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智杰蹒跚地走着，见到我，脸上露出一股舒心的笑容，微微抬起头指了指背上，就忽然脚一软，“扑通”一声摔在了地上。
我跑过去，想把温智杰拽起来，但他身体是那么沉，我只能翻转他的身子，把他上身抱在怀里。
“智杰……你醒醒！”我拍打着他的脸焦急地叫着。
温智杰微微睁开眼，轻轻地说：“背包是你的，证件在……”话没说完就又昏厥过去。
我拼命地把温智杰半拖半拉地弄到帐篷前，这才赶忙脱掉他背上那个我看着很眼熟的旅行包和他的外衣，然后把他拖进帐篷里盖上毯子。
温智杰似乎是沉沉睡去，我守了一会儿，见他没有其他的异状，这才退出帐篷，在那个石头灶上起火热水。随后我才拿过旅行包，慢慢打开。
温智杰刚才说过这个包是我的，想来他是已经查看过，包里有些洗漱用品和一些食品，在包的夹层里，我找到一张证件，打开一看，上面照片里，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正冲我淡淡笑着。照片旁边是几个字——姓名：林怡媛。
我脑海里又是轰然一声，无数的人影和事件在里面闪现，就想旋转木马一样，越转越快，越转越清晰。
我看着昏睡的温智杰，终于放声哭起来，拍打着他说：“温智杰，你一定要好起来，我想起来了，什么都想起来了，谢谢你！”
亲历大爱满人间
我不喜欢重复的人生，在我的价值观里，人生就是体验、就是成长。而人的成长，却常常是一瞬间的事。就在一个不经意间，心情已如沧海桑田，变得连自己都有些陌生了。
唯有这一次，我说不出“感谢”。国殇、国难，我只有疼痛。
感觉到轻微震动的那一刻，我并没有太在意，当时我正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为一段剪辑满意的视频而开心。窗外的天空湛蓝如洗，S市很少有这样明朗的天气，让我的心情也轻快起来。
直到同事小周的声音将我从自己的世界中拉回来。
“林姐，林姐，你有没有亲戚朋友在四川？”他说这话的时候大口喘着气，一脸的汗。
“哦，好像没有。怎么了？”我放下手里的活，略带吃惊地看着他。小周平时是个稳重的孩子，不是特别的急事，他是不会这样的。
“林姐，四川地震了，好像还挺严重，好多城市都有震感，你没感觉到吗？”小周皱着眉头，神情凝重，短短两句话，不过十来个字，他却像是一个字一个字咬出来的，每一次呼吸吐纳之间，都带着一股凝滞的悲痛。
“什么？”我大吃一惊，“刚才那个震感就是四川地震的影响吗？”我冲口吐出这句话，更加觉得惊讶，“如果连别的城市都有震感，那这次地震一定很大啊。”
随后，办公室里别的同事也都纷纷围了上来，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只不过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这样大的地震意味着什么。
小周一手揉着眉心，有些忧心忡忡地说：“希望地震是发生在无人区吧。”
但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到两个小时就被揭晓，快下班的时候，台里下了紧急通知：所有人停下手中的工作，延迟下班，到会议室开会！
我走进会议室时，那里已经有很多人了，桌子上丢着一叠图片，我只瞟了一眼，就愣住了。那上面是一片片倒塌的房屋和一具具尸体。
我自认是个善良的人，从来都对世间所有的人和事固执地保有着一份真切的同情与怜惜。可是，在那一刻，我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伤害和惨烈，是不敢用“怜悯”去面对和表达的。
房子倒了可以重新盖，钱没了可以再想办法赚，可生命却只有一次。一生只有一次的生命，没了就是没了，再也回不来了。
我眼泪夺眶而出，会议室里所有的女同事都哭了，男同事们也眼眶泛红，极力忍耐着。就连见惯了各种场面，对一切新闻事件都有着一种近乎“麻木”的淡然的领导，都面带不忍之色，连连叹气。
“好了！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还要干活儿呢！台里决定抽调一个小组赶赴汶川采访。”领导清了清嗓子，声音一如既往地坚定。他又重重地叹了口气，略带沉重地说：“与其难过，还不如多做点实事呢！这种时候，唉！”
所有人都欲言又止，或者说，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整个台里气氛都很压抑，低沉得让人心慌。
任务交代下来了，大家默契地快速投入战斗，却再也没有了相互调侃的心情，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带着不同于以往的沉重。
“我去！”
“我也去！”
不需要动员，也没有利诱，一切的行动皆出自本心，都在举手，都争着报名，似乎全没意识到将要去的地方，随时都会有生命的危险。这些人里，有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也有老成持重的中年人。
地震后的第三天，在陆续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之后，台里接到任务安排：组织记者团去灾区采访。这时候，灾区的余震就有六七级！困在里面的人都急着要逃出来，而我们，却要在此时冲进去。这是新闻工作者的“悲哀”，也是每一个新闻人的“荣耀”。
我的眼泪怎么也停不下来。尽管我知道这很不专业，也知道作为这个团队的负责人，这样一张哭得红彤彤的脸很没有形象，可我已经顾不得了，所幸大家也全没有在意。
“谢谢！谢谢大家。可是，名额有限，我们这一组，只能去三个人。”
最终，我们这个小组定下了三个人：我，还有另外两个年轻的男同事。定下来以后，我跟妈妈通了很久很久的电话，我当然不会告诉她实情，我只是特别特别想跟她说话，想听听她唠叨的声音，想对她撒撒娇，想嘱咐她跟爸爸要好好保重身体，想告诉她我有多爱他们……
可是，自立惯了的我，竟然说不出一句“软”话。即使是在这样伤感的时刻，我也只是如同以往一样，用那种“大人”的语气，嘱咐妈妈这个那个，恨不得把一生的嘱托用完。
虽然我尽量克制，可声音里微妙的小情绪还是被妈妈发现了。她小心而忧虑地问我，“小媛，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哦？我怎么觉得你怪怪的？”
我故意大声笑着说：“我能有什么事？我好得很呐！倒是你，不要转移话题，让你去买副新的花镜，为什么一直不买？我告诉你哦，这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马虎不得。”
妈妈半真半假地抱怨道：“你这孩子可真是！怎么光顾着我们哦？我换副花镜你都不放心，你自己的事情怎么不注意？你看看，你都多大了？也不知道找个男朋友。小雅家的一一眼看就要上小学了。你呢？真不让人省心……”
我没有像从前那样不耐烦地结束话题，而是耐心地听她唠叨，听她说她的担心。那一刻，我突然间意识到：有时候，孝顺不是华服美食、豪车名宅，而是耐心地、诚恳地听听父母的唠叨。他们所求不多，只是希望在他们年老之后，让你知道他们的担忧、他们的牵挂。
我一直乖乖地听妈妈在电话那端“唠叨”。可直到挂断电话，我都没有说出这次出差的真相。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个乖孩子，很少惹父母生气，更不会骗他们，可这次，我却对他们撒谎了，因为我实在是不忍心。如果我告诉他们，我自己报名去汶川灾区采访，以他们的性格，就算再不放心，也不会拦着我的。可是，他们却一定会在家里日日悬心，吃不好、睡不香，搞不好还会急出病来，更别提我那年事已高的外婆，听到这个消息不着急上火才怪！
所以，我只能瞒着他们。我是个电视人，我更是个中国人，我有我的使命和坚持，我爱我的工作，爱我的同胞，更爱我的父母。我必须要去，就必然会负疚于亲人。
“对不起！”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你又不是小孩子了，还这么伤春悲秋的？”自小一起长大的好友小雅在电话那头调侃我，活泼爽朗的声音永远都透着那么一股朝气与活力。这也是我喜欢她的原因之一，她是个开朗的姑娘，跟我认识已经二十多年了，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知道，她这样故作轻松只是想开解我。事实上，她比谁都心软。
“我又不想，忍不住嘛！”说实话，我最喜欢“撒娇”的对象不是别人，就是她。她本就是个超有母性的女子，现在当了妈妈，更加母爱泛滥了。
“行啦，哭有什么用？还不如打起精神来多做点实事呢！我跟你讲，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头儿，八十岁了，从前一直孤僻得很，根本不跟人来往的。这次你猜怎么着？昨天上午，他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公车也不坐，一个人拄着拐杖走了将近四十分钟，走走停停，带了一万块钱到市政府，说他要捐钱。他说他一定要亲自送过来才显得郑重，还请市里的领导一定要转告灾区的同志们，千万不要灰心，大家伙儿都惦记着他们呢。你听听，人家都一把年纪了，还这么有底气，你得跟人家学！明白吗？”
我也笑了，这就是小雅，无论什么时候，都用她独有的方式安慰和鼓励我。她或许不一定真的理解我在做什么，却总是站在我身边，不离不弃。人生一世，能遇上一个这样的朋友，真可以说是上苍的恩赐，我知足，并且无限感恩。
“我知道了！不过，我爸妈还得麻烦你常去照看一下啦。”我一点都不客气地要求道。
“这还用您老吩咐吗？林怡媛，你自己数数，你工作的这些年，你爸妈见我的次数是不是比你还多？”小雅也不甘示弱地“吐槽”。
我吐吐舌头，知趣地闭了嘴。她说得一点都没错，这些年来，我一直在S市工作，除了年节，平时几乎很少回家。而小雅却时常去我家转转，陪我妈说说话，或者送一些好吃的、好玩儿的，比我这个亲生女儿还要周到，以至于妈妈的一个学生还把小雅误认为了我！爸妈每次说起小雅，也很是不好意思，时不时就要念叨两句。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很幸运，一路走来顺风顺水，甚至拥有的东西似乎还都比别人多一点，如果这样都不能让我常怀感激之情，那我未免也太不识好歹了。
正因为拥有丰沛的爱，我便总想要多一点回馈，这是我必须要完成的使命之一。
为了我爱的和爱我的人，我一定要饱满地活着。即便艰险，即便总有歧路迷途，我也要走下去。
同样因为有这样的底气与坚持，我去汶川的信心也更坚定，我相信，这次的决定是对的。
出发之前那两天，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除了必要的装备，我还看了大量心理书籍，也看了一些与残疾人有关的纪录片。如果我们只是去采访报道，那这次任务也未免太“失败”了。在毁灭性的灾难面前，人们最缺少的永远都不是物质，而是心灵的安定与救赎。他们的恐慌与无助，绝不是“金钱”可以医治的。所以，我们不但要救急，更要帮助他们从精神上站起来。
真到了用的时候，我才发现从前在大学里学的那些心理学知识多么不够用！学无止境，果然一点都没错。那几天，我几乎是走到哪里都捧着一本书，研究类似的案例，琢磨到了之后该怎样跟震区的同胞们交流……简直像走火入魔了一样。
长到这么大，我也算是见过了一些大场面。可出发前的头一天，我还是被同事们感动和震撼到了。他们说，你们是英雄；他们还说，这一生，都会记得你们此刻的笑容；他们又说，替我们好好地爱他们，鼓励他们，拜托你们竭尽所能，拜托……
说着说着，有人甚至开始语无伦次，就连拥抱都带着无法掩饰的沉痛与隐忍。可是，我却真心地觉得他们无比无比地可爱。看啊，这就是我的同事，我们的同胞，有那样热诚的爱，那样深厚的情，不需要认识，用不着来日的报答，在这样的时刻，一切的关心与慷慨，都只是本能。
5月18日早上，我背着一个鼓鼓的大旅行包，跟其余两位同事一起，登上飞往成都的班机，开始我们的汶川之行。塞得满满的行囊里，衣服只有简单的几套，也没有什么化妆品，其余全是采访器材、各种备用的药品、高能量的食品等。此外，我用塑料口袋包裹好同事们委托我带到灾区的两万元爱心捐款。
我知道：这绝不是一次寻常的“出差”，它不但说不上光鲜，甚至可能有去无回，而我这个被娇惯大的孩子，从没吃过任何的苦，这次任务，对我来说绝对是个极大的考验。
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我望着窗外，心里有一些小小的激动，而更多的是一种焦灼，临行前朋友们的话，又在脑海里响起。
“就你这副娇滴滴的样子，能受得了吗？”
“小媛，你要确定你能吃得了那边的苦啊，还有……一定要安然回来，我们等着你呢。”
随着飞机的爬升，我轻轻地摇了摇头，将这些话从自己的脑子甩出去，人这一辈子，有些事情是不得不去做的。做了，未必能让自己的人生登峰造极、辉煌无比；不做，却永远无法获得安宁。
就如此刻，前方生死未卜，我的心里却异常安定。我将要去做的事情，我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它很重要，也很有意义，光这一点，就值得我去付出了。
飞机遇到一点颠簸的气流，不过还是安全地降落在成都双流机场，我们在这里会合了其他电视台的同人，组成了一个采访台，乘上当地广播电视局安排的一辆大巴车向汶川赶去。
这几天，全中国似乎都非常热，尤其是通往汶川的路上，更是弥漫着让人窒息的热气，越靠近震区，这种燥热的凝重感越强烈。所有前往汶川的采访团同人们都沉默着，四川我到过好几次，窗外的风景也如旧，但大家却因为少了观赏的眼光，却都显得落寞和严肃。
沿途的颠簸让我有点昏昏欲睡，但神经却又紧绷着，我吃了一点晕车药，便靠在座椅上想养养神，终于还是熬不过睡意，沉睡过去，直到同车一个女孩儿的惊叫声将我惊醒。
我爬起来问身边的同事小宇，“我们到哪儿了？”
小宇递过一瓶矿泉水，一边说：“已经到都江堰，就快进入震区了，林姐，刚才看你睡得沉，我们都不敢打扰你，太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