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鲜明的民族风格。民族风格大一统局面的迅速形成，得益于三点。一是相对单一的民族民间文化背景；二是表现对象的中国化与民族化；三是“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审美要求。但是在民族风格的表现上，又形成两种套路，一是在形式上直接采取了传统的章回体或传奇式叙事方法，形成了传奇化的叙事风格。另一种是在作品中塑造带有鲜明民族性格和精神的人物形象，并展现出本民族特有的民风民俗和生活风貌，这类作品在精神内涵上更多地展现了我们民族的气魄和本质。以传奇叙事的写作手法而取得较高艺术成就的作品有《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等等。传奇叙事的作品由于叙事手法的相似而带来了一些共同特征：一是整部小说并不瞩目于对大事件的展开或大场面的铺排，而是由一个或数个小型的战斗故事构成，故事是小说的主体，无故事即无小说。二是叙述者在小说中充当作者的代言人，不仅以全知全能的视角讲叙故事的细节和整体，而且能够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道德观念和情感取向发表议论和评判。三是由于过于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生动，而忽视了人物形象的塑造，缺乏对人物心理性格的揭示，而使人物显得单一、扁平。而另一类塑造具有鲜明民族性格的英雄形象、展现民族精神风貌的作品则更体现了时代的特色和中华民族坚韧顽强、百折不挠的精神实质。《红旗谱》、《风云初记》是其中的优秀篇章。朱老忠的侠、义、忠、勇有中国古代许多英雄豪杰的影子，而他的勤劳、朴实、忠厚又浓缩了中国农民的优秀品质。《风云初记》则以浓郁的诗情画意取胜，人物勤劳朴实、乐观向上，并带有北方农民独有的豪爽、忠厚，场景描写则纯净、明快，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展现了我国北方农村的民风民俗。
三、现实军旅题材小说的羸弱及其原因
在上述战争小说的“主流”之外，还有一条蜿蜒行进在“前17年”中的军旅小说“支流”，那就是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和平环境中的军旅生活、军人情感以及军民关系的小说序列。它们的出现，拓宽了军旅小说的题材领域，丰富了军旅小说的表现内容，给军旅小说带来了新的特质和新的美学情趣。较早取得成就的是一批在战争后期入伍、几乎和新中国同时起步走上创作道路的青年作家，题材面相对集中在西藏、云南等少数民族边疆地区。50年代中期前后的代表作品有徐怀中的长篇《我们播种爱情》、中篇《地上的长虹》，刘克的短篇《央金》、《古堡上的烽烟》，彭荆风的短篇《拉枯小民兵》，以及林予反映东北军垦生活的长篇《雁飞塞北》等。在1963年的全军性大征文活动中，又出现了任斌武的《开顶风船的角色》和林雨的《五十大关》等正面描写部队训练生活的优秀短篇。“文化大革命”前夕出版的黎汝清的中篇《海岛女民兵》和金敬迈的长篇《欧阳海之歌》，则为“前17年”的军旅小说画上了有力的句号。显而易见的是，这批作者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都远不足以和同时期的战争小说相抗衡。造成和平时期现实军旅题材小说创作薄弱的原因也许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两条。
第一是创作队伍的变化。由于军旅生活和军旅成员急速而巨大的流动性——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同时也就决定了它的文学反映必须在不同的时代推出不同的代言人（作家），以保证作家对生活的亲历和体验，否则，势必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迫与尴尬。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批相对成熟的军旅作家陆续转业到地方工作或者升到更高级的领导岗位，对现实军旅生活的逐渐疏离与隔膜迫使他们只能面对过去（战争），而无法关注“当下”。与此同时，更年轻的军旅作家还处在成长之中，作家队伍的这一“断层”，直接导致了现实军旅小说创作的贫弱。其实，再进一步推广开来看，“前17年”的军旅小说在题材上已然呈现出明显的“橄榄状”。以建军40年（1927—1966年）的历程来划分，反映前10年即红军题材的小说甚为稀少，反映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军旅小说也渐次萎缩，最大量的是集中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作品。这种现实和当时活跃的军旅小说家群构成的“橄榄状”恰成一种对应关系：红军出身的小说家几乎没有，新中国成立后参军的小说家尚待成熟，真正的主力绝大部分是“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战争期间入伍者。以此观之，是否也说明了“生活乃创作的唯一源泉”？
第二是创作路线的强化。这里所说的“创作路线”大体指的是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路线。这一路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一体化的推行与强固，也变成了普泛的基本原则与指导思想。文学的革命功利性和政治功能性不断地被加以规约和强化，从“两为”的文艺方针到“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乃至“写什么”（题材、主题）和“怎么写”（形式、风格）等等，都有了不可更易的明确限制与强行规定。而军队作为高度政治化的武装集团，在这些方面执行得更为坚决和纯粹，不允许有丝毫越轨的倾向、情绪和笔调。五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先后出现的略有探索的《洼地上的“战役”》（路翎）、《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碧野）、《战斗到明天》（白刃）、《亲人》《妈妈》（王愿坚）、《英雄的乐章》（刘真）、《雪天》（张麟）、《三月雪》（肖平）等战争小说都一一被扣上了“战争残酷论”、“资产阶级人性论”、“丑化人民军队”等多种帽子而遭到过不同程度的批判与否定。有的作家还因此罹难而被迫搁笔。这也是造成战争小说“第二次浪潮”无从深化与发展的重要原因。相形之下，现实军旅题材就更为敏感和棘手，一方面是缺乏经验与参照，一方面是诸多矛盾难以回避。1957年前后，在“双百”方针的倡导下，在“干预生活”口号的鼓动下，触及部队现实矛盾的《不好领导的人》（路野）、《无风浪》（朱新楣）等相继发表，但立刻就遭到了粗暴的无情棒喝，现实题材军旅小说创作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刚刚起步就踉踉跄跄，致使不少作家或者不越雷池，或者绕道而行。进入60年代，战争题材也开始衰微，现实题材受到鼓励，只是现实主义的因素不断稀释，而浪漫主义的成分逐渐膨胀，掩盖矛盾、粉饰生活成为一时的审美原则。“好人好事文学”普遍增多，即使写矛盾也是先进与更先进的矛盾。这方面的经典之作《欧阳海之歌》在塑造人物方面已然出现了某些“高、大、全”的苗头，虽然名震一时，其艺术性和生命力却因此而大受损害。截至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笼，便基本宣布了“前17年”军旅文学的寿终正寝。
现实军旅题材的羸弱与历史战争题材的强大，比照出了题材的不平衡。此外，还有一个体裁不平衡，即中短篇小说的歉收与长篇小说的丰收亦成巨大反差。如果说在短篇领域中，还有王愿坚的“红军系列”、刘克的“西藏系列”、任斌武的《开顶风船的角色》、林雨的《五十大关》等精品佳构甚为突出的话，那么，中篇小说则真是乏善可陈了。这与“前17年”当代文学中篇小说体裁普遍欠发达有关，更与文学手法的还不够多样、丰富与细腻有关。寥寥不多的几个中篇，基本上都是长篇梗概（或儿童题材）。若以今天的写法，加以铺排、渲染、营造氛围、强化感觉，差不多就成长篇了。中篇小说留下的这一“空白”，正好成为了新时期军旅小说的一个“爆发点”。如前所述，在影响与局限“前17年”现实军旅小说健康发展与繁荣的两条主要原因中，创作队伍的变化是表象的，创作路线的强化才是实质的。而且，后一条不仅仅是针对现实军旅小说的，它对战争小说乃至整个当代小说的影响，都是深刻的，在它的强力牵引下，“前17年”的军旅文学和当代文学一样，走过了一条曲折回环的艰难道路。但是，即使如此，军旅小说家们仍然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一度将军旅小说的成就推向了时代所能允许的最高水准，为军旅小说的深入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至于那些根本性的问题，只能留给一个新的时代予以解决。事实上，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日后果然成为了新时期最早打破坚冰的先锋与闯将。
第二节50年代的军旅长篇小说
一、孙犁和杨朔的散文体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与《三千里江山》
在当代作家中，孙犁和杨朔都以散文著称，他们涉足的小说，也都呈现出散文化的风格特征。孙犁的《风云初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描写了抗日战争初期滹沱河措岸的两个村庄子午镇和五龙堂的生活变迁，展现出特定时期民族矛盾与农村各阶层矛盾错综交织的历史现实。小说围绕高庆山、吴春儿、田大瞎子、老蒋等几户人家在抗战初期的生活情状，细致地描绘出冀中抗日根据地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通过他们对待抗日的不同态度，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内部矛盾。这里既描写了农民群众保家卫国，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乐观坚强的精神面貌，也描写了地主阶层内部在抗战问题上的相互勾结与分化；不仅有积极向上的两个农村青年——春儿和芒种的爱情故事，也有俗儿这样的开放、泼辣、追求享乐的女性对人生投机性的选择，还有像李佩钟那样的从封建家庭走出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小说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将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人物在不同时期的思想状况真实地反映在读者面前，使我们看到了抗战初期冀中农村丰富多彩的人文风貌。
几位女性形象无疑是小说成功的重要因素。女人主公春儿坚强、乐观、活泼、真诚，追求自由、健康的爱情和平等、幸福的新生活，在她身上既有农村姑娘的朴实与羞涩，又有新时代女性的勇敢与泼辣，她是农村年轻女性的优秀代表。李佩钟是书中另一个富有新意的女性形象，由于出身的关系，李佩钟的性格较为复杂，她的夫家与娘家都是地主，她从双重的封建家庭反叛出来参加了革命，克服了种种压力与束缚，坚定地站在革命的行列里，在她身上既有革命者的坚强与热情，又有知识分子与革命要求不相一致的充满浪漫小资情调的生活追求。这个人物性格本身的丰富性给读者带来了阅读的新意，但由于作者对李佩钟内心的矛盾斗争与情感纠葛，并不像春儿那样进行了深入的开掘与展现，难免给读者留下了阅读遗憾。反面人物俗儿的形象无疑是成功的，也是那个年代农村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在抗日风云初起的时候，她曾是抗战的拥护者和积极的活动分子，也尝试为抗日做过一些工作，但是风流多变的个性，追求享乐生活的愿望，最终使她跟随丈夫高疤走上了破坏抗战的道路。作者真实地刻画了这个人物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以及开朗、善变的性格，俗儿的形象丰满、生动、真实可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风云初记》的整体风格明快、乐观，富于浪漫气息，尽管作者选取残酷的战争作为表现对象，但是在作品中着重表现的并不是战争血腥、残忍的一面，而是努力展现战争年代抗日军民不屈的个性与乐观向上的品格。小说并不追求故事情节的完整与曲折生动，而是从故事情节的逻辑顺序向抒情性和意境营造方向转化，借用散文化的写作手法，呈现出诗与散文融为一体的诗化小说的倾向，作者的笔墨常常集中于生活中的一个画面、一段对话、一个场景的描绘与镂刻，用精练、细致的语言描写人物的情感与心理，并与自然景物的描写融为一体，营造出情景交融的美好意境。比如春儿与芒种的爱情描写，就常常采用这种手法，细致地描绘出两个农村青年乐观、真挚、自然的恋爱与成长过程。孙犁作为当代散文大家，对语言的把握和运用可谓炉火纯青，《风云初记》的语言保持了他一贯的风格，洗练、朴素、清新、优美，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充满了诗情画意，人物的语言则生动活泼、个性鲜明，高超的语言技巧为小说增添了艺术魅力。
《三千里江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是杨朔以散文化的手法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我国第一部较大规模反映朝鲜战争的作品。正如作者在散文创作中一贯追求的从平凡中昭示伟大、从小事件中显出大气魄的风格一样，《三千里江山》没有去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主人公，而是选取了战斗中平凡而普通的小人物，并通过对这些普通的劳动者或战斗者内心世界的揭示反映出他们美好的心灵。《三千里江山》为我们展现了一支铁路工作援朝大队为保护江桥支援前线所经历的斗争，作者热情赞颂了志愿军英雄们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同时展现了中朝人民之间用鲜血凝结的真挚、深厚的友谊。作者以自己在朝鲜战争中的亲身体验来抒写对英雄的理解和感受，在风格上、在观察战争的视角上、在人物形象的选取和塑造上都有自己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