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革命历史为主要题材的短篇小说作家主要可划分为两个梯次。第一梯次的作家多少经历过战争，他们是孙犁、石言、彭荆风、峻青、茹志鹃、刘真、徐光耀、柯岗、立高等人。第二梯次的作家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入伍的小知识分子，以王愿坚、刘克等为代表。第一梯次的作家较第二梯次的作家接触更多的革命历史，有的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写出了出色的革命战争作品。当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号召大家拿出描写革命战争的“伟大作品”后，预告了革命历史诉诸文字的时刻到了，就在这之后，革命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开始勃发。其数量占据了“前17年”军旅短篇小说的绝大多数，发表时间集中在50年代到60年代之间。作品量多并形成相当规模的主要有王愿坚、峻青、柯岗、茹志鹃、白刃、立高、刘克等人。孙犁于1949年12月发表的《山地回忆》，无形中开启了军旅短篇小说书写革命历史的大门，但温情的回忆与激烈而高亢的意识形态基调似乎不能合拍。直到50年代中期，朝鲜战争结束，一批颇有影响力的短篇激起了“前17年”第一波的军旅短篇小说浪潮，主流的军旅短篇小说艺术特征才具体明确。其中峻青、王愿坚、刘克可称作这支队伍的典型性代表，他们分属两个梯次、三种创作背景。峻青在1942年即写出了他的第一篇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马石山上》，是英雄主义史诗性作品的先锋。故事多取自真实的历史事件，几乎与历史同步，是三个人中最早涉足革命战争题材的老将。王愿坚则是50年代才开始创作，小说素材多从采访中获得，主要集中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生活，但一出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刘克是少数几位钟情于边疆历史的作家之一，作品主要反映边疆地区和平解放的过程，与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生活相比，既同属于革命历史的一部分，又有着截然不同的独特内容。他们最急于要回答、最迫切要阐释的共同问题就是：革命的胜利从何而来？革命的胜利意味着什么？王愿坚说：“我们今天走的这条幸福的路，正是这些革命前辈们用生命和鲜血给铺成的。”这几乎传达了所有作家的心声。每位作家都带着自己对幸福的理解和对前辈的感激与尊敬再现着那段烽火岁月，虽然篇幅短小，其群体的合力也具有了建构史诗的意义。
峻青来自胶东半岛，20世纪40年代开始创作，1955年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的《黎明的河边》引起了关注，被拍成电影。1959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黎明的河边》（上海文艺出版社），另有短篇小说集《海燕》（作家出版社1961年出版）。1959年出版自选集《胶东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录作品多取自胶东半岛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事件。《黎明的河边》影响最大，是峻青的代表作。峻青擅长表现紧张的人物关系、惊险的斗争场面、曲折的战斗经过，以突出革命胜利的传奇性。如《黎明的河边》、《烽火山上的英雄》、《马石山上》等等。《黎明的河边》讲述小陈一家掩护武工队员穿过敌占区的故事。在现实的困难面前——赶上暴风雨、与还乡团遭遇、小陈的母亲和弟弟被捉为人质、母亲与弟弟牺牲、渡河时被追击，小陈一家表现出了临危不惧、大义凛然、英勇不屈的英雄品格，终于将武工队员渡过河，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光荣使命，也为革命的顺利开展做出了贡献。作者以做报告为引子导出英雄的整个故事，暗合了民间说书艺术的文化心理，情节与叙述方式都透出浓重的民族风味。
王愿坚也来自山东，和峻青一样算是部队的小知识分子，却有着不同的创作经历。在编辑《星火燎原》和帮助首长撰写回忆录的时候，王愿坚有机会采访到许多老红军、老干部，走访了革命根据地，积累了丰富的小说素材。“正是抱着为革命树碑立传的信念，王愿坚开始了他的短篇创作”。1954年，《党费》的发表使王愿坚一举成名。此后，他先后出版了小说集《党费》（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亲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普通劳动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等。《党费》讲述女共产党员黄新在艰苦的斗争生活条件下如何积攒党费（一堆咸菜），又在国内革命战争的危险氛围中如何保全党费、交纳党费的故事。在这个短篇中，初步展现了王愿坚提炼主题纯粹度的能力。作者围绕艰苦斗争环境中交党费的过程，将既神圣又厚重的“党费”的内涵诠释出来。最能体现王愿坚以小见大、凝练简约风格的是《七根火柴》。在其中，作者将笔墨极度精简，采撷生活横断面，捕捉主人公的细微感受，在关键的一刹那升华出主人公的精神境界，是军旅短篇领域独树一帜的精品佳构。与竣青热衷于故事的情节性不同，王愿坚更注重故事意义的开掘，对短篇小说艺术也有更加独到的把握，他有大量谈短篇艺术的论文，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收入了《艺海荡桨》，1999年出版。二人也有一致之处：都有着很强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在强调艰难险阻的时候，始终不离革命乐观主义的基调，并以英雄为唯一的表现对象。
以边疆题材著名的刘克与王愿坚和竣青在这一点上有些不一样，他在创作上侧重于“革命现实主义”的一面，作品时时透出凝重而哀伤的主观情绪。正是因为峻青、王愿坚、刘克统一而各异的风格，使他们从大量作家群中凸显出来，进入了短篇小说创作的主力军。他们几乎代表了军旅短篇小说革命历史题材阐释的主要取向。刘克的短篇有明显的异域风格。他于新中国成立后随军进藏，见证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进程，写出了一系列有关西藏农奴生活与军事平叛的短篇作品，如《央金》、《吉祥如意》、《巴莎》、《古堡上的烽烟》、《丫丫》等，并汇编成短篇小说集《央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2年出版）。短篇小说《央金》足可以反映刘克创作特色，主要描述的是女奴央金解放前的苦难生活，表达了农奴争取自由与独立的自发愿望。作者深藏起对央金的同情，用现实主义的笔调，讲述了她经过反抗却无法改变的悲剧命运，语气平静而客观，表现出刘克纯正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悲剧的根源是奴隶制度，多伦多老爷是制度的执行者及维护者，是悲剧的元凶。同样是奴隶的旺堆（央金的丈夫）无意识地充当了帮凶，因为他在争取自由与争取老爷赏地之间摇摆，最后选择了赏地。央金的情人扎西顿珠（后参军）鼓励她逃跑，去过自由生活，却没能助央金一臂之力，扎西顿珠的消失使央金本已苍白的情感生活变成真空。“金珠玛米”的到来结束了这沉重而黑暗的生活。农奴解放了，央金的女儿过上了新生活。虽然先进的制度取代了落后的制度，却无法冲淡以央金为主角的整个故事的悲剧色彩。在人物塑造上，刘克用以少总多的手法突出人物的个性，以深化其命运的悲剧性。央金虽然“又笨又丑”，在眼睛里，却有着“一种寒冷的压抑和孤独”；扎西顿珠有着宽阔的胸膛和明朗的眼睛；而旺堆既没有宽阔的胸膛也没有明朗的眼睛，还喜欢殴打央金。在二元对立的维度上，央金、旺堆与多伦多老爷是剥削与被剥削的两极；扎西顿珠、央金与旺堆是积极与消极的两方。虽然央金“没有了”，旺堆如愿以偿。最终，和平解放，农奴制崩溃，解放军实现了央金生前的愿望，悲剧的故事因制度的改变而终结。在悲与喜的二元转化中，刘克完成了对革命所具有的解放人权、获取自由的阐释。
另外，石言的《柳堡的故事》（《解放军文艺》1956年第3期）曾拍成电影，在当时达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柳堡的故事》讲述了一个“革命加恋爱”的故事，是军旅短篇小说领域里为数不多涉及到恋爱的作品。主人公李进是新四军战士，随军进驻柳堡镇，二妹子的姐姐被当地恶霸虐待，二妹子又面临被恶霸欺侮的危险。李进在拯救二妹子的过程中，与二妹子产生恋情。但因为部队的纪律，两人没有结婚，而是深藏起感情，努力进步，继续革命。石言以接近于中篇的篇幅阐明了革命军人救民于水火、开辟幸福生活的道理。在淡雅而亲切的笔意里，描绘自然风景，设置故事悬念，将曲折的斗争过程与三方之间的复杂关系娓娓道来，塑造了一个革命年代的经典爱情故事。
纵览主流的革命历史题材短篇小说，在作家的个性之外有着清晰的共性。第一，从建构革命历史的角度来看，短篇小说有明确的阐释性。它没有宏大的篇幅，不寻求史诗性的效果，却能做到“窥一斑见全豹”的效果，为阐释革命尽一分力。第二，短篇小说的线索更为单一，结构更加简化。在表现敌我斗争时，短篇小说不可能提供多维的角度和空间，一般都巧妙地选择一条主线，一个故事，或者一个人物来突出主题。这样，在革命历史题材里惯于看到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就更为隐蔽。作家们将珍贵的笔墨主要用于我方，对敌方的描述倾向于简单化、符号化。在《党费》里，与“白匪”的两次面对面的接触，是阐释党费传奇来历的重要情节，却没有关于任何一个“白鬼”的具体描述，有的只是他们的人数和破坏革命的群体行为。相对于投注在主人公黄新身上的笔力，对敌方的描述真是少之又少，或者说只起到了衬托主人公大义凛然与机智英勇形象的背景作用。石言在注重情节曲折性的《柳堡的故事》里，也只是从二妹子的口中道出恶霸的恶行。即使是善于操纵敌我斗争情势变化的峻青，对敌方的描写也同样有限。而在王愿坚的《七根火柴》里面，敌人这个符号已经虚化了，只有长征途中不怕苦不怕死的红军个体以及恶劣的生存环境的渲染。这种对二元的选择性表现，保证了作者的我方立场，对主题的明晰性有很好的突出作用。第三，在人物塑造上，敌我双方的不同角色会承载作者爱憎分明的情绪。正面的、褒义的词汇只能用来形容我方，负面的、贬义的词汇用来描述敌方，甚至在提到敌方人物时，还会运用仇视性字眼，以强化作者的情感状态。作者将主观态度强加给文本角色，有助于表明作者的立场以及胜负注定的革命结果。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针指导下，充分宣泄出浪漫的政治情绪。胜利来之不易，主人公也往往具有了超越常人的神性，他们专注于革命，抛弃个人的私心杂念，以及基本的情感生活，即使是天经地义的亲情，也要让位于革命。他们是《粮食的故事》里的主人公，是《柳堡的故事》里的李进，是《党费》里的黄新，等等。第四，在情节的处理上，多数作品是在不断复制着革命陷入困难到战胜的情节模式。如果主人公牺牲了，革命遭到挫折，必然会有活着的革命者预示胜利的结局。这不仅有助于使整篇保持乐观的基调，还符合阐释革命历史之所以成功的基本要求。共性，可以用同一种逻辑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事情串起来，保证了复杂的革命历史的统一性和经典性，对可能的消极和不和谐因素起到规范作用。
三、现实主旋律的宣扬：任斌武、林雨等人的短篇小说
解放后，国家百废待兴，人们怀着强烈的政治激情投入到生产建设和维护和平中，文学理所当然地担负起讴歌现实政治的使命，而这并不是一件新生事物。早在战争期间，作者们还没有充裕的时间展开丰富的想像，发挥虚构的才能，就已经及时自觉地在记录着正进行着的战争。这些听着炮声在战马上写就的篇章，被誉为文学里的“轻骑兵”，少之又少的篇什零星地记载着战争的片段。相对的真实性和时效性是这些军旅短篇小说的共同特点，因此和通讯纪实有着密切的胞连关系。1948年出版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编选的就是短篇小说和纪实通讯两种体裁。在延安整风中受到批判的刘白羽有一段时间停止了创作，当他调整好状态，重新提笔的时候，捧出的也是一系列具有纪实色彩的短篇，如《无敌三勇士》、《战火纷飞》等等。从此，这种关系就像与生俱来的胎记，如影随形地印在“前17年”军旅短篇小说的主体上。尤其文学组织及时安排了种种创作活动（比如深入战地生活，《星火燎原》征文，60年代的“四好”、“五好”运动征文活动等等），保证了它的传承。统一行动有助于扩大写作队伍的声势和实力，使作家们能像冲锋陷阵一般占领政治活动的宣传阵地，充分发挥文学作为一种颇有影响力的文字载体的功用。军旅作家作为有组织性的群体，更是责无旁贷地参与其中。这深刻影响着军旅短篇小说的写作方式和审美规范，它使个人化的写作纳入到集体行为中，使个人的经验和表现对象融入社会性的历史事件，使文学的艺术个性受到牵制，而呈现出模式化的、相似性的特征，并形成相应的文学理论，影响着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