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小说审美倾向的对话
甲：最近一个时期，对小说创作态势的分析，批评家们似乎显得沉寂了些。不象前几年，可以振振有辞地梳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这是否因为有人提出了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后，对创作平平的一种沉默的认可和静心的等待呢？
乙：不过，文学的轰动效应失去之说是极而言之的。仅就近年来小说创作看，虽不及前些时那样有口皆碑，也出现不少沉实厚重之作，或可形成一种潜藏的新效应。如果进行归纳的话，值得研究，也有脉理可寻。有人说，近期内一些新进的作家是走的“新现实主义的路子”，也有的从创作视角的变化名之曰“视点下沉”，还有的说是对生活的一种新调整，总之，目下的小说创作有不少篇引起了读者和批评家们的注意，其原因是它们对前些年小说创作形成的高峰提供了新的东西。而最可触摸的最易为理论家所归纳的艺术热点即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重新的审视和表现。亦即小说的写实精神。
甲：当然仅从写实的角度来认同和归纳，总有点偏仄于形式的味道，尤其是把它们归纳为一种“主义”或“思潮”时。就这类小说的审美趋向看，我认为它们的显著特点是纪实性和通俗化方面的新追求。由此，使这类小说更贴近当今读者大众。
乙：所谓纪实性和通俗化，作为一种审美趋向，在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中并不突出，但近年来，却显得越来越自觉，越来越明显了。
甲：是的。在新时期文学十年发展的流变中，它们多是一种自在散漫的状态存在，又遇到各种“明码”的艺术口号和旗帜挑战。它们显得“散兵游勇状”，也多是被强大的变异求新的潮流消解成星星点点的支脉。在今天，小说创新在玩熟了各种技巧，借鉴了时兴的手法之后，在小说的本体探求确定之后，它们又重新获得了重视。
当然，作为一种审美方式，小说的纪实倾向和通俗化，是对流变了的生活，进行新的艺术观照。这种观照是基于对生活的开掘和对读者形成的审美趋向认同后的有意义的开掘，也包括了现代生活和文化环境提供了一种可能。
乙：请具体谈谈这方面的不同表现。
甲：纪实性倾向这一点就读者大众对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的热衷来说，似并不难理解，它形成了当今读者的审美热点。小说中的纪实元素的加强一方面缘于这种接受对象的审美启悟，更重要的是作家对生活的认识更为凝重和简约，把它浓缩和还原于自己精心构筑的艺术世界中。我倒认为对生活的原生态的表现，对生活的审美还原和提纯，是当前小说纪实倾向浓郁的重要表现。
前些年，现代主义手法勃兴的浪潮绘小说创作带来了新生面，却也因它过于讲究外在形式，使文学同读者联系的链条显得脆弱和脱节。就对外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反拨说，写实的小说更多强调内质上贴近中国大众生活的生存心态。当着变革生活中商品经济大手搅乱了沉稳凝固的以政治文化为本位的当代国民生活时，各种思想、行为方式等等都面临着强烈冲击。小说可以用西方哲学观来解释、调侃、玩味，可以从远古的时空背景下观照，也可以真切地描摹繁难人生和躁动的灵魂。而后者对于在艰窘生存状态下苦苦挣扎的生民来说，有更多的感情的联系。
乙：读者的审美水平在大开放的文化背景下，越来越得到提高，可以从世界文化的比照中选择中国当代文学。有论者认为读者也有层次。其中的精英有强烈的参预意识，他们的审美水准影响和制约着作者作品。比如大众文化心态的“趋实”性，不应看成是一种低质的，而是文化水准提高后，对于那种民生民情和世态人生的一种文化审视。尽管小说的假定性和虚拟性是艺术不可或缺的，但人们还是希望能从小说艺术中看到作家真切地解剖人生、剖析世相。于是求实求真自然成为变革年代人们的阅读心态。
甲：是的，只要从几部颇受重视的小说可以看出这一点。中篇小说《烦恼人生》去年发表以来，博得极大关注。小说中主人公印家厚一天的烦难甘苦，映照出生活在各种困扰的人生的真实心态。小说以白描冷静的笔法，描写主人公置身在各种艰窘的环境中，应付着各种不同的生理的和情感的（他一会儿是父亲，一会儿是丈夫，一会儿是情人，一会儿是儿子，一会儿是工人、乘客、拆迁户……）挤压。他在生活中的困惑和踟躇，无疑浓缩了当今市民心态。有人认为作品的意旨寄望于改革，呼唤改革，还可补充为对于中年人（甚至底层生活的人们）的生存环境、心理承受力的关注，是造成人生奋发振作的物质前提。社会改革中的活跃因子和动力是人，而对于人的尊重既要有精神方面的也不能够忽略物质的。当我们的历史因袭负担积厚难返时，首先解决这个极为简单而必要的问题尤为重要。
从纪实效果来说，这类小说引起的“共鸣效应”是其它类小说所起不到的。现在，大众的情绪似乎燃点很高，最为关注的又是与自己切身有关的问题。比如房子、官僚主义，物价等一些社会敏感的问题，都可以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但小说如果沉迷于峰回路转，写历史文化的恒久、文明灿烂与文明的失落等一味作浓郁的寻根之状，似乎太偏狭，太疏离生活和读者了。当然小说又不是一种社会问题的宣泄器，只有真切地把握人生的情感，恰切地反映普通人生的心态，才能够既尊重读者，又为世情所容许。
乙：除了这类直接写当前生活的作品外，其他小说的纪实倾向如何看待？
甲：纪实性并不等于新闻报章式的报道。写新近发生的重要的事件和人物，那是新闻报道。而小说是通过艺术的熔裁把人生的情感，放在艺术的七巧板上放大、聚焦和提纯，即使写过往的生活，也应以当前大众心态情绪为坐标进行开掘，企求成为读者认识生活的一种参照。刘震云的《塔铺》、《新兵连》，写的是十年动乱中和刚刚结束时那段生活。作品的题材是不少作家涉及过的，但小说的特异之处在于它们以艰难人生中痛苦生灵的价值理想和行为方式同浓重沉闷的社会氛围进行冲撞，从人生不断追求的动机同追求的目标相违离、理想的高远受制于现实的艰窘等二难境况下抒写同代人复杂的心灵。它们既是艰难人生的咏叹调，又是痛苦灵魂的悲怆曲。这类作品还包括新近的《风景》（方方）、《懒得离婚》（谌容）等。
乙：对小说的纪实倾向可能会产生一种误解，认为纪实性降低艺术性，换言之，纪实性在艺术上给小说创作带来了哪些变化？
甲：前已说到，我们所谓纪实性是就小说贴近人生贴近生活而言，不同于以往探索文学多从哲学层次和文化层面甚至“宇宙意识”等观照生活，也不同于经典的现实主义的所谓典型化，写崇高中的悲壮和幽默中的正剧，它是把生活进行审美还原，虽然有作家的主观选择和情感浸润，更多地是以平实的手法去描绘生活的原状。既是“生活流”又有“情绪流”，以对表现当代各种躁动的灵魂和艰难的人生为其根本，以切合读者大众精神脉息为其依归。这些小说在艺术上多是客观冷静地进行叙述和描绘，而不作经意地主体介入和渲染，并常呈通俗化倾向。
通俗化不应看成通俗文学的专利，它也是纯文学（或雅文学）的一种艺术手段。纪实性强无疑增添了小说的平民意识和大众意识（因为读者大众对艺术中的人生内容多从自己的生存境况中比照、认同），增加了内容的可读性，在结构上取一种平实、亲和的角度。通俗化也许不是这类小说作家刻意追求的，但它常服从于小说描写内容而把作者、读者及描写对象三者放在平等位置上，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亲近感和审美的吸引力。
乙：请对这类小说作点具体分析？
甲：前不久文坛引起不小轰动的长篇小说《血色黄昏》，就是一部十分通俗的“严肃文学”。它的畅销和受重视并不仅是写了主人公在内蒙草原知青生活的奇特经历，主要的是它袒露了“老三届”一代人追求、奋斗、绝望、期望的不安分、不平静的灵魂。它所表现的人物性格和气质都是生活中原汁原状，惨烈的追求和挣扎，悲壮的求生和献身，更多的是把带血色的男子汉气概面临着生死决绝的考验“过程”，较真切完整地表现出来。当然，通俗的韵味不仅在于语言结构方式的大众化，而是内蕴上的平实和接近生活原始情态，由于它写了血性男子粗砺的情感追求和理想的轰毁、幻灭、失落，让读者看到痛苦灵魂在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挤压下的悲壮，读来令人震颤。
乙：这类小说通俗化的倾向更多的是表现在精神内蕴上，表现在作者“平视生活”，不伪饰、不求哲理的装点和矫情的卖弄。尽管艺术上粗糙一些，也能博得读者好评。但新近更有一些作品揉合了当代通俗小说、情绪小说的特长，使人物精神开掘多层面地展开，似乎是投身在袒露当代人生真实灵魂一类小说的探索中。
甲：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家可以举出青年作家刘恒。他的《伏羲，伏羲》是前面说到的具有通俗意味的写实小说。尽管他写人的生命既苦涩又热烈的追求，但不是从象征意义上探索男性生命的刚烈沉雄，探索人类繁衍之初的生命图腾对于人生绵延不止的遗韵流风，作家是以主体情感的隐退来刻画生命的艰难历程的。新近他又以探求的笔触写当代青年种种孤独和惶惑的情态。长篇小说《黑的雪》是写一个刑满释放后的无业流民（后来办了临时营业执照）李慧泉对于生存艰难的抗争，他既有对自己行为的自尊和人格的珍视，又面临着冷漠、孤独的困扰，命运的乖戾和坎坷使他容易沉沦，但他仍恪守自己心灵的自由。他打架寻找刺激和痛快，他不近女色，只是追求异性对自己的尊重，在人格和物欲的价值判断面前，他有自己的哲学。这是一个不苟且于世俗、不合流于世情，不见容于庸常的孤傲的灵魂。同样，中篇小说《虚证》是一个自杀者的悲剧，郭普云本是一个工厂的宣传科长，因流俗时弊的刺激，他孤独地寻找自己生命的尽头，以自己的清白来换取人生的理解。这样的生命结局固不足取，是一种精神的悲观症，但却警示着人们对于活生生的灵魂和自爱的人生的尊重，青年孤独者痛苦的灵魂受的熬煎也许为流俗者所不理解，他却用极致行为来证明人生的价值在选择过程中多么蹒跚和崎岖。
乙：你对这类小说的理解，是否从它们表现了新近小说家们对生命情态的思考，然后又追寻变革时期青年一代骚动不安灵魂的精神根源，小说贴近了时代生活的思想脉搏，又以惨烈而粗犷的灵魂剖析来掀动读者感情的风暴呢？
甲：是这样的。它们的发现不是单纯意义上生命情感的描绘，而是从把握人生的精神脉息来写一代人的心态和灵魂。如果刘恒不思虑郭普云、李慧泉们的生存心态，不痛惜生命的尊重和自爱对于人生的重要，作家可以写那些显赫者们发几句高级牢骚，佐以空洞诱人的文化调料，可以放开假嗓子唱几句英雄曲，能够震动读者的心灵吗？小说前些年写多余人，孤傲的文化青年，抑或象日本人所谓“走族者”们不是多见吗，但这种遗世独立的精神疯狂症患者，只能为大众在生活的底层挣扎后抬头仰视的形象，不免有隔膜之憾。因此，今年以来，小说家们更看重了写实艺术的社会效应，这就为沉寂的文坛带来一丝清风。我不认为它的出现将改变当今文坛的走向，的确，它们把过去理论家所归纳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种种理性判断放在实践的祭坛上来检验。尽管结论如何，不得而知，而对于求新求变求得精神沟通的读者大众，是十分欢迎的。
一九八八年《天津文学》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