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愈来愈清晰地表明，阎连科与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精神之间，确乎存在着一种先天的缘分，一种一拍即合的内在契机，一种得心应手的承传与认同感。这当然是一件值得我们为阎连科庆幸的好事。任何一种艺术方法或风格或流派的产生、发展、成熟、衰落直至转换（是转换而不是消亡——转换为更新的它种方式）的过程，都将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渐变过程。现实主义同样如此，它不仅在当代，就是在未来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将葆有其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阎连科的小说艺术成长于真伪现代主义小说在中国滋生、蔓延、昌盛之际，他也许曾为之诱惑，为之目眩神迷，但他终于没有在随波逐流中舍本求末放弃自己，而是坚定地皈依了现实主义，扬长避短而又兼收并蓄，始终坚持以自己的审美感受为依据和原则，去进行生活的提炼与艺术的创造，在现实主义的老树上绽开一朵又一朵艺术的新花（阎连科之于传统，当然不是泥古的恪守与因袭，而是有扬弃有发展的继承。在他的现实主义的框架中，现代主义的艺术因子也是随处可见，而他晚近以来的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瑶沟系列中篇”分明又烙上了新写实主义的印记）。——换言之，阎连科不仅善于迅速地找到自己，而且敢于大胆地确定自己并且最终发展自己——这也就是作为小说家的阎连科今天之所以立得住，将来还可能有大发展的希望所在。
第二，现实主义不等于编故事，阎连科也决非一个只会编故事的通俗小说作家。我在前面侧重强调了他的“善编”，也完全是为了从一个侧面论证他的现实主义小说才华。现在我还可以换一侧面来继续这种论证，譬如说语言。人们常说小说艺术就是语言的艺术，并常常以此作为区划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准绳之一。
阎连科的小说语言究竟怎么样呢？
我在这里只想谈一个特点，那就是他的小说语言主要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生活，是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这一点在他创作伊始就表露得很充分。即使在他不成功的处女作《吉星高照》中亦是如此。这篇小说的语言固然“生涩”，但它仍然是作者用自己的嘴说出来的话，而且说得满口的俗言俚语，说得充满野趣和泥土味道。阎连科对小说语言的这样一种选择，是源于一种直觉——一种如前文所述的他的优良的小说资质与禀赋。
这使他在小说语言问题上少走许多弯路，很快就进入了一种境界，有了一些自己的语流、语态和语境等等。如果我们信任语言自身的原态的魅力的话，最简便直捷的方法就是引征原文。我只是提请读者注意一下我加了着重号的那些字、词和句子，可以从音响、色彩、韵律也可以从准确、生动、传神或感觉化或陌生化等诸多方面进行赏析与品评。
热风吹着，齐刷刷的麦穗，一波推着一波，湖面似的齐整。爆开的麦壳，把半个粒儿露在天下，圆鼓鼓地顶着太阳。从坟地头上走过的庄稼人，看了，眼都生红，心里仿佛丢了啥。
——引自短篇《坟地》
她沿着溪边小路，走得悠飘，一副荆筐担子，在肩上亮腔，叫得扎耳。响声流在沟里，如同喘息一般……脚下的澳水，原是一线一线，从石缝里挣出来，汇入德亭川，摊成一条白带，宽丈深尺，从冬流入夏，又从夏流入冬。硕大的蛋卵石，在水里露个帽儿，青蛙在帽上仰天长叫。水声蛙声，漫开去撞着两崖岸壁，孕出脆脆回音，满沟嗡啦嗡啦。黄莺鸟从林中飞来，滑在沟空，寻找溪遗的蚂蚱革虫，叫声柔柔，沁心润肺，日光在沟里，照出一条亮带。山风响着笛音，从森林中漫出，在水面上吹着……
——引自中篇《寨子沟，乱石盘》
第三，透过上面两段短短的引文，人们在感受到阎连科那笔力的灵动与弹性的同时，是否还体悟到了蕴藏在文字后面的作者对于庄稼、土地和庄户人的那一分熟知、亲昵和深深的眷恋呢？这正是我想说的第三点，也是阎连科终将建构起他的小说世界的最大本钱。用我一贯的观点来说，那就是阎连科是一个有根的作家。他的根就深植于生养他的那方水土之中，父辈的遗传，二十年的乡村光阴所命定的他与土地与农人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他先天获得了一个关注与思考当代中国农民命运的绝好视点；而地域文化（中原文化）如山川地貌、乡风村俗、民间礼仪、说唱艺术、口头文学等等熏染，又给他提供了一把通向整个中国农业文明的宝库的金钥匙。二者合一，就使得这一类来自土地、跳出土地，最后又去返观土地的乡土作家更容易在“乡土情结”深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舞台上出人头地领尽风骚。
当然，阎连科是否必然如此还得另说。
我在这里指出的，只是他具备了这样的先决条件——《两程故里》集子中提供给我们的印象也仅此而已。彼时他的目光投向还比较散乱，既写农人，亦写军人，逮住什么就写什么，冲动一来就下笔千言，还谈不上什么深谋远虑和总体构想。
这也是不能苛求的，任何一个作者无论是对其表现手法、创作风格或题材的“最佳”的寻找过程、也就是他成熟的过程。其实到了中篇《两程故里》的写作，就已标示着阎连科的“邮票”意识（借用威廉.福克纳的邮票之说）的悄然萌动。接下来，从着力描绘中原市井文化的“东京九流人物系列”，到悉心探究故土之根的《乡难》、《故乡的叹息》系列，再到投入自我审视自我的“瑶沟人系列”，我感觉到闻连科是在一步一步走向冥冥中的那个神祗的召唤了。
阎连科还需要警惕什么吗？
问题也许很多，但首先要记住的是，长处即短处，优势同时也是局限。如果自恃“善编”，再加上语言的天生丽质，再加上“根子”粗壮，就认为本钱甚大，就不予珍惜，就恣意挥霍，那就很麻烦了。这种倾向在《两程故里》的集子中已初露苗头，我只举一个枝节问题来加以说明。我认为像《村路，弯弯的》、《妻子们来度假》、《爷呀》等小说题目都是有欠推敲和粗糙甚至是失败的。这说明了什么呢？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位生育能力极强的母亲，呼呼啦啦生了一大堆孩子，然后就胡乱给他们安了个花呀草呀之类的名字了事。潜意识里不是对名字的疏忽，而是对孩子本身的不够珍惜。我相信任何一个优秀严肃的作家，都会像任何一个认真负责的母亲一样，不仅会极慎重地对待每一个孩子（作品），而且也会煞费苦心地为他们取好每一个名字。因此，由“名字”问题使我想到的是连科在创作上是否也应该实行一点儿“优生学”了？
由此我再联想到连科目前的创作状态。他确实是一个快手，他写作时的轻松随意简直令人嫉妒。他不仅可以同时处于几条战线（题材和体裁）作战，而且往往都是一稿写成，一挥而就。但是，这对于他未必值得庆贺——这种驾轻就熟或许正是埋设在通向他的艺术顶峰的道路上的一个陷阱。作家的自我突破大都在什么情势下才能实现呢？那就是把每一次新的创作都当成是一次自我诘难，自我挑战，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从而始终保持一种写作中的陌生感与新鲜感。不要怕新的尝试的失败就满足于旧的套路的重复。就像一个跳高运动员，如果不冲击新的高度就永远破不了自己的纪录。
连科最终想要建构起闪耀着自己的个性光彩的小说大厦，还必须要有做韧性的长期战斗的思想准备，而且还决不仅仅是那种拼时间拼体力的“创作消耗战”，必须要有雄谋远略的规划，包括全面的修养，或者也包括当前的创作战线与速度的收缩与调整等等。这样的话，比较能集中连科的全部才华、情思与智慧的大作品迟早是要出世的。换一句话说，连科也许是一个大器晚成者——其时虽晚，其器却大者也。
这也就是我对“阎连科将会怎样”的最终回答。
并以此为序。
载《文学评论家》199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