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初，湘军在两湖战场大获全胜，转战江西却遇到了大麻烦。在九江、湖口一带，曾国藩的湘军与石达开带领的太平军西征军遭遇了。针尖儿对麦芒儿，水火不相容。两强相争，石达开技高一筹，大破湘军，还俘获了曾国藩的座船，逼得曾国藩险些自杀。曾国藩领着湘军坐困于江西，进退失据。更惨的是，大将塔齐布病亡，主力罗泽南、马继美先后战死，周凤山兵败被革职，只有刘于浔率领的湘军水师驻守于南昌、临江，但也只是勉强盘踞。从太平军中传唱的一首顺口溜，就可以看得出曾国藩的窘境：“破了锣（罗），倒了塔，杀了马，飞了凤，徒留（刘）一个也无用。”到1856年4月4日，江西太平军已经控制了江西13府中的8府54州县，曾国藩被困在南昌和南康两府间的狭小地带，湘军的命似乎要完了。
正值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鼎盛局面之时，一场严重的内讧发生了，这就是“杨韦事变”。
自从永安建制起，东王杨秀清的地位就远高于其他诸王，西王以下俱受东王节制。随着定都天京以后革命形势的稳定与好转，杨秀清的野心也一天天地膨胀了起来，他不再满足于做“九千岁”，他要打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局面，取洪秀全而代之，或者把洪秀全完全架空，自己做真正的天朝领袖。其实，杨秀清当时已经是天朝真正的当家人，因为洪秀全自从进入南京城后，便重蹈了历代封建皇帝的覆辙，满足于奢靡享乐，“从此君王不早朝”，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了杨秀清。
在主政的3年间，杨秀清将其天生的军事、政治才干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但攻破了江南、江北大营，西征也取得了辉煌战绩，而且内政也算井井有条。但同时，他也越来越不知收敛，甚至利用自己“代天父传言”的特权，杖责了天王洪秀全，还逼迫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1856年9月2日，北王韦昌辉突然率部从江西前线赶回天京，杀死了杨秀清及其众多部属。后来因韦昌辉滥杀，被洪秀全所诛，石达开被急召回天京主持大局。
然而，经此一变的洪秀全已经不再相信他的那些异姓兄弟了。很快，忠心耿耿的石达开由于被洪秀全猜疑，率领约20万太平军负气出走，脱离了天朝体系。
天朝的变乱直接影响了战局，为湘军“突出重围”创造了机会。死于内讧的数万太平军将士，大多数是太平军的精锐，其中不少是功勋卓著、能征善战的大将。石达开的率部出走，则使太平天国少了一位智勇双全、德高望重的翼王，也使曾国藩和湘军少了最为惧怕的对手。石达开率领约20万人独立行动后，便再也没能发挥出其杰出的军事天才，最后在四川大渡河畔兵败被杀。
“杨韦事迹”这一年的年底，胡林翼率湘军重新占领了武昌；石达开率军出走的当月月底，江西湘军攻陷了湖口，使内湖水师得以冲出鄱阳湖，与外江水师会合。1858年5月19日，李续宾率领湘军攻克九江，林启容与17000余名守城将士全部战死，江西战场的主动权落入到湘军手中。
太平军与湘军的对抗，可以分为3个时期。前期的争夺围绕着九江，中期的争夺围绕着安庆，后期的争夺则围绕着天京。这三座沿着长江自上而下的城市，恰好印证着曾国藩所提出的“踞上游之势”破竹而下的战略设想。
当然，曾国藩之战略设计虽妙，但是太平军将士的斗志更坚。在每一次的争夺战中，太平军都让湘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只是令人遗憾的是，每一次争夺战最后的失败，又都是由于太平天国的战略性失误，这最终帮了湘军的忙！
3.太平天国比清政府腐败得还要快
1860年以后，湘军与太平军之间的对抗，逐渐形成了3个主战场：曾国藩直接领导的西线战场，李鸿章率淮军开辟的苏南战场，左宗棠率湘军开辟的浙江战场。这从战略上形成了对天京的包围态势。
欲打破这一包围态势，太平军只有一条路可走：集中兵力，密切配合。可惜，此时的太平军却变得一方面内部意见不一致，难以形成统一的战略行动与密切的战役配合；另一方面又被湘军牵着鼻子走，东征西进，疲于奔命，消耗实力，坐失战机。
湘军围攻安庆、攻打天京，靠的都是一股坚韧，太平军缺少的恰恰就是这种坚韧。更可怕的是，由成千上万革命者用血肉之躯建立起来的太平天国大厦，早就被内部滋生出来的蛀虫腐蚀得岌岌可危、摇摇欲坠了！
当初，太平天国能够迅速壮大，关键在于得民心。因此，在北上东进的征程中，太平军能如滚雪球般迅速壮大起来，许多活不下去的老百姓都携家带口地投入到了太平天国的怀抱。在历史上，每当被压迫者受压迫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总会把希望寄托在新兴的反抗力量身上，满怀热情地讴歌，极尽所能地支持。然而，事情的发展往往会令他们极度失望，因为这些新兴的反抗力量往往比旧势力腐败得还要快、对他们盘剥得还要猛烈。
洪秀全写下了《原道觉世训》，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却并没有条件也并不想去落实，“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些话都只不过是说说而已。打进南京城时，洪秀全的后宫里就已经有80多位“姊妹”了，他的天王府之富丽堂皇不亚于任何一位穷奢极欲的封建帝王，他的专制独断不弱于任何一个昏聩亡国的前朝皇帝。
在宣扬人人平等的太平天国里，却有着比历代封建王朝都有过之无不及的森严等级制度。请看其中一条：“凡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凡检点指挥各官轿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规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者，斩首不留。”
太平天国后期，贪污腐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李秀成号称“万古忠义”，为国为民，据说还为人清廉。但在同治二年（1863年），洪秀全让他拿出10万饷银，他居然能“将合家首饰及银两交十万”，忠王尚且家藏如此巨富，其他贪婪各王的腐化敛财情况又该何等严重？更可怕的是，太平天国光是大大小小的“王”就封了2700多个，试想太平天国的老百姓生活是何等艰难。难怪太平天国后期会有这样一首民谣：“太平天国万万年，军师旅帅好买田。卒长司马腰多钱，百姓可怜真可怜。”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领导人洪仁玕在自述中曾痛心疾首地指出：“今日大局竟致如此……并非丧在妖军之手，却在自己之手！”
更失民心的原因在于破坏。尽管不破不立是有道理的，但是太平天国的失误在于破多而立少，特别是将传统文化一概否定、破坏无遗，这更成为了其不得人心的关键一点。例如，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曾明文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
太平天国起义军之所以有摧枯拉朽的冲击力量，在于它有一个明确的宗教信仰的号召，把人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拜上帝会的产生虽然颇有些不伦不类，但那些支持太平天国的人，更看重的是借助造反的力量实现自己对平等、幸福的追求。但是，一旦要他们接受那些外国传来的半洋半土的宗教信仰，在颇似禁欲主义的束缚下长期生活，又目睹“小天堂”中的种种不平等与罪恶，他们必然难以接受，对于受传统文化浸润最深的士人阶层尤其如此，士人又恰恰是中国社会基层的精神中坚和指导者。于是，几乎所有的旧式知识分子和许多的近世学者，都对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的文化意义予以了高度肯定，认为他与太平天国之争，是在为文化而战，为宗教而战，为维护人伦而战。他的伟大，加封一个毅勇侯，谥一个文正公是远远不足以形容的。
征服心灵远没有摧毁神像那么简单，改变人们世代相传的宗教信仰习俗和观念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绝非单凭严刑峻法便可以奏效，必须经过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过程。太平天国毁灭偶像的政策既有悖于国情民心，又过于简单粗暴，违背了移风易俗的客观规律，所以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太平天国摧毁了无数偶像，但民众不但始终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上帝信仰，反而在心理上一步步拉大了与太平天国政权之间的距离，进而一步步削弱了太平天国的统治基础。君不见，太平天国败亡后，缺乏生命力的拜上帝会即告夭折，几乎没有留下一丝痕迹，而传统的宗教信仰习俗则悄然恢复了原貌。
冯友兰曾这样点评太平天国运动和曾国藩：“中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的长处，并不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在和这个缺点的斗争中而生长出来的，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近代化，而不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中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这就是我对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这个评价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贬低了，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把它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大贡献。”
茅家琦也认为：“十分明显，太平天国已不能完成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扫除社会发展障碍的历史任务，而太平天国自身也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早日结束内战，为社会取得休养生息、恢复经济的和平环境，也是对社会发展的有益选择。曾国藩完成了这一项历史任务。”
曾国藩和湘军的成功，是他们自己打拼出来的，但又何尝不是太平天国成全的结果呢？
4.什么样的人能成为卓越的领导者
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最终扑灭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燎原大火，把大清朝救了过来。
也许有人觉得，曾国藩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不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们自己搞内讧，如果洪秀全他们不大搞腐败，如果不破坏一切传统文化，曾国藩早就被打败了，他要么自杀、要么被杀了！他只是运气太好了！果真如此吗？
自然不是。我们知道，历史从来都没有“如果”，任何的偶然之中，都存在着必然。
前文已经说过，机遇是很烫手的，要抓住得有足够的能耐。和太平军交战的，除了曾国藩外，还有很多清军将领和大小官员，为什么他们不但没有打败太平军，还被太平军打得溃不成军，或死或逃呢？反观曾国藩和湘军，却能屡败屡战，取得了与太平军交战的最终胜利，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为什么说曾国藩值得我们学习呢？为什么中国乃至整个华人世界都有无数的老板、管理者把曾国藩作为自己终身学习研究的对象呢？首先我们就要搞清楚，为什么曾国藩能够成为一名卓越的领导者，他究竟拥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素质。
对于曾国藩为什么能够以一介文人出身，却组建起了拥有强大战斗力的湘军，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将有详细的探讨。在这里，我们只简明扼要地探讨一下，真正的领导者都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卓越的领导者是如何产生的。
曾有人写过一篇关于领导者素质的文章，该文给领导者设定的标准是：领导者要有毛泽东式的雄才大略、周恩来式的谨慎细密、朱德式的宽厚仁慈。然而，把这三个人的长处集于一身的人，古今中外恐怕都很难找出一个。事实上，能具备其中一项，就足以成就伟大了。显然，这篇文章设定的领导者标准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领导者也是常人。当然，同样是常人，领导者肯定与普通老百姓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以什么标准来判断呢？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好好琢磨琢磨。
熟悉楚汉争雄故事的人都知道，刘邦是个典型的无赖，好说大话，好吃懒做，人到中年还一事无成，当了个亭长也没干出过什么政绩，怎么看也不是当领导的料。项羽就不同了，出身名门，武功高强，文采不差，为人豪爽，雄心勃勃，真是有智商又有情商，有外表又有能力。要是单个提出来比，刘邦拍马也赶不上项羽。但历史却跟我们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看起来没有什么发展潜力的刘邦得了天下，看起来前途无量的项羽却最终自刎乌江。
如果以此观之，很多人力资源管理教程、人才测评系统之类，不敢说全是糊弄人的，但确实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正因为有这样的悖论，管理大师德鲁克就曾讽刺道：企图寻找“可能的接班人”是完全没用的，其成功的概率几乎小于随机选择，从人群中随便挑一个出来，都有可能比刻意选择的人更适合当领导。
德鲁克还强调，真正的培训从来都是自我培训。领导并非天才，也不是刻意培养出来的。真正的领导者只有一个来源：自行“脱颖而出”。但要脱颖而出，就得有点真本事。否则，即使借助外力得到了某个位置，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官”，而非真正的领导。
“脱颖而出”的基本要求是：富有勇气，坚韧，认真，敢于面对挫折，有高度的责任心，善于用人，擅长决断。至于技术之类，都在其次。刘邦尽管毛病多多，但他善于用人，不怕打败仗，对最高权力的追求非常执着。换言之，刘邦的成功，无非是在“能用人”和“不怕输”。而项羽的失败，恰恰就是在“不能用人”和“输不起”。
用这个标准来评判曾国藩，我们会发现，曾国藩以一个文人身份带兵，成功地消灭了太平天国，其真正的赢家之道，恰恰就是——能用人，不怕输！
他自己亲自带兵打仗，打几次输几次，但是，他任用的将领，都是能征善战之人。他也是输得起的人，与太平军交战，尽管输了无数次，也曾想过要自杀（自杀很有可能是表演给下属看的），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换言之，任何卓越的领导者，都必定经受住了危机的洗礼，成功地战胜了巨大的困厄。
事实上，任何取得卓越成就的领导者，都必定具备这两个素质——能用人，不怕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