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任何一门科学都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进行理论自身的整合、调节和更新。在一个新旧杂陈，旧的需要变革，新的需要诞生、完善的时期，对于既往的、曾经被视为经典、当作教义的法则，进行及时的梳理，纳新求变，就显得更为突出和必要。新时期十年文艺批评无疑经历了这样意义深远的实践过程。前几年，呼唤并倡导的批评观念变革，确曾使一度陷入沉寂、囿于某种框框而滞步不前甚至走人偏向的文艺批评有了根本性的突破性的转变。我们只要稍许回顾一下1985年前后，文艺批评界风起云涌令人瞩目的批评态势即可得到明证。批评观念的由单纯的政治评判进而对审美自身的回归，批评方法的博采众长，引进接纳西方的种种旧学新说，无疑形成了批评杂然纷呈、多样并举的格局。
理论的发展推进，常常似乎走的是一个不定型的“功能圈”。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圈子”它经历着循环往复、肯定而否定又肯定的过程。当它在沉重滞闷的情势下，迈着蹒跚的步子，引入新质、弘扬变革时，新生期的热情和宽容，便容纳了失误和稚拙。惟其如此，生机才得以生成。当这种“生态”形成后，如何建构参天茂林的批评园林的新格局，又如何走向进一步深化呢？批评理论本身在寻找着，批评对象——创作实践也在期待着。
批评的进一步发展在于自身理论的成熟和自觉，也在于对创作实践的实际推动的效果和“满足程度”上。
于是，眼下比评界在关注着自身建设或说反思，而引出了我们这一话题。
二
批评的界说似乎很难确定。所谓批评即鉴赏、批评即选择、批评即阐释、批评就是指导……多达十数种。但是抽象的定义取决于对批评对象的实际运用，经过检验才可能被认同。或者说，其意义并不在于定义的本身而在于它运用的效果上。如果说批评的定义是不确定的，而它的实际效用则应是确定的。当然，多一种批评的界说，多一种思考的角度，也是多一种观念形成的前提。
也有人把这种经过喧闹勃兴的批评局面走人沉静平实的自审流向，作为批评面临的困境。这是极而言之的，毋宁说是所谓“逆向思维”角度的思考。无论是由盛而衰，由涌动到潜沉都是在经历着变化，在面临着挑战。
批评的勃兴时期，是最容易标举高调、倾听华彩乐段的。批评的杂然纷呈包括了种种有用无用、精妙与芜杂的“混成音乐”的交响。无论是金石之响，还是幽默小曲，甚而南郭滥竽之声，都被看作是对于多年闭锁的、模式化的格局唱出的新调。但历久不衰的、历久弥新的，则又是契合了审美要求的、切近对象本身的批评实际（无论是观念的还是方法的）。
我们不一定说那种宏观的、综合的、宏大建构式的批评都是玄虚缥缈的，但对于批评的理论与对象的契合来说，只有解决了实际的批评，只有分析了对象本身的优劣得失的批评才可能为批评对象所接受和认可，才显示出意义。一味故作宏观状，容易表现出虚浮和空泛甚至疲软。因此，批评的实与虚这组矛盾，在它走向沉稳发展时切忌其天平重心的倾斜。在一定意义上，批评面临的难点是，把视点下沉，以扎扎实实地解决实际问题的批评来建筑新格局。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评价和探讨一个时期的文学实绩时，大趋势式的展望固然需要，但把批评逼仄到一条似乎大而全的胡同，并非不是模式化的偏爱之弊。因为批评的功能是多元的，即有对一个时期发展总趋向的整体归纳，又有各细部精微的剖析。理论热潮时期崇尚的人而全，以大而无当取代了实事求是的精细品评和分析。常常看到这类文章气势旺盛，论者在展开“宏观”的角度上气宇轩昂，当论及具体文学现象时却蜻蜓点水，沾而不湿；或密云不雨，有气无力。涉及到对一个时期某类文学体裁的概评时，如果不剖析得纹理清晰，脉络分明，总该是论据实当吧，但遗憾的是，这些文章往往先拉开架势，似乎面面俱到地捕捉到几条几点后，从视野所及的创作（作品）中，找来几个“填充物”便算完事。这样的批评多半是打花拳或踢绣腿。
对于那种预测类的文章，有人认为如同算命问签似的滑稽。比如认定今后十年（或说本世纪末）文学的几大趋势、几个流向之类，论者振振有词，听者却惶惶愕愕。除了作者的某种趋风赶潮的思维习惯外，这还与好大喜全的不深入细致的批评视角有关。当然，从认真的研究中进行超前性的观察又是另一回事。
三
批评的实与虚作为一组矛盾的统一体，还可以引申为若干细小的方面。除了前面说到的批评视角外，还有批评语言的去芜存菁，去粗取精，再有批评效果、批评态度等等。
批评的求实精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批评主体的态度。实，亦即真实，讲求实际。不媚俗，不唯尊，不哗众取宠。批评家慧眼独具地发现批评对象（作品）的优长容易，但批评者在力排众议的情况下独抒己见，特别是一部作品被政治评判者不负责任地搅混了水的时候，能够力陈己见，其所显示的就是批评的真正品格。批评的才识只有同胆略相融，才更能显示出奇光异彩。
有人对评坛的“一窝蜂”现象深表不满。批评的“一窝蜂”也源于缺少独立品格，缺少对批评对象真诚地咀嚼和研磨。仅仅专注于某类作家作品，仅仅热衷于某个作者的某部作品，容易形成批评的畸轻畸重。任何偏向和失重都是批评发展的障碍。就目前情况看，理论批评建设尚称均衡，而对具体作品的评论，则多是关注于那些先锋派（探索性）的文学和作家。于是，某类作家的作品便低于其批评文字的十数倍，甚至更多。
真实的品格源于真诚。对于主张有“圈子”，以“圈子文化”来构建批评的群体，容易使人不情愿地想到“乡党文化”。从大一统或所谓“整体眼光”来要求富有个性的批评活动，似乎限遏了批评的鲜活个性。但以某种功利为圆心来编织圈子文化则又是难以摆脱某种恩恩怨怨的狭隘浅见，显然不足取。常有人叹惜于那种感恩报德似的“圈子”批评以一味地唱赞歌和送彩声来代替冷静而深刻的分析。于是，对批评对象的个人行藏、起居饮用都能津津乐道，批评成了廉价的表扬稿。批评最要有个性。个性的扩大和汇聚产生一定群体，但群而不俗，以超功利的冷静的艺术评判来消融个人的酬酢应答，才不失为新时期群体批评应有的文化格品。批评的选择并非建立在文化团体主义的功利之上。批评不排斥个人的偏好，但滥用感情，视黑当白，以非为是，就难免使人怀疑它是不是有“关系学”的浸入？！
四
“批评不是拐杖”，有的作家愤激地责难批评的干预作用。是的，它不应该是指指点点的拐杖，也不应是滥施威风的戒尺。“我根本不看批评文章”，有的作家不无嘲弄地说。但窃以为批评也不必看作家的眼色行事，受到某些作家的冷落不一定就是批评的悲哀！这是因为，一方面批评家的独立品格不受制于人，不受制于批评对象，才能尽情地发挥自主的意识形成自足完备的批评世界。又一方面，批评要切合对象实际，力求寻找适当的精神联结，尽管它有时可能下的是针砭，戳到其痛处，而令人颇感不快。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责难或诅咒也许是好事。当然，也有些作家白天（或公众场合）大骂批评，而晚上或背地里却又注意对自己的评论，哪怕是责难文字，这也是事实。
即便批评的受责难冷落，也可以成为对自身究诘的触发点，即所谓加强自身的自主意识。近几年，西学渐丰，成为懒惰的批评家的便捷之道——一段外域特定语境下的摘引，可以演化为一篇论文的主旨。更多的是，以引述洋人古语代替自己独到的分析，批评成了语录似的集大成者。靠引述经典为文的时代业已过去，但新的“洋式的”“语录现象”是否应引起我们的警觉呢？
不可否认，批评略受惠于近年对西方理论的介绍引进，但任何文化现象都潜藏着难以摆脱的两难境地：它的先进合理性与它的落后阻碍性，这还不包括进行必要的择优选择。当“左视眼”把所谓“全盘西化”的帽子企图扔给那些孜孜于外域文化的汲收、择取的文化现象时，正直的批评家不应苟同，但反躬自省，确也有那些引述中的“生吞活剥”，甚而“狂轰滥炸”，为某些反对者提供了口实。
五
批评家议论作家们浮躁——写得仓促，写得浅露；追求数量，追求题材的轰动效应。那么批评家本身呢？
不可否认，批评也有浮躁。“为赋新词强说愁”，是浮泛虚幻，也是浮躁，总以为创作落后于生活，“感叹年成无佳景”，也是浮躁的心态。性急的批评家被眼花缭乱的文学现象所迷惑，极易大唱赞歌，或宏观或微观地撰文结篇品评创作势头的优长；而当文学由“轰动效应”变成沉静而平实的正常状态时，就有了所谓“没有好作品”、“创作势头减弱”，乃至“危机”之类的呼喊。急躁得可爱，是出于一种善良的期望和要求，但急躁的心态是以良好的动机代替了认真审慎地对批评对象作探幽抉微的分析和考察。
出于一种厚望，呼唤史诗佳作的产生，从理论上进行分析研究，无可厚非。但认为每部作品都应以“史诗”的标尺去测估，认为应该这样又不应该那样，于是在检视了几部作品之后就得出结论；如此创作态势何以有史诗诞生……颇是一些“忧患意识”强烈的批评家省事的做法。说史诗不能够产生，就文学史和读者心态都说不过去，但史诗的产生并非几个批评家的催生，也不是某些论者所谓有史诗产生的时代来临后的自然分娩。文学的产儿是宁馨儿还是畸形胎，似乎并不首先取决于“摇篮”的质地品位。我不反对史诗的追求和提法，但不苟同于那种热切地企盼后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苛责。
证之以整个创作界，那种“危机意识”，“落后感”，似不恰当。比如艺术界，近日北京舞台上的话剧《桑树坪纪事》和电影《红高粱》，颇引起了轰动。《红高粱》还得了世界大奖。有趣的是，这两部作品都脱胎于同名小说，可见文学创作的势头不可轻视。对一种文学现象的评价，实在不能浮皮潦草，以说得痛快淋漓为乐事。
即使是眼前的文学创作，也不能以反映某某题材的少了，那些软性的东西又多了等等为理由来简单地评说创作收成的不景气。比如“改革文学”，自新时期以来就一直是为数不多的作家们所孜孜努力的，也出现了不少的佳作。性急的批评家恨不得不断地有《乔厂长上任记》、《新星》那样的“效应”出现。于是，每隔一段时间，总有人在呼吁要重视关注，要防止“落潮”。我们面对的现实是改革生活已使全民族社会的政治、文化心理以及思维习惯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改革已由过去经济方面深入到人生的各个层面，于是“改革文学”的波涌如水中涟漪辐射开来，由风起潮涌的轰轰烈烈更多地转向潜沉暗流。这样，我们怎么还能以过去乔厂长风风火火、李向南大刀阔斧那样来认同今天的改革家形象呢？
这里，根本问题在于把文学看成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不必以单纯的“年轮”来划定。对那些一时能引起轰动反响的作品，也应当作是在汲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取得的成果，如同竞技场上的接力赛一样。
六
批评的价值判断毋庸置疑是以审美为轴心，这是真正的批评同伪批评，文学批评同非文学批评的区别之处。批评的方法尽管多种多样，有所谓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心理批评、原型神话批评、新批评等等，但它们的支点是以价值判断为基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无论是旧有的、新进的或是刚刚设的，如同创作一样，以加强文化气息为重，即把批评对象放置在特定的人文环境中，参照对象的历史社会文化的蕴涵，并同创作主体的心理分析等连结起来，也许对偏废的批评方法有所补益。文化心理实际上离不开一个民族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方式。文化的含义尽管颇多歧义，但不可否认，对于大众的审美心态的契合，对于特定历史现象同现实精神的沟通，对于多元的创作态势的宽容，是它的优势。
反过来，批评的文化意识的强化，又能促使批评主体的学者化进程。作家学者化的呼声久矣。批评家作为作家的“同盟军”也有同样的课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后者多因承担着汇纳广博知识，从万象纷呈的文学现象中进行辨析、研究的任务，因而更需看重学者化的修养。知识的丰富和深邃是衡量批评家才能的重要条件。批评家首先应是一个学者。这是一方面。学者化的另一面则是要有学者的雅量和器度，表现出对争鸣的公正态度和不以感情代替学术。
以上所论，也许都是批评知识的ABC，但回顾近年批评界的种种弊端，不能不使人想到，对那些搅混水的批评进行一番启蒙式的教育，恐怕未必是多余之举。
一九八八年《当代》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