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诗歌，指的是以后的诗歌。它是“五四”新诗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五四”新诗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研究方便，以为标志来划分诗歌。新旧中国的概念，是政体改变的概念，并不就是诗歌时代的概念。但是，产生的这场政体改变既然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既然如此深刻而全面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就不能不带给诗歌以划时代的意义。
新时代使新诗产生了新变化，这些变化使新诗开始了与过去的阶段既有联系又是独自成立的新阶段。这种新变化的基本点首先是在诗歌与现实关系的改善上，“五四”新诗运动的根本起因是，人们已经感到旧体诗词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和生活的发展，它不能很好地表达人们在新生活中萌生的思想情感。变革的基本动因在于，在新的时代里诗需要寻求对于现实生活的更为合理的和密切的联系。
这种寻求，最初在文学面向社会、面向人生的主张上得到了满足。后来，在以中国诗歌会为代表的诗歌走向现实的斗争中得到了发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不仅完善了“五四”运动以来的切近生活的努力，而且直接地为当代中国诗歌奠定了基础。“讲话”是当代诗歌最初的、也是最主要的“设计师”。它以两部典型的诗集塑造了当代诗歌的最初形象，这就是作为史诗性的颂歌《王贵与李香香》与作为对于不合理的生活进行干预的战歌《马凡陀的山歌》。二者的相加，便是新时代的最进步的诗歌观念。这种观念，后来被明确定义为诗歌要为政治服务。在这样的观念下，诗歌不再是于社会人生可有可无的摆设，而是成为了变革和推进生活的及时而有力的工具，人们不再以单纯的享乐和审美的目光看诗歌，而是以非常实际的社会功利主义的目光看诗歌。诗歌的形象有了根本的改变：诗歌进入了生活的每一个重要的环节。它不仅成为政治旋涡中的最活跃的浪花，而且的确已成为整部“革命机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当代诗歌是在表现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的直接号召下诞生和发展的。诗歌寻求自己的直接领地，那就是人们的感情世界。在新的时代里，诗歌表现新的感情，而且实践着新的抒发感情的方式。作为诗歌为政治服务的最直接的、也是最丰硕的成果，抒情诗高度地政治化了。随之而来的，是政治抒情诗这一诗歌体式的出现和日趋完善，它是一种抒发并不属于诗人自己的，直接为政治的利益和目标所激发的诗。它成为了一种最主要的诗歌体式（不是统一的，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样式的综合的体式）。政治抒情诗过去有过，但不曾成为如此重要的形式。政治抒情诗从出现到繁荣发展，是当代诗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
随着长期战乱的结束，加上全面开始的经济建设，为当代诗歌提供了极为宽广和丰富的题材领域。诗歌的触角伸向了过去未曾或是很少表现的范围，例如广阔范围内开始的新生活的前景，工业建设和边疆地区的风土人情的表现，开拓边疆的军旅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以及民众结束奴隶地位争取新的生活权利的史诗性的场面（这些场面是战争结束之后，生活开始安定的时刻，方才有可能较为从容地加以再现）。以前未曾有过的动人景象以及由此而生的喜悦和感激之情，决定了诗人要采取颂歌的方式创作，无数的颂歌题材涌向目不暇接的诗人，这就造成了歌颂新生活的热潮。歌颂的主题和歌颂的方式都有了深刻的发展。中国新诗史的颂歌时代于是形成了。它从另一侧面，展现了当代诗歌的独特形象。
尽管当代诗歌经历了长期的挫折，但它始终沿着歌颂社会生活的方向发展，而且始终试着实践并不断摸索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它无疑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对这种成就的概括的描写应当是：诗歌探索与现实生活的更为密切地结合的目的已经达到，它创造了一种与现行社会制度、时代气氛、生活实际基本上协调的诗歌形态。经过反复的试验和调整，它们彼此适应了，而且建立了某种稳定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不管遇到了多大的挫折，这种自觉不自觉的互相适应的诗歌与生活的关系并没有消失。
新的时代给新诗带来了新的矛盾，也正是这矛盾给当代诗歌带来了不同从前的若干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并不全是成就的说明，也许竟是弊端的症结。总之，它们是值得探索的主题，讨论当代诗歌的发展，如下三个问题是难以回避的：
（一）现实在当代诗歌中的地位。现实，指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在内。平常的和不平常的社会生活，按照当时被确认为前进的诗歌观念的要求，诗歌应当积极地面对这个现实，并且为它服务，包括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当代诗歌的历史，几乎就是诗歌为政治服务的历史。它取得了很多成就，也由此产生了许多弊端。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在高度组织起来的、而且充满了多变的政治的社会生活中，诗人面对现实如何保持一个独立的严肃的态度，力求真实地面对并再现这个现实，而不是虚假的。
（二）个性在当代诗歌中的地位。诗人和诗歌的个性特征正在衰退。一种长久流行的褊狭观念，不断地贬抑和批判具有个性特征的“自我”，并把这贬抑地称之为“小我”，更通过片面地鼓吹以“大我”来代替“小我”，其结果是诗人的自我形象越来越模糊，抒情形象越来越趋于类型化和一般化。
（三）多样的艺术表现在当代诗歌中的地位。当代诗界习惯于把有异于它的不同的艺术表现视为异端。它有着凝固的“传统”观念，随后这种“传统”的观念又被加上民族化、群众化的光圈。最后由于古典诗歌和民歌基础论的提出，迅速地形成了一种毋庸置疑和讨论的艺术标准，对被认为与这个标准相排斥（其实未必排斥）的一切都予以排斥。在新时期以前，当代没有多样的诗歌，只有统一或逐渐走向统一的诗歌。这个时期有这个时期的“统一”，那个时期有那个时期的“统一”，“小统一”之后有“大统一”。而且，这些走向一律的诗歌也只有一种大体统一的“风格”，完全谈不上艺术流派的存在与建立。在新时期到来之前，中国当代诗歌在艺术单一化的路上逐渐退化着。
不要奇怪这里一开始就对诗歌的现状作了“暗淡”的描写，它根据的是当代诗歌发展的事实。但需要立即说明：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或者说，这只是事实的一个侧面。前面说过，开始的当代诗歌是另一时代的诗歌，这不是随意性的判断，因为这一时代的诗歌的确出现了与“五四”前后的诗歌迥然不同的东西：诗歌表现的生活内容比以前更为广泛丰富，诗歌的题材有了新的开拓；诗歌与民众的关系更为密切；诗歌在整部“革命机器”上的重要地位更为显著；诗歌的主题有了新的发展；诗歌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更富有时代感，当代诗歌中始终显示着一种作为社会主人公的形象；诗歌的形式有了新的拓宽，出现了新的、过去未曾尝试过的诗的形式，特别是政治抒情诗这一形式的确立和发展更为重要的，作为一个诗的新时代的标志，当代有着属于自己时代的诗的星座，而这些星座不管存在多大的局限，却是前人无可替代的。
当把中国新诗分成两半的时候，对比便自然地出现了。的确，前三十的工作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是拓荒性的，我们前辈诗人以大勇大智的姿态用白话诗的“怪物”向着强大而巩固的旧体诗词发起攻击，战而胜之并取而代之。在这个持续甚久的抗争中出现了一长串让人难忘的、闪耀着诗的光辉的名字：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冯至、殷夫、何其芳、卞之琳、艾青、田间、臧克家对比后三十，诗歌的发展似乎十分艰难。它面临着新的障碍，想要逾越这些障碍是非常困难的。不少有成就的诗人都不得不为之辍笔或变相地辍笔，他们经历了太多的批判和冲击。
从众多的事实中直率地揭示那些阻碍新诗健康发展的症结，探索克服那些弊病的途径，目的在于冷静而清醒地估计成绩，提高前进的自信力，着眼于未来，也许可以发展得更理智，也更健全一些。我们不愿重复历史的过失。在历史面前，我们只能尊重它。我们不能要求它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们只能说明它曾经这样曾经那样。当代诗歌的历史走过弯路，但是，它有属于自己时代的价值。对这些价值全面地加以论述是相当困难的。
久经苦难折磨而被迫停止歌唱达二十余之久的艾青，当他从噩梦中醒来，他想到的仍然是——
最美的是在前进中迎风飘扬的红旗
这是艾青写的《红旗》里的诗句，与此同时，他写了富有斗争哲理的《鱼化石》：“动作多么活泼，精力多么旺盛，在浪花里跳跃，在大海里浮沉；不幸遇到火山爆发，也可能是地震，你失去了自由，被埋进了灰尘；过了多少亿，地质勘探队员，在岩层里发现你，依然栩栩如生。”这首诗发表以后，有人问艾青它的意义，艾青狡黠地回答说：“这些变成化石的人太多了。”艾青也许竟是自比。但他还算有幸，没有埋藏“多少亿”便被发现了出来，而“依然栩栩如生”。
复生的艾青仍然是轻的，中国老一代诗人有着十分可贵的韧性，这种韧性并不因为遭受厄运而消失。当然，与以前相比，艾青没有写出像《大堰河——我的保姆》那样深切的土地之歌，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力显得疲弱。但艾青国际题材的诗却取得了超越以往的成就。的《南美洲的旅行》、《大西洋》、《在智利的海岬上》，的《古罗马的大斗技场》、《莱茵河流过的地方》，以及其他一些国际题材的，关于维也纳、巴黎的诗，都使艾青获得新的荣誉。他是一位国际性的诗人。
写过《王贵与李香香》的李季和写过《王九诉苦》、《死不着》的张志民，他们的诗篇，记述的是那个灾难农民的受苦和翻身的故事，他们是送别黑暗迎接新生的诗人。来到了新的环境，他们唱着新生活的歌，张志民唱着新的“村风”，写着新的《公社的人物》。而李季，他进入新生活初期的诗篇从内容到形式都作了新的改革，他以明快的旋律写着新的《生活之歌》，以及《玉门诗抄》中一些抒情短诗如《正是杏花二月天》：“正是杏花二月天，遍地麦苗像绿毡。汽车走在公路上，姑娘们锄草在地边。”展现着生活的欢快明朗的轻松情调。对他们来说，诗歌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他们已经送别了旧的人物和旧的故事。
一代新人正在以全新的姿态加入诗人的队伍。闻捷的诗是西北少数民族生活的风俗画卷，《吐鲁番情歌》等爱情诗的创作，开创了新时代的情歌的新格局——一种有着时代鲜明色泽的建立在劳动和荣誉基础上的爱情的歌谣。而两部《复仇的火焰》则是哈萨克牧民的觉醒和抗争的诗篇，以规模的宏大和色彩艳丽而言，可以说是中国新诗创作中的壮举。另一位诗人李琅，是一位很有修养的、有才华的青诗人，他受过正规的文学教育，接受过多方面的诗歌滋养，包括外国诗歌的滋养。他把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高学府的学院派的风气，带到了军旅，他创造了一种新的诗美：以纤细和优美的笔墨来描绘那粗犷豪放的士兵风格，并使二者有了完美的融合。李瑛在中国新诗中的贡献在于，他再现了亚洲东部的这片广阔土地上的自然风光，他总力求这种美具有时代的特征，但他的基本贡献在于捕捉它、雕刻它并力图保存这些自然风光的魅力。邵燕祥是最先用诗歌来讴歌全面展开的建设生活的诗人，而这个题材是以前所没有或极少表现的。
中国的西南边疆培养了一批青诗人，他们大都是青学生参军后来到四川、云南、西藏一带。在那里，他们重新找到了诗的源泉。有两股泉水滋养了他们，一股是战争结束之后，以土地主人的气概守卫边疆的亲情；一股是带着原始的神秘色彩显现在他们眼前的西南边疆的自然风光和异族生活情调。这批诗人中，有高平、杨星火、周良沛、顾工、雁翼、梁上泉、白桦、公刘他们自然地形成了一个诗人群，他们集体创造了新的美：一种绮丽、健康、明朗，充满了朝气的在大自然中活跃着的并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的浓郁情怀。
这个贡献是新诗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他们中，白桦是多产的诗人，他从西南民族诗歌中学到很多艺术技巧和艺术形象，他把这些滋养消化在自己的诗中。除了闻捷以外，白桦在沟通各民族与汉族的诗歌交流方面有着显著的成绩。他的抒情诗集《金沙江的怀念》、《热芭人的歌》和长诗《鹰群》、《孔雀》等，在大胆地吸收藏族、傣族民歌的特点而创造出独特的富有边疆特色的诗歌方面，其成绩也是过去不曾取得的。
公刘可能是当时涌现的青诗人中最有才情也最有希望的一个，他的名篇《西盟的早晨》中的那朵奇异的云，已经被很多人认为是诗人自我的象征性形象。在那朵云身上，带着让人凛然的寒气，也带着旭日的光艳，而这光艳却又是“难以捉摸”的。公刘的出现，仿佛是升起于深山谷底的这朵云彩。可惜的是，这朵云很快就消失了。当时曾有人预言将出现一个诗歌的公刘时代，但这时代没有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