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称久安长治，亡逾唐虞三代。周历八百，国祚最长，其间兴衰之迹可考镜也。所云一统之盛，穆王而后，昭王没于楚水，夷王降为侯礼。暨东迁洛邑，徒寄空名耳。安在其为真主乎？三代而后，汉唐为盛。汉祚三百移于新莽，光武中兴，事同别构，而百年后寻复乱矣。唐之天下尤不足言。始则牝鸡易姓，既乃犬羊构笟，河北亡于藩镇，京邑播于吐蕃，贞观、开元之盛，白驹过隙耳。独我明，自太祖高皇帝以布衣开国垂统，成祖文皇帝以嫡子靖难承宗迄今，十有二帝，几三百年来矣。中经土木之难，大驾北狩而四陲晏如。武皇胤绝，中原多难，宗子继统，三叶重光。北虏挠之而不能乱，东夷讧之而不能伤，宦竖簸之而迷不易位，权相斫之而厉不薰心。说者争言高皇帝功德之盛，贻谋之谨，与我列圣继述之善，是则然矣。臣以为未窥其大也，盖儒者有元会运世之说，佛氏亦有大劫小劫之谈。当天鸿蒙，始判蓁狉景象，后世何述矣？自古迄今，历岁靡纪，而四维犹在宇宙间，正以物极则返，有小开辟于大开辟之中也。学者不察而囗〈彳畏〉云世变江河，则有黄虞以前人之类灭已久，乌睹所谓离午文明之盛乎？盖孔子五十学易而系易之终，曰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呜呼！尽之矣。易道阴阳，唯是华夷界限。内阳外阴，乾坤所繇不毁也。自辛有见微于伊上，而狄祸始基；江统著论于晋初，而戎患斯炽于是。刘渊、石勒、慕容俊、苻坚、拓跋圭之流，五胡姓字，迭起代兴，妖缠氛扰，迄于唐世，吐蕃、回纥时入长安。而山后十六州，石晋遂以永畀契丹，无复冠裳之望矣。完颜起于女直，遂屠汴京，迫残宋于南服，青衣之祸酷甚，二刘犹未厌乱。鞑靼实生漠北，东扫完颜，西并西域，遂长驱江南，混一区宇大半之囗〈衤固〉，于兹极焉。何者夷狄乱华，自古未能一统？故石虎色忧于受命，苻坚寝废于饮江，而独元氏一统百年，幅员广于汉唐，囗〈羊星〉膻偏于寓内矣。又刘、石诸胡皆久住中国，窃效华风。魏文都洛，夷风丕变。即辽、金二氏崛起北庭，犹知杂用中华文物，以饰其蠢陋。而独胡元敢肆凭陵，以夷变夏，衣冠、言语、国书、官制多仍其俗。当斯时也，乾坤若为之倒置，人物或几乎销变，岂非佛氏所谓二劫之极，二传所谓未济之终耶？天若不生真主，生人祸乱，安极是用厚集？于我太祖高皇帝，龙起濠上，鼎定金陵，铲汉剜吴，长驱关洛，捣胡窟于幽蓟，歼逋孽于应昌，衣冠文物焕若神明，中原父老宁当与汉官威仪，同其涕泪哉！原夫自古开创之君，皆在中原，而我朝独自南混北。天意若曰：“元起漠北，阴之极也。”今自南之北，明以阳而胜阴也。盖自骊山烽举之后，迄于洪武建元，而天地始为之位置，日月始为之开朗，山川始为之洗涤。故语功则远驾乎？尧舜论正则陋视乎？殷周谓之曰“乾坤一小开辟”，讵不然欤？即以比于洪蒙之初，臣不能知要，难以中世汉唐为例矣。二百余年来，伟带书生，星历俦人，往往私忧遏计，而终之不验，岂尽人力亦天意也？臣故推言此旨，以明当代之盛。愿我圣子神孙毋以天意为可凭，毋以祖功为可久。庶几亿万斯年永迓天庥，尤臣所为惓惓而祝于牖下者也。
国朝有三大事应议而未改纪者，臣子所为日夜疚心者也。其一曰建文年号之不存，《实录》之未辑；其二曰：景帝之不称宗，《英庙实录》之书郕戾王附；其三曰：睿宗之附庙，仁、宣二帝之早祧。杨文懿公守陈之言曰：“国可灭，史不可灭。靖难后不记建文君事，遂使当时朝政与方、黄死事诸臣，皆郕落无传。及今搜采，犹可补辑。”又曰：“景帝已正位号，《英宗实录》标目犹称郕戾王附，宜改正。”夫辽金夷狄闰位，元是胜国，皆有国史。建文君亲太祖皇帝嫡孙，同气一家，即仇之乃不得与元比耶？且附称洪武某年，尤非故实。景帝与于肃愍公再造乾坤，终贻英庙子孙亿万年之祚，当时郕戾王之谥，未惬人心大哉！宪皇追称景帝，所挽回元气多矣。臣以为既已帝矣，改称宗而不入庙不为过也。即以为大事不可数更，如《实录》之书郕戾王附，显是矛盾，不可亟改乎？此二议者，今下国书生郕能发愤陈之策对，而不知其议之出自守陈。臣故表而出之，以俟君相之采择。世宗皇帝采张、桂诸臣继统不继嗣之说，大礼始议，正大光明。臣以为帝献王者，天地之正义；宗献帝者，人子之至情。而当时大臣顾念孝庙圣恩，坚拒新议，不无过执。亦可曰：“观过知仁。”独其滥觞，未议出于献谀小臣，而德祖遂桃，睿庙竟入。自古非创业之君之祖父，未有生不为帝，而没乃入庙者。即张、桂诸臣，亦以为未安而不能救母，亦其取富贵之心为之导耶？世庙未崩，孝烈皇后先入遂祧仁庙，亦是古所无事。当时圣意或有在焉。逮穆宗皇帝登遐，入庙祧宗之际，此其机矣。科臣陆树德曾言之，以曾孙议祧皇祖，遂不敢覆行，而竟桃宣庙，从兹莫复匡救矣。惜哉！若太祖正配天之位，则出世庙之睿谟，内臣革镇守之权，亦由孚敬之赞治，七庙之加而九，合祀之分而两。虽议礼纷纷，迄今无定是。要之，皆无害于义者，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也。臣以为方其未举，七之合之可也。及其既举，仍之可也。太祖皇帝初主分祀，值风雨之变，遂改为合祀，世宗皇帝复改为分祀。罄天下民力为之，垂五十年矣。即复罄民力改为合祀，能保无灾异乎？谁任其咎？臣故曰仍之可也。
祖功宗德懿美，何可枚举。而极为盛德事者有四：宣宗之不废赵王，一也；英宗之赦出建庶人，二也；宪宗之追谥景帝，三也；听群臣之泣谏，正钱太后之袝葬，四也。关系国家之大机者有二：宣庙之亲征汉庶人，一也；英庙北狩，监国郕王之即位，二也。庶人之轻于叛逆，习于耳目所见，意诸将之推戴也。亲征而胆破矣。也先之挟英庙而凌中国，以帝为质也。立帝而谋索矣。虽然，盛德大机皆不幸而有之者也。
孝宗敬皇帝亲万机，任贤臣，天下熙熙庶乎无德可名，无机可运者欤？
建文君之亡极可怜，又削不书史，一时忠臣事迹湮没，赖后之君子悯忠者搜葺遗闻，略备梗概。然其间亦有一二未真者，恐误来世，不得不为之辨。其最舛者曰：宣宗皇帝即建文幼子，牵成祖衣哭，成祖命太子子之。已而曰：“天下原是他家的。”遂为皇太孙嗣位。此建文故臣不平靖难之举者为之辞。因悟元顺帝之为合尊子，亦出宋遗黎之口，未可信然。如成祖皇帝为高皇后第四子，明甚，而野史尚谓是元主妃所生。盖易代之际，类多矫诬快心之语。而郑端简公不察，乃亦有饿杀孩儿养于宫中之说，名为存疑，而阴滋后世之口实。不思英庙时所释出高墙建庶人者是何人，安得又执为两端之说？是当削而勿存者也。又曰：成祖起兵，建文君敕诸将不得加矢刃于燕邸，使朕有杀叔父名。以故成祖得出入行间无惮。其说采入《吾学编》，至今传为实录。此言外若愚建文君，内实颂其仁，而甚成祖之忍。愚以为不然。建文君虽不失道，其待诸叔实严。即位未几，齐、周、谷三王皆被囚絷，岂有称兵如燕邸，而谆谆乃以杀叔为戒，且临阵而毙之，矢石不乃有辞愈于擒而杀之乎？即其君愚为此言，方、黄诸臣宁不强谏而易其辞也。至叙平安忠勇，矛刃几及成祖，则其言又自相矛盾矣。自古帝王之兴皆有天命，唐太宗数摧大敌，身经百战，体无寸伤，亦岂有敕勿伤之者？大都废兴在天，其在人谋，则文武二途致之也。高皇帝栉风沐雨，与诸功臣起昆弟晚节，于文臣多所诛戮。建文君易之，尊礼文臣，与同密谋，而武臣皆失职。成祖少受中山王兵法，数练兵出塞，为将士所服，诸老将内愤失职，而外惮成祖之英武，以兹多不肯用命。至齐、黄所白，用大将李景隆，又怯诈小人，通文墨而好大言者，人心益愤，而国事遂去矣。故金川之后，武臣迎降，文臣死节，讵非其效欤？
王子曰：余读正德初纪诸名臣蒙难事，盖深有感焉。方八党为六部大臣所持，三阁臣从中下其事。上为泣，不知所出。韩忠定盖实创之事，成为首功，不成当受首祸。瑾入司礼，所欲甘心者宜莫如忠定，然削秩至无官，输粟至无家止矣。刘忠宣公为孝宗皇帝所厚，正德初早见乞致仕去，与瑾绝无歼毫怨，顾逮治最酷，谪戍肃州，仅仅免去大辟耳。当时虽云刘宇憾公，孝庙时不为地，然非有深仇，既仇瑾亦不宜过听。至是，盖公在孝庙时应诏陈言，尽裁光禄，无名供亿，岁百万计。又议革腾骧四卫军士，诸内竖皆切齿。大抵犯一人者易为解，犯众口者难为销，此人臣出身任事者之难，自古叹之矣。不然，公之恭谨温亮，终身无暴言遽色蒙祸岂当尔耶？
世庙时，本兵李康惠公奏裁去镇守、守备内臣二十七人，锦衣官校、旗勇。内府诡匠数千人，又请考选清核腾骧四卫官军，如旗手等卫。内臣言四卫禁兵隶兵部，不便往彰义门之破虏，东市之剿曹贼皆以四卫直内，故得号召建功。公执言往岁之事，正以兵权归阉人致乱。彰义门之战，由太监振东市之贼，即太监吉祥也。上竟从公议，天下快之。呜呼！非遇英主独断，大臣一出口祸且踵至，康惠不为忠宣幸矣。汉桓帝召蔡邕，使密切直言，已复从黄门言几杀之。唐文宗与李、郑、王舒谋诛宦官，不能庇其赤族。呜呼！英主不世出，即人主亦不足恃哉！
玎珰玉佩之制，原无纱袋。嘉靖中，世庙升殿，尚宝司卿谢敏行捧宝玉佩飘摇，偶与上佩相勾连，不能。敏行皇怖跪，世庙命中官为之解，而敏行跪不能起，又命中官掖之，赦其罪。因诏中外官俱制佩袋，以防勾结。缙绅便之，独太常寺官以骏奔郊庙，取铿锵声不袋如故。今上郊天升坛时，中官例不得上，独寺丞董弘业从。弘业佩忽勾鼎耳，坚不得脱，上为立待，久之弘业仓皇以齿啮断之，始得脱。上不悦，卿裴应章被累夺俸，明年考察，弘业遂以老去。
李西涯东阳相孝宗朝，位刘、谢之间，诚悫不如刘，质直不如谢，而正事文学不啻过之，受顾命称三贤相。后刘、谢以持八党被逐，而李独留。刘瑾时，天下遂以薰犹三相，有为诗讥之者，有为书绝之者。然公保全善类，调停亦多苦心。郑端简公《吾学编》列之名臣之末，所评骘实允人心，而西涯之声价始定，然未有能方之前代如某相者。王子曰：“余读《宋史》书赵汝愚、余端礼事，深感其相似云。”始端礼与汝愚同心共政，韩侂胄窃柄，汝愚欲斤之，谋泄见逐，端礼不能遏，但长吁而巳。去留之迹，已是吻合。又云黄灏、黄度皆以侂胄憾，褫职罢郡，端礼执奏竟不免。吕祖俭尚书南迁，端礼救解不获，公议始归责焉。其行事毁誉，又何同也？至《刘颖传》记颖与汝愚相遇于废寺，僧床立语曰：“寄谢余参政某虽去，而人才犹在，朝廷幸善待之。”颖为慨诺。比余继相卒，于善类多所全佑，史以为颖之助云。世传刘、谢之行，李握手涕泣，刘正色曰：“何泣为？当时若相助一言，便可同去。今日何泣为？”李大愧赧，果尔则刘文靖似少戆，不若赵公之忠且厚矣。
宋时窑器以汝州为第一，而京师自置官窑次之。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骔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至成化问，所烧尚五色炫烂，然而回青未有也。回青者，出外国。正德间，大珰镇云南得之，以炼石为伪，宝其价。初倍黄金，巳知其可烧窑器，用之果佳。嗣是阖镇用之，内府亦有输积，而青价稍稍贱矣。嘉靖间，回青虽盛，鲜红土断绝，烧法大不同前。而上忽命烧大钢，围至六七尺，所用土料，青料既多，比入火，十无二三完好者。坐是为虚费甚钜，而人莫敢言。穆宗登极，诏发宣德间鲜红样命造，抚臣徐拭力言此土巳绝，止可采矾红。上姑允之，而加造方器如匣笥类者甚多，大钢之费既在，而方器之苦复增。盖窑器圆者镟之立就，倏忽若神。独方物即至小，亦须手捻而成，最难完整，供御大率十不能一二，余皆置之无用，殊可惜也。今上时犹踵二宗之令，且添造棋局矣。棋局如片板，尤难就，而苦不中用，不知何取而为之？盖余为九江分守，曾督运二钢，亲至其地，故得详颠末云。
国朝称治河功，前有陈平江瑄，宋尚书礼，徐武功有贞，刘尚书大夏，近则潘尚书季驯。先是河决荥城、崔镇之间，运道梗塞，议者以为草湾之下河口淤浅所致，乃谋浚之。顾荡荡何所施功，则复议别开一道入海。畚筑既施，而河塞如故。潘公继之，以为河性湍悍，自逐不肯分流，以人治水不若以水治水。乃排众议，筑厚堤，襟束之妙，在堤外更筑遥堤。盖襟束太急，或致崩溃，抵遥堤而怒杀矣。间又于遥堤上为减水闸以泻之，于是河势无所之，自相冲荡，浮沙皆随水去。入海如箭，而运道复通矣。潘公既治水，乃复议塞高家堰。高家堰者在淮安西，故淮之决口也。先时淮水从堰南注上流，稍疏寿、泗诸州，水患未甚。公既用石万计塞之，坚若宣房宫，而泗州益受淮冲。余尝至泗，目击城中皆水，而祖陵在泗者，相去数百武，亦殊岌岌。于是泗人争譁，言潘尚书曲防以病泗，不顾祖陵。当是时，其譛几摇动，幸庙议持之乃定。顾议者亦未能深了其故也。夫古称渎者独也，谓其独入于海也。自河决飞云桥，后夺清河入淮，而河淮并流，是渎不独矣。河性最急，淮往差缓，缓急并行，缓者反壅，如两军异道，同会康庄，其一铁骑熛疾，其一部曲徐重。飞骑在前，徐者愈徐，后阵必乱势也。势吾无如之何？天实为之，而于人谋乎？何尤贾让之言治河三策，以迁郡邑避河为上策，然自古所患者河害耳。未尝资之为利也。我国家建都幽燕，而河适为咽喉，运道所由是，安可任其溃决而它往乎？此其利害安可与淮等也？高家堰非淮故道也，决而不已，高宝诸湖间皆黄水浸漫，不独膏腴化为稽天，即粮运何所渡淮而入河？此其利害又安可与泗等也？览者识缓急之势，筹利害之源，酌轻重之等，而两河如指诸掌矣。然则泗可遂浸，而祖陵可遂亡虑乎？曰：“何为其然也？”泗故与盱眙夹河而城，盱眙山也，故不受冲，而泗独当之。为今之计，当即以潘公长堤、遥堤之法，卫我祖陵与泗州城，而其它漫衍无屯聚之所，则稍任其漫流，或如贾让之说，迁而避之，庶几祖陵运道两无忧耳。至于河性不常，幸沧岸谷则尚有天在，故非人谋所能必也。
有一邑，而前后盛事若合符节者。台州临海县金学宪贲亨，初姓高，后复金姓，三子长立爱，次立敬，又次立相，俱中式计偕。立爱、立敬俱第，立相下第归，次科立相亦中，俱宦南都，迎父养囗〈忄萑〉如陆贾。立相寻卒，立敬官至工部侍郎。后又有王宗沐官刑部侍郎，三子长士琦，次士崧，又次士昌，亦同计偕。士琦，士崧俱第，士昌归，次科亦中。宗沐见存，此事天下罕遇，而萃于海滨一邑。然王位尊身，与三子俱以春秋魁，愈出愈奇矣。
偶得近时三盛事记于此。万历十三年，诏起侍郎王锡爵为文渊阁大学士，时首相为申时行，直隶吴县人；次相为许国，直隶歙县人。锡爵，余州人，三人皆在直隶，一奇也；二人同一府，二奇也；而尤异者时行壬戌状元，锡爵同科会元，国辛酉解元，三相各占一元。自有殿阁以来，无此盛事。华州王庭诗兄弟三人，庭诗年十六中乡举，其次弟庭撰年十七继中。余过华州，问知有幼弟庭谕年十五，是秋亦中。三人皆极早发，而各占一岁无同者，其后又各举进士，少华之秀巧钟如此。福州府致仕知府林春泽年一百四岁而卒，其子侍郎应亮、孙提学副使如楚皆早致仕归。春泽年一百时，院司为盖百岁坊，春泽率子及孙遍拜以谢，起走如飞，时御女如少壮人。应亮今亦八十矣，饮食房室壮甚，南极老人星，似烛照其父子耶？少至庭谕，老至春泽，人生际此，政复何羡三元阁老？（按此二条无关国是，但系国朝盛事故得附录于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