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遇到你，真是我的幸运。不如这样，你和我说说你吧。”我擦干眼泪，心里的烦闷随着泪水流散了一些，觉得不那么难受了，便有心想调节一下气氛。
温智杰望了我一眼，脸上微微绽放出一丝笑容，他当然明白我意思，便换了个坐姿，沉吟了一下说：“也好，反正这会儿也做不了别的事，就摆摆龙门阵吧。”
“龙门阵……”我从来没听过这个词。
“就是冲壳子……哦，你也未必知道这个，就是随便瞎聊呗。”温智杰又轻轻笑笑，讲起他的故事来。
黑夜里，山风呼啸，四周一片寂静，篝火毕剥作响，驱离了一些深山夜晚的恐怖，而温智杰的故事，则完全吸引了我，让我更是忘记了周围的黑暗。
这位仁兄的经历倒也真是丰富，他在中国出生，十四岁时跟着父母定居海外，在英国念完硕士后回国发展，先后在好多公司供职，后来厌烦了都市的灯红酒绿，便辞职到处游玩儿，随后在这边支教了三个多月。
温智杰的故事告一段落，我有些唏嘘地说：“没想到你的人生这么精彩，可惜，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想起我的过去。”
温智杰笑笑说：“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我书是读够了，这次更算是历练了人生，也算对我父亲有个交代了。”
我莞尔一笑，问道：“那你觉得中国好，还是外国好。”
温智杰望着漆黑的夜空，想了半天才说：“我父亲原来在一家科研单位，就是受不了国内那种僵化的气氛才出的国，我那个时候还小，不懂很多事，大了以后处在国外，思维方式和做事的方法都和国内差得太多，有段时间，其实我挺讨厌回国的。”
“哦？”我有点意外地看着他。
“这些年来，我不止一次地从不同渠道里听到外国人对中国人不团结和窝里斗的批评：‘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十个中国人是条虫’，‘勇于私仇，怯于公愤’，其实在国外，中国人特别好认，那些登机时争先恐后、在公共场所大呼小叫、对马路上的红灯视而不见的人，肯定是咱自己同胞。所以那个时候，我都很排斥这些人，就是和他们在国外的街头遇到，他们兴致勃勃地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都用英语回答他们。不过，他们有困难，我还是会帮忙。我有一个外国朋友，他在国内某知名学府读国际关系，是个‘中国通’。从前每每说起我们的国民性，总带有一股略带‘宽容’的优越感。他这样说：‘智杰，你们中国是很伟大的国家，可是，再伟大也有不可爱的地方。’他委婉地表示我们的国人有时候‘不可爱’，可我心里却非常明白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就像林语堂说的：‘一个国家能混过上下五千年，无论如何是值得敬仰的。’可是，这‘值得’又怎么讲呢？是敬他生理上的一种成功，抵抗力之坚强；别人都死了，而他偏还活着。这百年中，他的同辈早已逝世，或死于水，或死于火，或死于病，或死于匪，灾旱寒暑攻其外，喜怒忧乐侵其中，而他能保身养生，终是胜利者。这是敬老之真义。敬老的真谛，不在他德高望重，福气大，子孙多，倘使你遇到道旁一个老丐，看见他寒穷，无子孙，德不高望不重，遂不敬他，这不能算为真正敬老的精神。所以敬老是敬他的寿考而已。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温智杰的话让我很有点不舒服，但却不知道怎么去反驳他，沉默了一下，我问：“那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回来，干脆待国外一辈子好啦。”
我以为这样的话过去他会无话可说，没想到这位仁兄的回答理直气壮得让我汗颜：“我是黑头发，黄皮肤，我不回国能去哪儿？这个话是我出国时，我初中的班主任蒋老师对我说的，我一直铭记着。”
“你……”我再次无语，不过总算明白了他意思，总结起来就是：自己人说自己人可以，别人不行。这个别人当然指的是那些金发碧眼的老外。
温智杰接着说：“这次遇到这个事情，我就知道，中国人其实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忍耐、最无私的民族，这些天我看到的、听到的、见到的、经历的都是这样，我们的同胞在非常的时刻爆发出来的勇气和凝聚力，还有对别人的爱，是国外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无法比拟的。”
“大爱人间！”他说完以后，我脱口而出这四个字。
温智杰又丢过来一个赞赏的眼神，朝我竖起大拇指说：“没错。”紧接着，他看我一副若有所思样子，忙问道，“你想起什么了？”
我的脑子里此刻好像闪过一道光，捕捉到了一丝过去的影子，我思索着问：“你刚才说，你的班主任姓什么？”
“蒋老师！”
“这个字眼好熟悉，等等，让我好好想想。”我绞尽脑汁，想在记忆深处寻觅出与此相关的信息，温智杰在一旁，有些紧张地看着我。
我看他的样子，没来由地又有点点想笑，憋了半天后，终于“扑哧”一声笑出声来，但随即就牵扯到后脑勺儿的伤口，疼得我龇牙咧嘴。
“你想到什么了？”温智杰一喜，忙不迭地问。
我摇摇头，大声说：“没有！”他神色又一暗，咕噜一句，“没有就没有呗，你干吗还说得那么理直气壮的？”
我忍住笑回道：“我是觉得，你刚才那副样子，那么紧张，就跟护犊子似的！”
温智杰正拿起纯净水朝嘴里倒，被我这话呛得直咳嗽，好容易喘过气来，也笑起来，有些欣慰地说：“看来你完全没阴影了，很好很好，嘿嘿，我算什么护犊子，我的蒋老师，那才是护犊子护得就跟只母鸡似的。”
蒋母鸡！一瞬间，一个身影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来，那是一个花白头发，面容清癯的老人。
我泪流满面，我知道，我封闭的记忆之门，终于出现了一丝缝隙。
几年前，刚从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我兴冲冲地来到S市，开始了我的追梦之旅，我的第一站就是电视台。
我本来就很喜欢那里，得知电视台有招聘岗位之后，几乎是当即就做出了去那里的决定，并踌躇满志地对同学及朋友们表示一定要拿下那份工作，不混出个名堂来不见江东父老。
年轻真好啊！没有经验不重要，没有可拼的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梦想，是勇气，是冲动。那个时候，就算做的决定是错的、脑子里冒出来的想法是匪夷所思的，也没有人忧心忡忡地费解、焦虑于我们的草率。因为我们年轻，有足够多的时间和犯错的机会，即便是自己，也觉得一切真的皆有可能。我们做一件事情之前的第一反应：成功了之后要怎样，而不是它有多难、失败了会有什么后果。
可在我们真正于残酷的职场里血拼过之后，却再也没有了当初的旺盛与虔诚。我们开始害怕，开始犹豫，开始反复地论证与判断，凡事依赖经验与人脉。而整个社会与他人，也习惯并默认了这样的转变，并且以此作为标准来做出选择。
几年前的我，单纯，天真，好奇，却什么也不怕。我带着我单薄的简历来到这个S市，举着一张地图边走边问，找到了电视台。
站在电视台的门口，看着这个代表着新生活和无限可能的地方，我的胸腔里顿时就鼓噪起一股饱满的激情与骚动。就好像天与地都被打开了，从前幻想过、憧憬过的一切，就要由此开始。
而同时，我也感到一种本能的自惭形秽。因为在这里出出入入的人都非常光鲜体面，而我，却是一副标准的学生妹装扮：T恤，牛仔裤，球鞋，马尾，素面朝天的脸。这种外形上的巨大差距极大地打击了我的信心，我觉得我也应该这样。
踩好点后，我跑到一家已经记不清楚名字的小店里买了一双高跟鞋。黑色的尖头皮鞋，鞋跟很细，样子很时髦，在当年极受追捧，老中青三代都不乏拥趸者。这种鞋子我从前是不穿的，因为穿上去很累，可今时不同往日了，我要在这个城市里立足，要跟这里的一切保持一致，当然也包括穿着。
另外，我还忍痛花费好几百大元买了一套职业装，有点显老，穿在身上也不太自在。看着镜子中那个陌生的自己，我既别扭又觉得新奇。
在这个跟以往完全不一样的环境里，顶着这一身迥异于从前的装束，会由此开始一段不一样的人生吗？
我没法清晰地表述，却没有来由地相信这里会是我的福地。
面试那天天气不错。我佯作平静地走在路上，面上淡定，内心却一片“动荡”：不知道给我面试的是个什么样的人？会不会很凶？哎呀，糟糕，穿这样的衣服，头发是不是该做一下？怎么就这样披头散发地来了？
越想越觉得恐怖，手心里的汗也就越来越多。因为太过紧张，以至于我走进电视台时，居然直愣愣地摔在了台里光亮的地面上。我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从光洁的地面上清楚地看到了自己脸上的难堪，羞愤地直想落荒而逃。可再一想想自己出发前的豪情壮志，又有些不甘。算了，反正也没有人看到，丢人也只有自己知道，管它呢！绝对不能影响了面试的心情。
可是，这一跤摔得实在是不轻，再加上那双“蹩脚”的高跟鞋，真正是寸步难行。我哭丧着脸“挪动”到面试的地点时，额头上已全是汗。
简单收拾停当，我便抬手敲门，等待的短暂间隙里，我居然还有时间傻乎乎地想：这算不算出门不利？
那是我第一次见蒋老师。
他是个很和善的人，却又总能给人一种无形的压力。我想：这就是气场吧！
第一次面试的结果不是很理想。虽然蒋老师没有明确地表示什么，只是客气地让我回去等消息。可我却本能地感觉到了一种“危险”：他对我并不满意。具体为什么不满意，在当时混乱的思绪里我也说不上来，但我肯定一定有问题。
一出电视台的大门，我就反应过来了：在一场非本色的演出里，我“成功”地把事情搞砸了。尽管我努力想把自己“包装”得成熟稳重，可以我当时的阅历与经验，扮演这样的角色是非常吃力的，很难成功。我的特点是“涩”，而不是“熟”。我把自己“框”死在一个我并不擅长的角色里，自然会感觉处处掣肘，进退失据，势必就会影响到发挥，显得极不自然。从理论上说：定位不清晰，诉求就很难表达，又怎么能引起别人的好感呢？
我既懊恼又沮丧：这岂不是自己把自己给淘汰了吗？
可转念一想，我又觉得事情或许没那么糟，只要没直接说我“不行”，我就可以继续争取。
我没有回住的地方，而是直奔书店，采购了几本职场类的参考书。翻到面试细节时，我更加确认了自己的推测：作为一个职场新人，你可以缺少经验、可以有专业上的不足，却绝对不能人云亦云。因为任何一家公司都不欢迎“机器人”式的求职者。
“如果还能有一次机会，我一定要真实而流畅地表达自己。”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可是，真的还可以再有一次机会吗？
等待是很熬人的。尤其是在自知结果不太乐观的情况下，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煎熬。我又是个急性子，哪受得了这个？
所以，虽然来到了繁华的S市，身处自己向往已久的“天堂”，我却没有半点观光的兴致，只是意兴阑珊地窝在住处，不停地看手机，生怕错过一点声响。
可是，整整两天，我连睡觉都是睁着一只眼睛睡的，却一直没有等到想要的结果。我坐不住了。与其干坐着着急，还不如索性主动出击。就算是“死”，也要“死”个痛快，一味被动等待可不是我的作风。
虽然有些冒昧，可我还是给蒋老师打了个电话，问他面试的结果。没想到，他居然还记得我。
蒋老师没有直接告诉我结果，只是这样说道：“如果方便的话，你明天再过来一趟吧！”
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成败在此一举。
第二天，我穿着简单的牛仔、T恤去了电视台。笑容很干净，眼神也很纯粹，再没有了初次来时有意为之的“稳重”与矜持。
看得出来，蒋老师比较满意，看向我的眼神里也多了一份亲切。
不再刻意伪装，我的一切反应与回答都出自于本心，真实、自然。渐渐地，我找到了状态，应对自如，沟通进行得越来越顺畅。不用说：第二次面试成功了。
后来，蒋老师告诉我：如果我不打电话问的话，我可能就真的跟S市电视台失之交臂了。站在一个管理者的角度，他当然更愿意接纳成熟的、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下属。而我第一次的表现确实不太尽如人意。但是，凭借他多年的经历，他相信只要假以时日，我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
于是，我当时的态度就成了关键。积极一点，就可以得到一次修正之前错误的机会；一味被动等待，就只能错过。
我很庆幸我及时抓住了机会。其实，人生的许多场际遇都是这样发生的。在你以为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实际上只要再向前一步，再坚持一会儿，就能看到曙光。我一直都喜欢恰如其分的“固执”——哪怕山穷水尽了，也不轻易放弃。
应聘成功后，我进入S市电视台的综合频道实习，跟着台里的其他同事一起做一档财经栏目。幸运的是：这个栏目是台里的王牌节目，人员配置、运作机制、客户端等各方面都很高端。
一进单位就能跟到这么好的项目，着实羡煞了我不少同学朋友。一个男同学听完我面试的全部经过后，半开玩笑地说：“‘虎’妞有‘虎’运啊！不服不行！”
对于这话，我只是笑笑，我相信“运气”是存在的，但我更相信——努力才是王道。
刚去台里做实习编导时，我每月的工资只有1500元。不夸张地说：我一个外地人，要租房子、要吃饭、要交际、要有交通费和通讯费，这点钱连基本的生活所需都满足不了。那段时间我过得相当节省，恨不得每一块钱都要算计着花。而“不幸”的是：我偏偏又是个对钱没什么概念的人，花起钱来“没数”，所以，往往不到月中，我口袋里的银子就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