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善于运用精练的语言刻画人物的性格。比如姚长庚的内心火热、外表冷漠，倔强、讷于言辞的性格通过他妻子富于个性化的语言介绍，一下子就展现在读者面前，同时又表现了姚大婶爱唠叨的性格特征和她对女儿和丈夫深沉的爱。同样是年轻的女性形象，姚志兰与小朱又各有不同，姚志兰外柔内刚、含蓄善良，小朱则泼辣好斗、开朗活泼。作者以充满诗意的语言和浪漫的场景表现了姚志兰与吴天宝的爱情，在姚志兰身上，作者细腻地刻画了一个刚刚尝到爱情的甜蜜却为了祖国的利益而不得不马上与恋人分开的年轻姑娘复杂、矛盾的感情，作者将人物崇高的品格和斗志与一个少女的恋爱情怀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使人物性格丰满、生动、真实。另外，战争的对手在小说中基本缺席，因此谈不上反面人物。郑超人是书中略带批判色彩的人物，作为一名在城市中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作者着力刻画了他在战争面前的胆怯和软弱，以及讲究卫生、清高自傲的知识分子性格，并通过姚长庚一步步的帮助、感化，逐渐完成了他在战争中的成长和进步。因为有生活的实感，故而较少概念化的痕迹。
在观察战争的视角上，作者并不以宏大的战争场面或复杂的矛盾斗争来谋篇布局，而是散文化地选取生活中一个个感人、诗意的片断，来着力展现生活中平凡的事物和感情。作者总是截取生活中诗意和美好的一面来尽情抒写，营造优美、宁静、含蓄的艺术氛围。就算是表现战争中的残酷和血腥，作者的语言也总是平实、朴素，并不做刻意的渲染。强烈的抒情性是这部作品的显著特征，作者时常借助于人物的语言自然地流露出主观的感情。这部作品无论在思想或艺术方面都显示了杨朔创作上的新进展，特别是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给读者留下了较清晰的印象，作品语言清新朴实，宁静优美，具有一定的民族风格，也因此带来了与同期多数军旅文学作品迥然不同的人物形象和艺术品格。
二、“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保卫延安》
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是我国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优秀长篇，也是当代第一部被评论家从“史诗”的角度评价的长篇——冯雪峰在《论〈保卫延安〉）》一文中说：“以这部作品所已达到的根本的史诗精神而论，我个人是以为它已经具有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史诗的精神；但在艺术的技巧或表现的手法上当然还未能达到古典杰作的水平。”同时，《保卫延安》又是第一次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成功地描绘了我军高级指挥员（彭德怀）的形象。另外，它还第一次基本实现了对战争的宏观把握和历史画面的整体描绘的有机统一。这三个“第一”，便奠定了《保卫延安》在中国当代军旅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显赫地位。
《保卫延安》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它以磅礴的气势、雄浑的笔触，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场面宏大的革命战争的历史画卷，形象地反映出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作品以解放战争的第一仗“延安保卫战”为中心展开情节，描绘了在彭德怀指挥下，人民军队经过青化砭、蟠龙镇、榆林、沙家店等战役，以少胜多，最终取得了延安保卫战的全面胜利。小说以参加战争的周大勇连队为线索，细致地展现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并侧面交代了陈赓兵团南渡黄河、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局，使读者了解了整个解放战场的全貌，展现了我军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历史转折。
其次，《保卫延安》为读者塑造了一批高大的英雄形象。周大勇是作者浓墨重彩、倾心塑造的英雄典型。作者集中描写了周大勇在战斗中的机智、勇敢、顽强，在思想上对党的忠诚和坚定，在生活上对战友的关心和爱护，以及对人民群众真诚无私的热爱，在这个人物身上汇聚了众多的英雄特性，使周大勇带上了鲜明的理想化色彩。除周大勇外，《保卫延安》在人物塑造上最大的特点是全面地刻画了我军各个层次、各种身份的军人形象，这是《保卫延安》之前的军旅小说中所没有的。从西北野战军的最高统帅彭德怀到连队里的普通战土马长胜，从中高级指挥员陈兴允到李诚、卫毅，到战斗班长王老虎、炊事员孙全厚，作者都作了较细致的刻画和描写。其中，政治委员李诚的形象值得关注，在“前17年”军旅文学中，政治委员的形象可以说寥寥无几，在战争年代，冲锋陷阵的英雄才是战争的主角，才是最能打动读者的艺术形象，专门拿出大量篇幅描写政治委员在一部军旅小说中几乎是奢侈的，但是，《保卫延安》提供了一个特例。作者试图通过李诚这样的政工干部表明党的政治工作在人民军队中的作用和力量，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应该说《保卫延安》在文学史上的开创意义远远大于其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在艺术表现上，《保卫延安》的缺陷是明显的，作为一部全景式战争小说，它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局限，艺术表现手法单调，对国民党军队的描写也显得薄弱，在人物的塑造上有明显的刻意的痕迹，对人物心灵的开掘不够深入，对性格的展现也不够全面和多样，人物略显空洞干瘪。
三、战争全景小说：《红日》
吴强的《红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以其突出的艺术成就而成为“前17年”军旅长篇小说的标高之作。《红日》是继《保卫延安》以后又一部正面展现解放战争全貌的史诗性作品，如果说《保卫延安》反映生活的广度还嫌狭窄、人物的塑造还嫌单薄的话，《红日》则展现了解放战争时期更为广阔的生活画面和人物更为丰富的内心世界，在以艺术的形式表现重大战役方面做出了更全面深入的探索。小说取材于解放战争初期陈毅、粟裕统率的华东野战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山东的历史事实。它以敌我双方开展的军事斗争为主线，描写了我军在涟水战役中受挫、经过莱芜大捷、最后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74师的全过程，作者以其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深刻理解和运用，真实地表现了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从战略撤退到战略反攻的历史演变，形象地再现了解放战争中人民军队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红日》以其在战争观念和小说美学上的创新性和探索性而带来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和个性，成为中国当代战争文学中的重要收获。
首先，小说以高视角、俯瞰式的叙述方式展现了战争的全貌。《红日》把一个军作为战争描述的广角视点，而叙述者则像一个架设在空中可以随意转换角度的摄像机，时而俯瞰宏大的战场全貌，时而将镜头聚焦在某一个班排的小型肉搏战；时而面向地方，时而扫视战场；时而聚焦前线，时而照射后方，作者以高空视角的自如便捷，将自己的笔触伸向战争中所能展现的每一个场面，视野开阔层次分明。表现的生活容量丰富、细致，也给整部作品带来了气势恢弘的艺术效果。小说主要以涟水、莱芜、孟良崮三次战役结构全篇，作者在这三次战役的描写上有详有略，各有侧重，而我军的战果也有胜有负，显示出作者在当时与众不同的创作观念。作者采取先抑后扬的办法，以我军在涟水战役中的失利开篇，这样的开篇在艺术上一方面显示出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和我军面临的严峻形势，为我军以后来之不易的胜利做了铺垫，另一方面增强了小说的吸引力，给读者造成了悬念。这样的结构方式明显与众不同，显得真实、可信，表现了作者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独特理解。接着，莱芜战役的小胜作为一个转折和过渡，将读者的情绪从涟水战役的失利中调动起来，最后集中笔墨，重点描写了孟良崮战役歼灭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74师的伟大胜利，从而表现出解放战争在华东战场的历史性转折。三次战役在描写上有主有次，在情绪调动上有的压抑沉重，有的痛快淋漓，有的紧张激烈，较好地把握了战役进展的节奏，表现了作者在结构上的独到匠心。
其次，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做出了新的艺术尝试。小说刻画了从军队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的多层次的丰富的人物群像，并细致地展现了这些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心理活动。作者注重突出人物人性化的特征而较少概念化的痕迹，无论是我军的正面人物、还是敌方的反面形象，都以突出其血肉丰满的个性特征为主导，人物的性格和情感都得到了较为丰富的展现。这样的写作方式，与同类小说中正面人物的崇高、完美和反面人物的凶残、丑陋特征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而丰富了人物的心理结构层次，提升了人物个性化的美学品格。具体说来，作者在人物塑造上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善于用细节展现人物心理，展示人物在不同时间、不同场景下真实的心理活动，表现出人物应有的情感和思想。如小说第十章结尾处，作者通过阿菊在送别丈夫时所发生的将马尾松当成丈夫队伍的一个视觉错误，细腻、婉转地表现了阿菊对丈夫杨军深深的爱恋和牵挂，以诗意自然的笔触将年轻妻子纯真美好的内心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再如，团长刘胜接到“停止战斗行动”的电报时，在上面画了个“花生米一样的小圈圈”，5分钟后，在接到攻打孟良崮的战斗电报时，他兴奋地写上了一个“小鸡蛋大的刘字”。作者通过人物圈阅电报时一大一小两个细节，表现了他此一时、彼一时的心情，揭示了人物爽直、急躁的性格特征。二是运用心理描写凸显人物性格。小说成功地运用了大量心理描写来展现人物的思想、情感、欢乐和烦恼。对我军高级指挥员沈振新和梁波，作者通过他们在作战指挥中的思索和判断，表现出沈振新的沉着冷静、坚毅果敢，梁波的开朗乐观、幽默敏锐。此外，在同类作品里比较少见或作为点缀的女性形象，也在《红日》里得到了较充分的展现。如第二章，沈振新与妻子黎青分别前夕，作者通过对黎青心理活动的揭示，细腻地刻画了她丰富的、甚至不满足的情感世界，将一位年轻、有文化的女性对爱情的渴望和苦恼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应该说，作者较早地涉及我军高层领导干部婚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由夫妻间较明显的文化差异带来的生活、情感上的矛盾，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将这矛盾深入地挖掘下去，而是采取了简单的、较为理想化的处理方式。三是注重对人物文化背景和历史的揭示。在人物塑造中，作者将人物的文化背景与人物性格相联系，展示出人物性格形成的文化心理基础，同时，不回避英雄身上存在的缺点，写出了人物的成长过程。在团长刘胜、连长石东根身上，既有我军基层指挥员的忠诚、坚毅的共性特征，又有作为农民出身的指挥员特有的民族个性和农民的文化局限。比如，刘胜对知识分子（政委陈坚）的偏见，石东根胜利后穿上敌军军服、醉酒纵马狂奔的得意忘形，都体现了农民文化和农民心理的负面。这样的描写一方面体现了作者对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追求，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对农民文化劣根性的批判。四是成功地刻画出反面人物的灵魂。小说对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一反同期小说中“脸谱化”、“漫画化”的处理方式，将笔触伸入到人物的灵魂深处，依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刻画出有一定深度的反面人物形象。张灵甫、李仙洲、张小甫等反面人物，在书中首先是有着不同政治立场的军人，其次才是正义之师的敌对者。张灵甫带领的整编第74师是蒋介石的嫡系王牌部队，号称“天之骄子”。因此，张灵甫骄横狂妄，不可一世。作者既写出了他刚愎自用的个性，又写出他深知国民党军队内部钩心斗角、互相残杀的内幕，而担心友军不能同心协力的忧虑，有层次地揭示了他掩藏极深的内心世界。营长张小甫也是小说中反面人物形象塑造较为成功的一个，书中一方面写了他对上司张灵甫的忠诚，同时，也写出了他对内战的思考以及反战的情绪，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者通过一个反面人物形象情真意切地说出了战争对民族、对百姓带来的灾难，表现了其人性的良知，实属难能可贵。在《红日》中，反面人物不是作为正面人物的陪衬出现，而是有着独立地位的艺术形象，这样的创作手法提升了小说的艺术品格和魅力。
最后，展现战争生活中的爱情，也是《红日》的一大特色。作为一部全景式的战争小说，除了战场上的拼杀，作者还以细致、大胆的笔触描写了战争中几种不同的爱情。书中既写了高级将领沈振新与黎青这对结婚多年的夫妻间的体贴与温存，又写了梁波与华静之间朦胧、含蓄的恋情；既写了青年军官胡克与姚月琴之间短暂的恋爱，又写了战士杨军与阿菊这对年轻夫妻间纯洁、坚贞、朴素的情义，甚至，作者还写了小护士俞茜对战斗英雄杨军——阿菊的丈夫朦胧的崇拜与爱恋，以寥寥几笔将一个纯情少女的心事呈现在读者面前，体现了作者在情感创作方面的艺术探索。这些爱情场景的描写各不相同，又人情人理，为作品增添了阅读快感。另外，从整体结构上看，将幸福、甜美的爱情生活穿插在紧张、残酷的战争场面中，不仅使战争中的生活场景更加丰富生动，而且也表现了人们对和平幸福生活的向往和美好人性的呼唤，在节奏上也形成了张弛有致的艺术风格，增添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是对“前17年”军旅长篇小说爱情描写的突破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