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邹广瑞他们前行的脚步自然显得格外的艰难。但这一时期卫星小组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相依为命，同舟共济，团结战斗一条心。不管谁有了困难，大伙一起帮助克服；无论谁遇到了麻烦，大伙共同想法解决。彼此靠着一种只有在那个年代才有的真诚，紧紧地维系着这个集体。
一次，组里一位始终坚持加班的专家病了，邹广瑞等人将他送到医院，由于是周末之夜，再加上病人是个“臭老九”，医院不收。这位专家疼得在急诊室的地上打滚，也照样没人管。邹广瑞火了，背着这位专家直接跑到了一位医生的家里，这才得以检查。一诊断，这位专家的急性盲肠炎已经穿孔了！医生的意见，必须马上手术！手术就得有亲属签字，可这位专家两地分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邹广瑞拿起笔来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位专家身体刚好一点，又回到组里开始加班。有人劝他回去休息，他却说：“休息什么呀？现在到处乱哄哄的没人管，我们再不自觉加班干活，卫星什么时候才能上天呀？”本来，有人不让干，他们完全可以不干，但他们偏偏冒着风险也要干——白天怕人看见，就晚上偷着加班，每次加班，一般都要到凌晨一两点，有时甚至还通宵达旦。
这种工作方式和工作精神今天看来可能有些不可思议，甚至很是荒唐，但历史就是如此。邹广瑞他们如此常年加班，不但没有一分钱的奖金，没有一分钱的夜餐补助，甚至连一块面包也没有。每次加班到深夜，一旦肚子饿了，他们就用一个小铝锅，做点面条吃了接着再干。有时馋得实在不行了，有人就对邹广瑞开玩笑说：“组长，你就请一次客吧！”邹广瑞就把自己兜里仅有的零钱搜集起来，然后跑到街上买上几个面包或者烧饼，大家掰着啃。有时干脆买上一把挂面，回来用清水一煮，再用酱油一泡，大家分着吃。由于几乎每晚加班吃的都是酱油泡面条，因此有人开玩笑说：“卫星里都有一股酱油面条味了！”
这，也许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的一种精神特质。
然而，纵观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史，长期清贫的日子酿造的结果，便是生命之花的加快凋谢与萎缩。卫星小组的专家们由于长期以来工作过于劳累，而物质生活上又太贫困，再加之只有那个年代才可能造成的某种精神负担，因此大多数人的身体不是这儿有毛病，就是那儿有问题，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健全的身体。一位叫马景阳的专家，因积劳成灾，不幸患了肝炎。可生病期间，他仍偷着加班，直到后来病情严重，他才被迫住进了医院。
面对这位情同手足、不幸倒下的病友，邹广瑞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滋味。他惟一能做到的，就是哪怕有一点时间也去看看这位专家。他当然知道肝炎是会传染人的，但他不怕，几乎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只知道马景阳是病人，就应该去亲近他，就应该去安慰他，就应该让他感受到那个年代本来就少有的温情。“臭老九”本来就没人理没人管，他再不理再不管，还算人吗？因此，他每次去看望马景阳时，明明知道有传染，照样与他握手，照样同他紧挨在一起，送水喂药，谈这谈那。因为他深深知道，身处病中的马景阳什么都不怕，最怕的是大家会疏远他！
在此期间，卫星小组的其他成员，也和邹广瑞一样，一有时间就围坐在马景阳的身边，问寒问暖，细心照料，生怕对马景阳有一丝一毫的疏远。他们知道，马景阳的病都是这么多年搞卫星给累出来的，因此到处为马景阳寻方找药。可让他们羞愧的是，很想给马景阳买点营养品，却又苦于囊中羞涩，实在拿不出钱来，便只好大家一起凑出仅有的一点钱，为马景阳买一点点鸡蛋和挂面。而他们能尽心做到的，就是在马景阳住院期间，始终坚持轮流对马景阳进行看护。
结果，卫星小组里有7个人都先后被传染上了肝炎！这不仅对患者来说是一大不幸，而且对整个卫星小组也是一场灾难。
可他们不但没有一点怨言，没有丝毫后悔，反而还对马景阳严加保密，生怕他知道后会影响病情。住在医院的马景阳当然不知道这一切，他脑子里这一时期惟一牵挂的，就是通信卫星。他的病由于拖的时间太长，等到医院检查时，已经是肝硬化晚期了。
可躺在病床上的他，仍坚持看图纸，想问题。每次邹广瑞他们去看他时，他总要对通信卫星的问题问这问那，并说：“你们就别来看我了，这样太浪费时间，会耽误卫星研制工作的。”后来他知道自己不行了，连医生给他开的稍好一点的药他也坚持不再吃了（其实这些药比起今天某些“首长”用的“感冒药”，不知要便宜多少倍）。他十分诚恳地对医生说：“这些药花的都是国家的钱，挺贵的，就别再给我开药了，反正我吃了也是浪费。”他去世的那个傍晚，卫星小组的人全都围在他的身边，拉着他的手一起痛哭不止。临死前，他只断断续续说了一句话：“希望你们……一定要……要把通信卫星搞上去！”邹广瑞事隔多年后也无法忘记这个痛苦凄凉的傍晚，他用小车推着年仅40岁的马景阳，在虽是洁白却很阴冷的走廊里一步一步地走着。长长的走廊里除了沉缓的脚步声，便是卫星小组全体成员一片滴血的哭泣声……
马景阳的不幸离去，无形中为卫星小组增添了一种更为悲壮的气氛。一夜间大家仿佛都有了一种豁出去的感觉，并达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与共识：既然是中国人，就要为中国争一口气，就要为自己的国家在太空抢占一个地盘。不然，愧对祖宗，愧对子孙，愧对历史！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中国发射通信卫星的最佳位置，是在太平洋的上空，而这个位置又恰恰是日本、印度尼西亚和苏联等国激烈争抢的地方。中国若在有限的时间内不把自己的卫星打上去，那么这个好位置就将永远被别国占领。就像老百姓摆地摊，讲个先来后到，谁先占了好摊位，谁就有利可得，且一劳永逸。而姗姗后来者，就只有活该倒霉！
于是，当邹广瑞和他的同伴们经过死亡的洗礼再回到浑浊的现实时，似乎过去的一切担忧都显得是那么的多余。为了中国的这颗卫星，他们不再有过多的彷徨和犹豫，不再有过多的伤感与顾虑。他们无私，也就无畏。他们可以舍弃一切，也愿意舍弃一切。甚至，后来当有关部门要派邹广瑞等人出国时，为了尽快搞出卫星，他们谁也不去，而且是坚决的不去！上级只好改派年轻人去。可几个年轻人已经到外语培训班学了两个月的外语了，竟然又跑回来找到邹广瑞说：“你们老同志干了那么多年累了那么多年苦了那么多年都不去，我们年轻人怎么有资格怎么有脸面怎么好意思去？既然你们都不去，我们也不去！”结果，无论是老同志还是年轻人，全都留下来搞卫星，一个也没去。
粉碎“四人帮”后，邹广瑞他们的卫星小组得到了通信卫星总体设计师孙家栋、总指挥刘传诗以及副总设计师戚发轫等人的大力支持。他们10年来苦苦研制出来的通信卫星的消旋控制系统，经有关专家和部门鉴定后，也决定被采用。事实证明，他们的这一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案，不仅在国内是首创，而且在国际上也是一流的。曾经是党员后来又不是党员的邹广瑞的历史问题，也有了一个说法。这位从1959年起到1979年止，整整20年来一直坚持不断地写入党申请书的不是共产党员却比共产党员还要共产党员的卫星专家，当写到也许是300份也许是500份甚至可能是1000份入党申请书时，终于被党组织重新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然而，当这一神圣而又庄严的幸福时刻真正到来时，这位头发花白、年近60、其小传已被收入<世界名人录>的杰出的卫星控制专家，已没有了当年的热情与激动，而有的只是他在今后的人生路上怎样做人以及如何再为国家多做贡献的冷静思考。
4.尼克松的“黑匣子”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
这之前，美国的一架运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
这架运输机刚一停稳，一个秘密的集装箱便从机上卸了下来。集装箱打开后，露出的是一个中国人从未见过的活动型的卫星地面站。这个卫星地面站很快安放在了首都机场。几天后，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脚步刚一踏上中国的土地，英俊潇洒、面容冷峻的美国国防部安全军官黑格便如同影子一般紧随其后。这位美国军官既没带枪，也没带文件包，白白净净的手上只拎了一只小巧精致的黑皮箱。当时，在场的绝大部分中国人对这个小小的黑皮箱并未引起多少注意，自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兴趣。但这个后来被称为“黑匣子”的黑皮包——微型活动卫星地面站的终端，却十分了得！它体积虽小，重量虽轻，却装着美利坚合众国三军总司令开启整个战争机器的“钥匙”。依靠这个“黑匣子”里的专线，尼克松总统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将美国三军总司令的作战命令传到分布在世界任何角落的美军连级以上的部队。同样，尼克松总统在访华期间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可以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通过美国在太平洋上空的通信卫星，传回到美国的千家万户。
最先被这个“黑匣子”震动的，是周恩来。尼克松访华的当晚，周恩来陪同尼克松一块看当天中美活动的录像。刚看了几个镜头，尼克松便指着录像对周恩来说，现在美国人民也坐在电视机旁看我们今天的活动情况。
是吗？周恩来略为一惊。
尼克松笑了，指着身边的安全军官黑格拎着的黑皮箱说，从我踏上中国领土的第一步起，我在中国每时每刻的活动情况，便全都由它记录在案。它所记录下的信息送给卫星地面站处理后，然后再通过我们天上的通信卫星，将这儿的每一个活动细节随时传回美国。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听后十分震惊，表面上依然显得漫不经心，事后却找来有关专家，对“黑匣子”之事进行了认真的询问。有关专家把“黑匣子”的秘密详细地向周恩来作了介绍后，不无遗憾地说了一句：“可惜，中国还没有通信卫星！”
周恩来当即沉默了。
从第二天起，周恩来与尼克松在一起的日子里，眼睛总要有意或无意地看一看尼克松身边的那个“黑匣子”。周恩来的这一微小的细节，被机敏而细心的基辛格博士注意到了。基辛格博士很快将这一信息传给了尼克松。一次晚宴中，周恩来与尼克松频频举杯后，又一次谈到了那个神秘的“黑匣子”和卫星地面站。尼克松似乎早就心怀美意，脱口说道：“我们这次带来的卫星地面站，到时就留给你们吧！”在旁的基辛格博士也趁势说道：
“对，周总理先生，就留给中国作个纪念吧！”周恩来端起酒杯，笑了笑，风趣地说：“总统先生，我看还是卖给我们吧！”
尼克松访华结束后，他随身带来的那个卫星地面站便被中国买下来，留在了北京电信管理局。本来，当年为了限制中国在某些领域的发展，按照国际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规定，像卫星地面站这样的设备，是不能卖给中国的，但美方竟然同意了！同年下半年，日本田中首相访华，也随身带来了“黑匣子”和卫星通信地面站。从未见过日本卫星地面站的中国人，同样又一次大开了眼界。田中首相访华结束后，中国把日本带来的卫星地面站也想法买了下来，留在了上海邮电部第一研究所。按国际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规定，日本的卫星地面站同样不能卖给中国。但田中首相居然也同意了——日本和美国一样，第一次向长期受压的中国显示了少有的大方。
两个卫星地面站的购买，为中国日后卫星地面站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至少，它为中国的领导人和专家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缩短了中国卫星地面站研制的时间。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在那个愚蠢的年代里，中国人干下的一件聪明的事情。
尼克松总统的“黑匣子”不光震动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对所有关心和正在研制中国通信卫星的有识之士及技术专家们，同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在那个权威已被打倒、知识已被践踏、世界已被隔绝、信息已被中断、真理已被阉割、文明已被强奸的年代里，中国的科技专家们自“文革”开始八年来，大都蹲在牛棚里写检查，背“语录”，或者在“五.七”干校插秧、收麦、喂猪、放羊、挑大粪，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资格见到如此先进发达、摄人心魄的卫星通信设备！此事尤其对三个先后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现为邮电大学）的年轻人来说，在心灵的深处更是引起了强烈的刺激和极大的震动！
这三个年轻人，一个叫黄仲玉，一个叫钟义信，一个叫林克平。若按年龄排列，黄仲玉排行老大，林克平排行老二，钟义信排行老三。
排行老大的黄仲玉出生在湘西大山区一个贫苦的农民之家。1948年他考上中学后，因家里交不起两担米的学费，只好在家种地放牛，同时充当公社的义务通信员。为了取回一封信或发走一封信，他每次都得走上几十里的山路。至于电话，几辈人连影子都未见过。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黄仲玉真切感受到了中国农村通信的落后。
1956年10月，黄仲玉被分到了湖南省邮电部训练班学习通信线路技术，他再一次用青春和汗水体验到了家乡通信的落后与艰难。不到20岁的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带着几百人爬山栽电线杆。相距50米一根，先选位、测量、定点，再挖坑、栽杆、架线。
他每天都要在山上跑上一二十里路，跑得双脚起泡，浑身是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