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白桦、公刘以及这批诗人中很多消失了行踪的人们，后来也都陆续归来。虽然历尽劫难，却又不忍于绝望。白桦已不再热恋于写那种色彩绔丽的抒情诗，以及情节十分丰富的民族史诗；公刘也一样，他已把南方的叶笛和北方的唢呐放在了一边，他吹出了铜号的声音。他们都在严峻的历史中陷入了沉思，写出了沉思的诗篇。正如公刘在他的《沉思》一诗里说的：“既然历史在这儿沉思，我怎能不沉思这段历史？”这些久经磨难的诗人，尤其是公刘，将在对于历史的沉思中，成为一个有着严峻思考的诗人。也许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公刘尽管因为历史的曲折而辍笔多，但是从《边地短歌》开始，其中主要的作品如《黎明的城》、《在北方》、《红花白花》、《离离原上草》、《仙人掌》，以这些作品和以前的诗人相比，作为一个忠实于自己时代的诗人，是有他的地位的。
当然，最有代表性的，他们的创作影响了整个时代的，并且能够最典型地传达出这时代的气势和风格的诗人，是郭小川和贺敬之。他们诗风相近，但又是各自独立的。郭、贺二人的诗创作取得了成就，也保留了这个时代的曲折和伤痕。他们作为这一时期诗歌的代表，成就和遗憾都是可供研究的话题。同样，我们在“五四”以来的诗史中找不到第二个郭小川和第二个贺敬之，他们同样是不可重复的。
也许这时代未曾产生过那种“纯粹”的抒情诗人，即游离于政治以外的，写着根本没有想到要发表只是提供给自己或自己以外的一两人读的那种远离功利目的的诗人。然而，这责任不在诗人，当代诗人生活在政治气氛很浓的，而且“斗争”不断的社会中，他们不能够这样做。但是，他们写出的那些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的抒情诗或叙事诗，却是当代诗歌实质的最好说明。以此类推，已经发生的许多诗歌现象，有时看来令人沮丧，但对于研究者来说，它们却是宝贵的和有价值的史料。举例来说，以来的郭沫若的创作，有两个现象是十分突出的：第一，他热衷于在诗中写标语口号以配合各项任务；第二，他晚大写旧体诗词。又如，自从月写了《有的人》之后，在长达三十多的过程中再也没有超过这首诗的臧克家以及写了十多部长诗十多本短诗集，但形象零乱而不断重复，语言虽明快却不好理解的田间；再如曾经是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和何其芳，他们基本上消失了这种才能而没有在原有的成就上继续发展。其他如“大跃进”民歌、小靳庄“民歌”和“诗报告”、天安门诗歌运动等，都为当代诗歌史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很多问题我们未作深入的研究，因此不能作出判断。
前面说到，这里不是在对当代诗歌作着“暗淡”的描写，情况完全不是如此，我们的描写是明亮之中有暗淡，经过长久的暗淡之后，出现了明亮。中国当代诗歌为政治服务，给了自身以新的特色，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大跃进”极大地摧残了诗歌，“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十完全地葬送了诗歌。但是挽救诗歌于危亡的，却依然是从属于政治斗争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就是4月5日的天安门运动，导致了月的粉碎“四人帮”。政治的复兴也直接导致了诗歌的复兴。从那以后，直到新诗的花甲之——，当代诗歌向我们传递确凿无疑的信息：经历了长达三十的争取和等待，我们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和全民意识中迎接了新诗的复兴和新人的崛起。这表现在：在诗与现实的关系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人们开始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的方式来反映或表现现实，特别是久经动乱之后的血淋淋的现实；在诗与个性的关系方面，诗人不再隐藏自己的个性，我们看到了各自以鲜明的个性出现于诗坛的形形色色的丰富多彩的诗人；在诗的艺术表现上，统一的和单一的艺术方式正在被冲破，多种多样的、五花八门的诗形式和创作方法正在打破那种程式化的千篇一律的表现方式。
5月7日《光明日报》刊出短文《在新的崛起面前》。这篇文章第一次使用了“新的崛起”的概念。“崛起”是对诗歌的道路越走越狭窄以及诗歌曾经有过的衰落而言的，而这种狭窄和衰落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崛起”是一种促使诗歌再生的“救亡运动”。它不是某些人凭空创造出来的东西，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对于这一“崛起”的含义，当时来不及详加论述，但是已有涉及。它包括了“一些老诗人试图作出从内容到形式的新的突破”在内，不是一代人在“崛起”，另一代人在衰落。不能把对“崛起”的理解纳入所谓“代沟”的范畴中去。当然，代沟是存在的，“崛起”的主要的、基本的力量是青，这也是实际的状况。但毕竟这是一批对新诗的老化和僵硬不满的人，是凡代人的共同行动。当然，其主要力量来自充满冲击力的轻的一代人。同时，要加以阐明的是，这并不是“朦胧诗”或“古怪诗”的崛起，不少人有意作了这样描述。“朦胧”或“古怪”的诗出现过，但不是惟一的；也不意味某一流派或某一种风格的崛起，而是内涵丰富的、多样化的、从思想到艺术的革新运动。事实上，那篇题为《令人气闷的朦胧》文中提到的两首他“读不懂”的诗，都不“朦胧”，更说不上“古怪”了。其中一首是社运燮的《秋》：“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过去了，那阵雨喧闹的夏季。不再想那严峻的闷热的考验，危险游泳中的细节的回忆。经历过春天萌芽的破土，幼叶成长中的扭曲和受伤，这些枝条在烈日下也狂热过，差点在雨夜中迷失方向”——
现在，平易的天空没有浮云，
山川明净，视野格外宽远；
智慧、感情都成熟的季节呵，
河水也像是来自更深处的源泉。
这首诗歌不古怪，也不朦胧，只是改变了原先诗歌中那种直白浅露的老一套写法而赋予更多的象征的意味。同时，这首典型的“令人气闷的朦胧”的诗却恰恰不是新诗人写的，写这诗的是一位和穆旦、辛笛等“九叶”诗人同辈的老诗人。文章作者章明指的“更进一步”朦胧的诗，也并不是“新崛起”的“崛起的一代”写的，作者是李小雨。在之前，她已写过多的诗。章明指责的是她的《海岛情思》中的月夜的意境：
岛在棕榈叶下闭着眼睛，
梦中，不安地挪动肩膀，
于是，一个青椰子掉进海里，
静悄悄地，溅起
一片绿色的月光
十片绿色的月光
一百片绿色的月光
章明的确没法“读懂”这样的诗：“通过这些形象的描绘，作者究竟要表达的是什么感情，什么思想，那是无论如何也猜不出来的。”因为文化背景不同，欣赏习惯也不同。但是至少可以说明的是，这两首诗，即使当时在多数读者那里也不是“读不懂”，更不会引人“气闷”的。
即使青人写的诗也是各式各样，并不是一律的“古怪”或朦胧。他们的追求和对诗的理解也并不相同。江河宣称“我的诗的主人公是人民”，“诗人应当具有历史感，使诗走在时代的前面”。张学梦也认为“诗是时代的一个音响”。他们都重视诗的时代特征，但写的却是风格迥异的诗。舒婷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她认为“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她的呼唤是“人啊，理解我吧”，她的诗追求的是人性，“对人的一种关切”。顾城追求的是“纯净的美、新生的美”；梁小斌喜欢“单纯”，希望他的诗歌能使读者感到“这些来人与人之间所缺乏的友爱和温暖”；杨牧宣称“我信奉现实主义，我信奉文学反映论”，他认为追求“纯诗”不符合人民的利益是中国当代诗歌史重要的一。这一出现了近三十来少有的繁荣局面。这种繁荣的构成有两方面的因素：其一，新诗传统的真正恢复；其二，探索的新诗潮的兴起。这一，有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相继问世，例如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骆耕野的《不满》、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曲有源的《关于入党动机》。写这些诗的，都是当时的青诗人，它的确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一代活泼而有才情的新人正向人们走来，他们不仅以自己新颖的作品，而且以自己各不相同的见解出现在人们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