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献国长篇小说《灵性俑》
实在说，我们苦苦等待一部真实而又艺术地反映“文革”期间军旅生活的好作品，已经有不少年头了。当我们一次又一次感受着新时期以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和“蒙难文学”等等直接或间接抒写“文化大革命”给予我们民族巨痛深刨的文学大潮的冲击时，为之震撼，为之欣喜，亦为之不安——因为我们面对由此反衬出来的另一块偌大空白不能不常常发出焦灼的追问：富于才华与创造精神的军旅作家们，你们安在？
现在，我们终于有了长篇小说《灵性俑》——《灵性俑》那种极富荒诞意味和幽默魅惑与深沉情调的全面摄取生活的笔力，那种对隐秘的人心的细致入微的洞观与体察，对高尚情操的淋漓尽致的弘扬与歌吟，对堕落灵魂的想方设法的拷问与拯救，对深植于历史厚壤中的当代军人根性的刨根究底的寻觅，对生存在荒谬岁月中的军人倾注的绵绵不断的关爱，对人类生活中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矛盾的不怕陷入二律背反困境的苦苦思索，以及对表现手法的兼容并包等等，都使我们毫不犹豫地认定：这正是一部我们期待已久的直面“文革”时期军旅生活的先声之作。
《灵性俑》的诞生，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无疑是重要的，对于新时期以降的军旅文学来说更是如此（这方面的意义我将在后面展开论述）。然而作为一种创作现象，它也同样重要，尤其对于黄献国本人而言，或者说还更为重要。就像一个母亲的“一朝分娩”固然辉煌，而她的“十月怀胎”亦是同等的艰辛与壮丽。没有过去长期的思想、生活与艺术的积累和孕育，以及“临产”前的阵痛，就没有未来的文学宁馨儿的呱呱坠地。
〈灵性俑〉的诞生，既是黄献国小说艺术蜕变的必然收获，更是他人格的自我搏击的宝贵结晶。注视一下这个诞生的过程，人们也许可以从中窥见到新时期文学和它部分年轻的创造者们艺术和人格的进化历程的或一侧影。因此，我不准备放弃这个作家本体研究的机会，我对《灵性俑》的评析，将从《灵性俑》诞生之前的比较漫长的孕育过程——即黄献国既往的小说创作道路的回溯开始。
在《灵性俑》诞生以前，黄献国约十年的小说创造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写实阶段。这主要指的是他从70年代后期开始小说尝试到80年代初期比较熟练地掌握了传统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并能稳定地发表小说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作品是短篇小说《白头翁》。《白头翁》在1981年9月号《长春》上刊出不久即引起了注意，随之被《小说选刊》转载。作家从维熙很快在《光明日报》著文积极荐介，认为“作者用近乎白描的手法，淡出深入地展现了一幅情趣盎然的水墨画似的生活图卷，而且把深刻的主题寓于淡雅的文字之中，余味无穷”。在谈到艺术技巧时又说：“小说的笔墨到处像是一条潺潺而流的小溪，文笔简练，剪裁得体。”总之，“这是一篇颇具艺术功力的短篇。”（《寓浓情于淡雅》，见《光明日报》1981年儿月2日3版）——坦率地说，今天我来引用以上文字，主要是基于对一位小说家的专业技术眼光的信任。
也就是说，作家从维熙对小说《白头翁》的艺术分析与评价是恳切的，时过十年来验证，仍觉其所言不虚。而至于“主题深刻”云云，在此刻的我看来，就不免有二重意味了。首先容易让人想到的是作者有一副敏锐的政治头脑，善于在小说中提炼和寄寓某种思想意义，继而联想起的就是这种“思想”的局限，以及由这种“思想”指导进行创作的弊端了。事实上，在我今天重新翻检《白头翁》的过程中所感到比较舒服的地方，主要是小说对两个老头的神态、动作、语言以及不同场面的准确生动的“白描”——即技术部分，而不是歌颂离体老干部“何愁吾辈白头”的思想内涵。——尤其小说结尾那个把鸟儿“白头翁”放飞蓝天而象征人间的白头老翁又回到了人民中间的所谓“神来之笔”，则给人以过于意念化和简单化因而也就恰恰是不深刻的印象。
这里还值得特别一说的是，黄献国在此阶段中反复磨练出来了一套对生活的观察、捕捉与白描的扎实功底，使他区别于某些没有根基的直接搬弄西方现代小说艺术中打乱时空、颠倒叙述等外形式的“伪新潮小说家”，而奠定了日后小说艺术转变与升华的基石与前提。他在这一方面比较成功的锻炼还产生了短篇小说《老枯树》等。
黄献国小说创作的第二阶段可称之为变化阶段。这指的是1984年秋他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直到1987年期间，此同他整个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手法都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为了寻求新路，他左冲右突，上下求索，遍尝了自我否定与蜕变的苦痛与艰辛，创作状态呈现出一种极不定型的遽变情势。
具体来说，他的文学观念开始从狭仄浅表的政治功利中挣脱出来，初步进入到挖掘军营文化底蕴、勘探民族心理积淀和解剖人性与拷问魂灵的层面。而在艺术上，则主要受制于马尔克斯们的魔幻手法和略萨们的结构方略。他采取“填鸭式”的读书法，并且企求一种立竿见影的效果，白天读了一本马尔克斯，晚上就如法炮制一篇“准马尔克斯”。他有一副好牙口，却没有一个足够坚强的胃，吃进去了黄金，却没有拉出戒指。他读书不止，写作不辍，呼呼啦啦地连续发表了《洼地春秋》、《蘑菇云》、《鼋山梦呓》、《老孩》等十几部中短篇小说，但都明显地带有“消化不良”的痕迹，不是在迷恋结构中陷人混乱，就是在一味魔幻时失去分寸。发表于1985年第5期《昆仑》上的中篇《洼地春秋》最具典型意义。这部作品将《山海经》的神话传说与空军航校的一段生活串接起来连缀成篇，生硬的杂糅与拼贴感显而易见。它在当年度的“昆仑文学奖”评选中榜上题名，对作者和刊物来说都是一个误会。我们对评家意图最善意的理解也只能说是最大限度地鼓励探索与创新。即便是如此，人们的疑虑依然存在。作者的同学莫言对作者直言不讳：
“《洼地春秋》把神话传说全部砍掉倒不失为一篇好小说。”作者的另一个同学陈道阔更加坦率：“你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篇小说能赶上《白头翁》。”……
面对来自两个极端的评价反馈，黄献国冷静了。在多少有些虚假繁荣的量的创作丰收之后，他真正沉入了一个痛苦而深刻的省思时期——“夜沉甸甸地垂下来，忽然觉得我这小屋汹涌着蓝灰色的寂寞。哦，秋天来了。人们说，该是收获的季节。我却像是失落了什么。我追寻着你，两手空空。”在那个秋雨之夜，黄献国在孤灯下大口大口地吞吐着尼古丁，伴着屋外嘀嘀嗒嗒的檐溜，抒写着小说集《鬼壑之谜》的自序《细雨秋思》。他慨叹自己“头上的白发”和“渐宽的衣襟”，也感觉由秋“生出一缕淡淡的委屈”。但他终是正视了自己的“歉收”，并毫不留情地解剖“歉收”的根源，他坚定地继续写遭：“真话和谎言、暴露和粉饰、朴实和造作就交替地编织着我的人生和我的麦穗。”因此，他不抱怨，“我知道你不肯将这真诚与虚伪的杂交收进你金色的谷仓，便隆隆驰去。”剩下的问题是怎么办，要不要继续开垦，种下新的希望？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只知道我在梦中依然追随着你，你在我喷薄的东方安睡，我思念你。”不屈的坚执中透着隐隐的自信，只是下一步的具体行动还有些犹疑，《细雨秋思》的结句不无怅惘地发问：“新的一天开始了……喔，明天该种下什么呢？”
种下《纸船》。
《纸船》无疑是黄献国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自我否定之后的一次深思熟虑的新的试笔。这部创作于1987年冬季、发表于1988年第4期《中外文学》上的中篇虽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但在我看来，却是黄献国创作进程中一部重要的转捩之作。它标志着黄献国从混沌的摸索里已经走进了曙色之中，在变动不居的多种作风与样式的反复锻打中浇铸出了闪烁着个性光彩的风格的胚胎，他的早春的麦田里已然刷出了一片迎风抖擞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绿——因为我确确实实从《纸船》里读到了不少新的消息——首先，《纸船》大概是黄献国从事小说创作以来第一次动用了一块真正融进了自己的人生体验与情感经历的珍贵生活。小说以童、少年的“我”的眼腈去观察与描叙一个军人家庭在世事沧桑中沉浮跌宕的种种际遇，在政治风云险恶和生活条件拮据的窘境中展示各个家庭成员包括奶奶、父母亲以及兄弟姊妹们的行为方式和心灵轨迹。率真地记录下这些人们的骨肉深情、善良本性、坚忍的生存能力以及与此相伴生的隐秘的如自私、冷酷、贪婪等种种人类难以克服的弱点在“我”幼小心灵纯净的天幕上一次又一次投下的斑驳剪影，使“我”混沌初开，朦朦胧胧地体味到人生的艰辛与沉重。这部类似自传体的小说通篇由作家的真性情所照亮。
其次，由于真情实感的投入与贯注，使黄献国在这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结构的经营。而恰恰是这种“忽略”玉成了他，使得他笔下事随情移，境缘情生，感由情发，情景交融，时空调度自如，进出时空自然，不经意间完成了一次小说结构从混沌走向清朗，从杂乱走向单纯的演变与过渡。
再其次，黄献国终于在这里开始触摸到一种属于自己的语感——以思绪的游动牵动语流，描景状物写人叙事浑然一片，在洋洋洒洒滔滔不断的语流中不停地爆发出机智与幽默的火花。你看他的人物对话——二哥问，赫鲁晓夫有多大官儿？
大哥说，最大最大的官儿，说了你们也不懂。这么说吧，全苏联人都把他当爸爸。
三哥的招风耳一兴奋就会动。他的耳朵一扇呼一扇呼地说，苏联的柿子熟了，也要先摘给他吃吗？
当然！大哥抚着红领巾就像一个老者抚着胡须。
也许，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是他的叙述。他是这样来开始这篇小说的——……柿子熟透了，大哥二哥三哥像猴子似的爬上树去，于是巨大蓬松如蘑菇云爆炸般的树冠发出一阵阵愉快的叹息和痛苦分娩时的痉挛。他们摘下柿子来，谁都不吃，先捧给爸爸。就在那以前不久，大哥因为长得漂亮，被选中去给赫鲁晓夫献花，那个国庆节遇上滂沱大雨，大哥像只落汤鸡发起高烧，许久许久不曾带我们去胡同里放风筝玩风车。妈妈用冷手巾敷着哥哥滚烫的额头说，他爸爸你还记得吧，打太原那年，这孩子发烧，一颗子弹不知遭从哪儿钻出来，正正地打在你那马夫的心口窝儿上，马受惊一尥蹄儿，把你从马背上掀下来。娘的也巧，爸爸接着说……
在这段语言中，你能分得清作者究竟是在叙事绘人还是描景状物或抒情写意吗？我只能认为这是一种“无视角叙述”。要说有视角的话，那就是作者的思绪。飞扬的思绪造成语流的畅快、跳跃、灵动与洒脱。其实，这种语言组合方式已经内在地决定了小说的结构方式。换言之，这种语言组合的放大就是整部小说的结构，黄献国找到了他的小说语言，也就找到了他的小说结构。
黄献国为此大受鼓舞。尽管《纸船》也还有往日窠臼的痕迹，比如“纸船”的意象本身就仍嫌过于意念，而且与通篇小说并不十分和谐与贴切等等。但不论还有多少遗憾，《纸船》毕竟以新的浮力载着黄献国驶出了艺术探索的“洼地”，并且刺激他以三倍的勇气和自信毅然选择了长篇的样式，来进行他的小说艺术的一次重要的“登山运动”。在《灵性俑》的酝酿期间，他为《鬼壑之谜》写下了这样的题词——我是贪婪与无私接吻时的微笑我是勇敢与懦弱交媾时的闪电这是黄献国告别过去的一次率真的灵魂袒露，更是他开创明天的一个大胆的文学宣言。他决计面带这样的“微笑”去审视沉重的历史，高擎这样的“闪电”去烛照幽逢的人心。经过纠缠执著和锐思穷神的1988年，成熟了的黄献国和《灵性俑》一起，终于迈着稳实的步伐走上了1989年冬之卷的《文学四季》，同时也就走上了1989年的中国文坛。
那么，我们面对《灵性俑》应该说点什么呢？
我们说它是一部直面“文革”时期军旅生活的先声之作，或者说它填补了新时期以来空军题材长篇小说的空白并据此进一步说它是整个当代和平军旅生活长篇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还或者采用我旧有的一个稍为具体一些的“二维评价”——《灵性俑》：当代中国军人的灵性显现——是它呈现了“文化大革命”那个行为疯狂、思想呆滞的年代里中国军人丰富的心灵和幽邃的性情；二是这种心灵和性情得到了富有作家个性和创造才气的灵动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