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成立，朝鲜战争，边疆剿匪，建军30周年，东西方冷战，“解放全人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等重大主题和事件层出不穷，“前17年”的军旅短篇小说领域都有敏感而及时的反映。刘白羽、巴金、和谷岩、白刃、魏巍、林子、白桦、寒风、史超、李大我等都可算是这一队伍中的尖兵。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主要作品有刘白羽的《安玉姬》、《渡口》、《雪夜》等，和谷岩的《枫》，巴金的《团厕》，寒风的《射手》，李大我的《同心结》等等。其中巴金的《团圆》拍成了电影《英雄儿女》，和谷岩的《枫》曾入选1966年的中学课本，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反映边疆剿匪的有刘白羽的《早上六点钟》，史超的《擒匪记》，林予的《森林之歌》，白桦的《边疆的声音》等等。在这些作家中，动作最快、涉及主题最广泛的非刘白羽莫属。刘白羽是一位早年受到“五四”传统熏陶，经历过战争，并接受了马列主义改造的老作家，曾经写过大量与战争生活有关的短篇作品。《早上六点钟》讲述10月1日早晨6点钟在南方丛林中的一次成功剿匪战斗，寓意着新中国成立后将无往不胜的美好前景；《于金合》、《安玉姬》、《渡口》、《雪夜》等是一系列颂扬朝鲜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和高尚精神的作品；《远方来信》则是借法国母亲之口鼓励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反对法西斯，树立“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在挖掘这样的重大主题时，刘白羽的笔调是抒情的，文体是散文化的，充满了浪漫而丰富的政治想像，艺术技巧也比较多样。比如《一个明朗的早晨》力图摆脱全知全能的叙述模式，将三个人各自的回忆与现实交织起来；《远方来信》则表现出刘白羽非同一般的想像力，他虚构了一封法国母亲写给中国抗美援朝前线炮兵部队的信。法国母亲共有3个儿子，大儿子死在希特勒的枪炮下，二儿子因拒绝卸运美国人的军火，被关进了监狱，一张小儿子的照片夹在信封里表达着反抗帝国主义的呼唤，这封信大大鼓舞了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斗志。遗憾的是这些艺术技巧方面的创新没有凝聚成明确的艺术个性，相对削弱了作品的影响力，这大概是刘白羽的军旅短篇小说不及散文影响大的原因之一。更多的作者是浅尝辄止，他们或擅长于其他体裁偶尔涉足于短篇，或因为某种原因写过三两篇之后搁笔了，但累积的总数较大，展现出人们活跃的创作冲动，尽情地渲染着政治主题的缤纷色彩。这些短篇都带有明显的战时文化特征，作家笔下的现实政治主题，往往被演绎为一场必定胜利的战斗，二元对立的结构、敌我分明的斗争经过及英雄主义精神渗透其中。其次，就题材而言，朝鲜战争和边疆剿匪成为书写最多的内容。可见出人们战时形成的思维惯性对创作的深刻影响。
随着战争的结束，一支和平之歌一直隐隐约约地在吟唱，虽然音量不如战争题材的高昂，但也是“前17年”军旅短篇小说中不容忽略的主旋律。它逐渐将人们的注意力，投向军队和平时期的训练生活。在这里，没有战场上的生死考验，却有明确的先进与落后，成长与进步；没有英勇杀敌的紧张场面，却有克服现实困难与人性弱点的斗争。日常生活仿佛是没有硝烟的战场，透出剑拔弩张的气氛。这种氛围并没有引起精神的压抑和心理的恐慌，反而催化出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高扬起乐观主义的旗帜，在绿色的地皮上站立起坚定自信“永远向着正前方”的身影。50年代初有周洁夫的《新的开始》（《解放军文艺》1952年第11期）等；中期有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北京文艺》1958年第7期），海默的《新帽子和班长的琵琶》（《北京文艺》1957年第7期）等。五六十年代之交，作品越来越丰富，出现了专门描绘战士生活的作家峭石和张勤，他们分别以短篇小说集《沸腾的军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和《军营晨曲》（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4年版）引起广泛关注，其中张勤的《民兵营长》、《静静的小屋》和峭石的《热血贝》都是较为清新活泼的短篇佳作。冯牧恰切的评语是对他们创作特色最好的注解：“这是一些用真正的战士情感和战士语言写成的作品：这是一些对于战士生活了若指掌般的熟悉和深切的理解而写成的作品”。在1963年的“征文”活动中，任斌武以《开顶风船的角色》（《人民文学》1963年7、8期合刊）、林雨以《五十大关》（《解放军文艺》1964年第2期）脱颖而出，在大赛中获奖。《开顶风船的角色》成为任斌武的代表作，林雨的锐利目光和思想锋芒在《五十大关》及以后的《刀尖》（《解放军文艺》1965年第1期）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征文活动的势头扩大了作品的影响面，并激发了人们对和平时期军人的光辉形象和军营生活的趣味，并冠以了“训练文学”的称谓。稍后，徐怀中以《四月花泛》、刘澍德以《目标——正前方》也汇入了这支和平之歌的旋律。徐怀中的《四月花泛》虽然不曾赢得荣誉，却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作者采取了侧面的角度、舒缓的笔调，读来亲切自然、韵味悠长。
五六十年代军人颇受尊敬，军人的生活方式几乎代表了人们理想的生活状态。军人不是一种职业，而是社会的榜样，毛主席精神指引下的模范。而作为军人，能够立功受奖，甚至亲眼见到毛主席，这就是至高的荣耀和无上的肯定，是一切行为的动力。在《政治委员》里，李英儒是这样让主角姜政委出场的：“办公室里冷气飕飕空无一人，点着灯的桌面上摊着《毛泽东选集》，上面圈圈点点，一看就知是姜政委画的。”无独有偶，张勤的《民兵营长》里也有相似的描述。《开顶风船的角色》的普通士兵鲁牛子已经是射击高手，仍虚心进步，其动力就来自于将军的这番话：“有一点要记住：对一个射手来说，五发五中不是目标，而应当是起点。”将军高屋建瓴的点拨给鲁牛子指明了奋斗方向，加上他天生一股“开顶风船”的劲头，最终被选中参加海防射手比赛大会。同时，作者为了塑造感召人的典型形象，在作艺术打磨时，也是不遗余力的。任斌武在《开顶风船的角色》里将精神的着力点交给了“将军”，笔意的着力点则是鲁牛子的个性。正如作者比喻的那样，鲁牛子颇似《水浒》里的李逵，憨厚、倔犟、暴躁、不服输。为使鲁牛子的个性更为典型化，作者铺张地描写了鲁牛子如何争当神枪手，又一意孤行要做失败者，用绣花针补袜子等情节，使一个“开顶风船”的神枪手鲁牛子的形象跃然纸上。与其说鲁牛子高超的政治觉悟打动人，不如说他憨直可爱的性格更感染人。在这短小的篇幅里，任斌武处处设置悬念，不遗余力地调动各个角度，精心布置了跌宕多姿的情节。从传闻鲁牛子不再是神枪手开始，再历述鲁牛子种种怪异的举动，在鲁牛子落败的重重疑云中将悬念推到了高潮，最后由“我”亲自揭开谜底，解除疑惑，使一次短暂的选拔之旅充满了传奇色彩，从而反映出了多姿多彩的训练生活，是“训练文学”中的典范。张勤不像任斌武一样讲究故事性，他更喜欢自然地抒情，是“训练文学”里的另一种风景。
1957年前后需要特别提及。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给文学界注入了兴奋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形成的紧张空气有所松动，“干预现实”是此时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主张，暴露与批判的文学开始抬头。虽然为时短暂，军旅短篇小说也出现了小心翼翼的尝试者，路野的《不好领导的人》（《解放军文艺》1957年第6期），李月润的《温床上的霉菌》（《解放军文艺》1957年第7期）就发表于这个时期。与当时文学界的短暂繁荣相比，其规模和突破性都微不足道，但也难逃棒喝。《温床上的霉菌》写一位偷奸耍滑，一心只想往高处爬的报社小编辑常祥高，不实事求是做工作，却处处精于算计表现，赢得了官僚主义领导的赏识和女朋友的好感，最终劣迹败露好梦成空的故事。同志队伍中的坏典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军旅短篇小说中不曾有过，何况是直批当时日炽的官僚主义作风，在这一点上作者表现出了可贵的勇气，取得了一定的创新。有趣的是，文中不失时机地埋伏着“部长”这一条线索，最终站出来批评了滋生“投机拐骗活动”的官僚主义温床，使坏事得到有效遏制。作者委婉地肯定了领导者的英明，揭露的同时不离颂扬的主调。这个简单的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恶行最终会失败。实际上，这与被广泛表现的主题——“正义会胜利”是一面镜子的两个方面，由此看出，突破的底线并没有更改。
四、引起争议的个性：茹志鹃、刘真等人的短篇小说
军旅短篇小说遵循着某些主流的共性：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塑造了传奇式的英雄或典型性的模范人物，以理想主义的浪漫热情为政治唱赞歌，努力建构神圣的革命史诗。这些因素不仅深深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行为和情感表达方式，也是军旅短篇小说传承的依据。发挥共性就意味着排斥个性。在“前17年”里，个性不是褒义词，它意味着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拍。它不是指作家的风格和文笔，而是与共性相冲突的某种个性。因其不符合政治的需要，便不能在文学中表现出来。在那个经历了战争洗礼正在拓荒的文学时代，即使是有限的探索也会被敏感地寻找出来，引起一番争议，被扣上某种大而无当的政治帽子，并牵累作家。今天看来，这些争议之处，为“前17年”的短篇小说提供了更丰富的内容，弥补了主流文学过分的单一性。代价却是昂贵的，一次争议将导致不同程度的遏制效应。文学界就像不断被捆紧的布袋，最终被勒得严严实实。正因为如此，作者探索的勇气与诚实的创作心态显得弥足珍贵。这些引起争议的作品也有着某些共同特征：一是作者都擅长于抒发个人情感。在追求传奇的时代里，不仅逸出了政治激情的范畴，还与乐观主义的基调不谐调，往往被认为情绪消极，色彩灰暗。王愿坚、茹志鹃、刘真、肖平等都曾因此受到过批判。二是作品多集中在“百花时代”，这与当时短暂的“解冻”政策有关。王愿坚的《亲人》（《解放军文艺》1957年第12期）、《妈妈》（《解放军文艺》1957年第4期），茹志鹃的《百合花》（《延河》1958年第3期），肖平的《三月雪》（《人民文学》1956年第8期）等作品都写于1957年前后。少数篇目游离外这个阶段，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第3期，刘真的《英雄的乐章》则发表于《蜜蜂》1959年第29期，似乎正说明居于次流的文学的顽强品格。三是引起争议的作品基本上保持了主流的创作思路，并没有反叛主流的动机。它们基本上都是英雄主义的，也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对革命战争生活保有肯定与赞美的态度，而且表情达意更为精致细腻。相较于那些粗糙的战争场面描写，更动人，更接近于文学的本质。
孙犁在抒情性方面的贡献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正如刘白羽在军旅短篇小说主流叙事领域的地位一样，都有着奠基性的作用和意义。他们就像军旅短篇小说史上并峙的双峰，引导着两支不同的艺术流向。《荷花淀》、《芦花荡》是描述革命时期的情感状态和人性关系的经典。写于50年代的《山地回忆》传承了孙犁一贯的文风，却没有40年代那样大的号召力，也许是《山地回忆》那浅淡的抒情不能适应激昂的基调，也许是新的潮流正在孕育新的审美趣味。但受到孙犁影响的作家们顽强地坚持着唯美的个人化抒情，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肖平的《三月雪》、茹志鹃的《百合花》、刘真的《英雄的乐章》都具有这样的特质，但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刘真因《英雄的乐章》以“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作为“反面教材”受到批判，并被迫暂时停止创作。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致与清纯的笔触创作了《长长的流水》，后转向儿童文学，有作品《核桃的秘密》、《我和小荣》。实际上，这些受到批判的作品塑造的都是英雄的主人公，作者仅仅是在他们普通一面有所探索，便招来各种责难。在“前17年”里个人情感失去了进入主流文学的权利，究其原因，主要是削弱了英雄纯粹的神性，与狂热的政治激情格格不入，从而显得另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