卢浑。）仪同三司阿里布、（旧名阿鲁补。）镇国上将军乌凌阿托云、（旧名乌林答泰欲。）太师领三省事勖、太傅大{白大}、大兴尹持嘉晖、（旧名赤盏晖。）金吾卫上将军马武、（旧名马五。）骠骑卫上将军韩常、谭国公阿里布，共二十二人，此又多景祖、世祖开国时立功最著者也。大定十五年，又图赫舍哩种塔、赫舍哩良弼。泰和元年，续图石琚。此一朝策勋典故也。
金用兵先后强弱不同
金之初起，天下莫强焉。盖王气所钟，人皆鸷悍，完颜氏父子兄弟，代以战斗为事，每出兵必躬当矢石，为士卒先，故能以少击众，十余年间灭辽取宋，横行无敌。观郦琼之论宗弼曰：“江南诸帅出兵，必身居数百里外，谓之持重。召军旅，易裨校，则遣一介之士持空文谕之，谓之调发。今元帅亲临督战，矢石交集，而指麾三军，意气自若，将士视之，孰敢爱其死乎？”（《琼传》）宋吴亦谓，金人用兵，更进迭退，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所以能制胜。（《宋史 传》）饶风岭之战，金人重铠仰攻，一人先登，则二人拥后，先者既死，后者代攻。（《吴》、《刘子羽传》）观此可以知当日兵力之雄悍矣。正隆用兵，去国初未远，故大定之初，尚能攻击江、淮，取成于宋。迨南北通好四五十年，朝廷将相既不知兵，而猛安谋克之移入中原者，初则习于晏安，继则困于饥乏，至泰和之末，与宋交兵，虽尚能扰淮、楚，捣环、庆，然此乃宋韩胄之孟浪生事，易于摧败，而非金人之不可敌也。及蒙古兵一起，金兵遇之，每战辄败，去燕迁汴，弃河北于不问。二十余年间，惟完颜陈和尚太昌原、倒回谷二战，差强人意，其余则望风奔溃，与辽天祚、宋靖康时之奔降如出一辙。当时刘炳疏言：“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节，外托持重之名，内为自安之计，择骁果以自卫，委疲懦以出战，阵势稍动，望尘先奔。”可想见是时兵力之积弱矣。兴定南侵，虽据《完颜赛不》、《讹可》、《乌古论庆寿》、《纥石烈牙吾塔》等传，屡侈战功，然《宋史》《赵方》、《孟宗政》、《扈再兴》等传，亦言屡败金兵，则《赛不》等传所云克捷者，盖亦非实事也。《完颜合达传赞》谓，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绝书，而地不加辟，杀伤相当，君子疑之，盖已见国史侈功之不足信。至如唐州之役，丧师七百，主将讹论（今作额林。）匿之，而以捷闻，为御史纳兰所劾，宣宗但奖御史敢言，而讹论置不问，此尤掩败为胜之明据也。由是相习成风，肆为欺饰。如正大四年，蒙古入商、虢，移剌蒲阿（今作伊喇布哈。）遇其游骑，获一人，辄以捷闻。（《蒲阿传》）八年，禹山之战，蒙古兵稍却，合达辄以大捷奏。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炅之祸，可胜言哉！”盖以为实然也。是时民间避兵者方欲保险自守，因此奏遂晏然不动，不二三日，蒙古兵猝至，悉被杀，皆为捷书所误云。（《合达传》）是不惟遇敌辄败，而并讳败报捷，习以为常。统前后观之，其始也以数千人取天下而有余，其后以天下之兵支一方而不足。然则承平之世，安不忘危，搜练军实，振作士气，岂非国家急务哉！（按禹山之战，据《元史 拖雷传》，是日大雾迷道，为金人所袭，杀伤相当。是合达之奏捷亦尚非全虚也。）
金初汉人宰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