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文学是人学的定义是否确定，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学是人生意识的心灵化和情绪化的艺术表现。如果说在创作实践和理论评判上一个趋于认同的论题是文学反映生活的话，缘此思路推究下去，生活的中心是人的实践活动，那么反映人生的物质实践和精神追求，展示人的意念、欲望、忧愁和欢愉等等，各种显著的和隐秘的，荦荦大端的与纤毫芥末的，都是立学题目的应有之义。
所幸的是，当我们以此来检视和评估当今小说创作的题旨追求时，看到这种深入对人生意识开掘、表现和提炼的文学实绩。新时期以来文学题旨日益丰赡和深厚，构成了气象万千的文学景观。文学拥抱生活成了独特的文学面貌。但如果没有今天改革开放的社会情势，没有生活日新月异的四化大业创造的伟绩，没有社会公众的谠议定论对人生主体精神世界的尊重和确认……总之，没有历史新生面貌，也就不能形成多样的文学势头，就没有文学主体性复归和对人生价值的确认和高扬，这是文学的也是历史的转机。
对当今多姿多彩的文学现象进行梳理和剖析，我们选取人生意识的角度来评估当代小说的不同题旨追求。人生意识作为特指又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的。广义的是指人在一定社会历史联系中对于社会对于自然对于自身的种种对应同构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的精神现象和实践活动的总和；狭义的指人的欲望，情态之于社会历史的某种特定的符合一定功利原则规范的思想特征。我们在分析当代小说的复杂丰富的艺术世界时，把前者作为引导进入这一领域的向导。因此，试图从它的社会历史层面文化心理层面和生命自然层面来阐述。
一
文学的人生意识在它的显层次上表现为对社会历史的热情。人是社会历史生活中的主角，人的社会关系构成人生的壮观巍峨的侧面，构成人生的本质内容。人生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生命过程，它又是在一种共同时态和复合空间下完成的，这样，无数个单质的个体之间组合构成了它生存发展的情状，这种组合并存的形态即人生的社会历史纽带。马克思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以，文学自产生以来只要涉足于人生领域就不可避免地有它的社会历史面貌，即一种显形的利害功利得失方面的矛盾冲突，有先进与落后、恶与善、宏伟与卑琐的分野与不同，由此体现了人生一定的历史发展情状。
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出现新的转机，亦即新生与方死的冲突较为显明和激烈时，这种人生意识的表现更为充分，文学顺应于此，表达的是历史和时代的情绪，是人民也是人生的基本要求。我们不会忘记，新时期以来，文学反映的重大社会内容引起的强烈反响，表达了对专制年代，“四人帮”倒行逆施的行径以及造成的弊端进行抨击和批判。《班主任》作为这种文学现象的第一支强音，它对极左政治对民族精神的戕害进行了严厉的剖析。小说通过刻画野蛮卑微的小流氓宋宝琦和思想僵化的“好学生”谢惠敏的形象，揭示了封建蒙昧主义政治和文化对祖国未来一代灵魂的毒害，作品深藏这对于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作为一个精神和文化萎琐和扭曲的渊薮，深切的控诉和辛辣的讽刺。它所揭示的深刻社会问题无疑在刚刚开始的对于“四人帮”极左路线进行批判，反省民族文化和社会人生的艰难行程是一振聋发聩之作。尔后，《伤痕》基本上承续了这种政治层面上对于人生的既往历史进行揭示和反省。它展示了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纽带——家庭的人伦关系在极左路线高压下出现的断裂和扭曲。不正常的政治功利造成了亲情关系的隔膜和人生情感的缺憾。王小华母女无可挽回的悲剧是社会历史悲剧的一个侧影，这两部小说，无疑表明了作家在经历慢慢严冬之后精神由禁锢到复苏，文学创作呼唤新的人生意识的一个觉醒。因它们对社台历史反审的急切，对社会问题的热烈评估和干预，形成了所谓“社会问题”的归纳（不是一种讥评），被认为新时期以来社会问题小说的滥觞。
从人生意识的文学观照看，所谓社会问题说实际上是作为文学的一脉支流，即从社会政治层面上去观照人生，并非是文学园地一现的昙花，而是株长青藤。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流变有不同的归纳，所谓问题小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我以为其实质都是以一定社会历史的内涵为基点，观照人生，也就是说，它们着眼点在于对当时的社会重心问题进行艺术的生发，让人生的历程中最显见的侧面；即社会关系对人的制约限制和发展创造，人在历史的不同情状（新生、衰亡、前行、后退等等）下的地位、作用，人之于历史的功过得失等，找到一个合适的切点和位置。
十年浩劫中，人生惨遭非人道的高压和折磨，摆脱了这种束缚后，历史创设了条件，人生的追求有了可能也进入了全新的境地，于是呼唤对中年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对农民坎坷多舛命运的反审，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等等。同《班主任》、《伤痕》一样，这个历史新生期的文学主题是把人生过往历史中的缺憾和失落寻找回来，当然，它们又多是在对政治历史的浑沌、阴晦和反动的批判中完成的，其时间跨距以至追溯到建国初第一个十年。举凡当时的小说，无论是《人到中年》、《布礼》、《李顺大造屋》、《天云山传奇》、《如意》等影响较大的中篇巨制，还是《内奸》、《小镇上的将军》等精致短篇，都以褒贬分明的人生意识观照了以往历史中人生的灾难和不幸。这一时期的有影响之作，基本上是写过去年代的“人生故事”。究其原因，作家们深恶痛绝于极左路线对社会历史包括人生的反动和伤害，面对刚刚新生的历史，或许作家们不太熟悉，来不及找到合适的艺术切点，或许历史新生面貌的宏伟景象尚待形成，或许作家们对于灾难岁月的切肤之痛呼之欲出形成了一吐为快的“集体无意识”（心态），但是，它们构建了新时期文学一个宏大的题旨则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剖析了灾难深重的人生命运和遭际的曲折乖谬。也是从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面对社会历史的重压——滞沉的变动的、正面的反面的影响渗透和制约，人生如何从摆脱社会历史困扰中跋涉前行，对于奔赴新的历程也是一个参照和借鉴。
所以，当这时期随着全民族对于“文革”以至更远年代政治失误的反思逐渐深入和自觉时，文学的题旨追求以表现人生的社会内容形成了不大不小的浪潮。但新生的历史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创造实绩，也吸引了文学的目光。于是改革年代的一些重要社会问题的提出，历史的新变化——经济改革、商品经济制度变化等等，对饱经忧患而思考民生民族发展命运的作家们带来了欣喜和欢悦。文学人生意识的聚光镜对准变动现实的人生。《乔厂长上任记》的出现，既是作家的历史参预意识的感悟，又是作家人生意识的自觉。小说对现实历史变革的深切呼唤，对现实人生价值的新的认同和肯定，昭示了新时期文学的转换点，同时表明文学在表现人生的社会层面中开拓出新的前景。小说的深刻性毋宁说率先触及到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社会矛盾：通过乔光朴上任后改革生产管理中不合理现状，揭示经济生产中诸多不适应现代化历史要求的陋习旧弊，不如说，乔厂长的行为是人生价值的重新发现和高扬，他犹如一支投向传统重负和厚重积弊的响箭，是现代化事业方兴未艾中民族活力的精神代表。小说不可包纳也不能解决现实生活的矛盾，但小说中乔光朴的形象是作家热情关注变动的现实，关注历史运动中人生的思想精神和行为性格对于现实的种种影响和关系。当着历史运动出现了新的矛盾和发展了的社会现实需要有新的思想行为来引领或推动现实的发展时，文学有责任追踪历史运动中的先进思想性格的代表，描绘这积极的人生品格和功绩，甚而创造和增设更具有敏锐目光和胆识，具有社会历史主动精神的人物形象来。作为文学典型，乔光朴并非完美，但作为那个历史时代民族心态的代表者，时代精神的体现者，他对于旧的大胆冲破和新的执著坚韧的追求，使人生跃进了一个灿烂的境界和层面，促进了文学同现实的联合，也促进了历史运动的向前发展，这只要回顾那时期多少企业和机关寻找生活中的乔厂长就足以说明。
正因此，我们把现实人生中社会历史侧面作为人生内涵的一个部分（或重心部分），对于着力于由此生发的文学，容易出现一种公式化、模式化不应该忽视也不应宽容（这在后面要说到），但检视新时期文学的主题，一些同类作品逐步克服了上述缺陷，形成较为恒定的潮流，从《乔厂长上任记》以来，更为耀眼夺目。《三千万》、《祸起萧墙》、《新星》、《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乡场上》、《围墙》等以及近期的《古船》、《浮躁》和一些写南疆战事的军事题材小说。原先，这类小说视点放在从社会层面上观察人、表现人的特殊地位（人与政治历史事件、人与战争、人与经济行为等），而这些又是某一时代（时期）生活的重心所系，由此，小说中的主人公活动多是以对社会历史的责任感、对民族命运的认同的直面表现，完成了他们的“形象价值”。1983年以后，这类小说逐步从过去单向表现社会视角政治人生，对“文革”历史的反思变成更多地立足于时代变革的要求，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揭示民族精神的历史沉积，刻画新旧交替时期政治历史变动到经济文化等转换过程中的人生广阔的精神世界。
正是这种变化，为表现社会人生的历史政治层面的小说带来了自由和生机。《古船》中洼狸镇上三个家族在四十年历史中的升降沉浮，悲欢衰荣，是中国当代历史运动艰难时世的一个缩影，更是某一类型（农民、小知识分子、工商业者……）艰难人生的一个缩影。隋抱朴的修身自躬、隋见素的狂躁多虑、隋不召的世故神秘以及赵四爷的阴鸷深沉，李家父子的机敏新锐等等构成了人生之网的不同侧面，但其人生的主要绳结仍归系到由浓重的宗法、封建性的环境和人文心态交织的生活之网中，映衬了社会历史的沉滞，传统重负的顽冥，人生心气的坚执等多种矛盾庞杂的画面。它不同于《班主任》等小说，对社会问题的揭剖以警世俗的疗救之功，也有别于《新星》、《三千万》等专注于揭剖政治体制和经济生活中的权力效应（包括人与法的矛盾）对中国社会历史层面的束缚与压抑，造成了人生的显形障碍，包括对民生民疾的草菅和漠视等，而《古船》则把社会历史中人生的复杂欲望，同历史改革的民族命运联系起来，思考着一个完整健全的人生于社会生活的补损得失，闪射着革命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光泽。抱扑的并非完美的思想修炼也许太空泛了，或停留在“坐而论道”上，但他体现了现代人生的追求，是社会历史中人生的一个标尺。
只有当这类以社会共时性的人生情绪和心态融于社会历史的背景中，人生的这一侧面才得以完整地表现。当然，它的前提必须是社会历史生活提供了条件。如前所说，当着社会批判锋芒刚刚摆脱动乱社会生活，进行清除旧弊、扫除陋习的工作，促成社会秩序的安定时，小说表现人生的社会历史层面是在反思和批判中完成，而当历史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境地，反思人生本身才成为可能。
小说表现人生的社会历史层面是一个复杂的文学现象，有人把它同狭隘的功利观联系起来，从贬抑后者到菲薄前者。这个看法是褊狭的，当代小说中的人生意识，汲绠于社会历史的生活中，虽然它有着传统的文学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功利性的意识形态力量而存在的影响，但不是为表现和认同于一定的社会历史面貌，而是去表现和揭示人生的一个必然现象，如前所说，由单体的人身组成的复合人生的历史面貌。如果仅仅着眼于认同和适应，容易成为虚假文学，欺骗文学，“文革”中令人厌绝的“歌德文学”、“乐感文学”（甚至“愚民文学”）是这类代表。但如果是表现和揭示人生同社会历史的关系则是一种持久的文学视角，因为人生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将是个长期的内容。人的社会属性是人生的重要之点，人以群体来维系其生存发展，他同社会的联系多以社会政治的责任为准则，于是这种人生的社会层面就必然进入文学领域。问题在于文学反映人生的社会性层面，是从既定的社会历史要求认识人生，还是从人生的个体情态中看社会历史的联系。文学表现人生不应受“社会性”所累，而是通过展现宏大的人生面貌去认知和表现巨大的社会“历史内容”。
当前这类小说仍然是创作的主导，但却缺少象《古船》、《人生》这样的力作。我不认为归罪于表现手法上的陈旧和老套，而是社会历史层面的一些人生问题在新的价值观念的冲击下产生了种种歧义和不确定性。比如道德继承与历史评判的关系，经济利益同思想伦理的矛盾，体现人生健全发展的人道主义同特定的政治功利观的冲突等等，在一个新的价值体系还未完全建立而旧的东西需要扬弃革新的时代，客观恰当地认识社会历史中的人生问题和人生现象，尤其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