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邓小平很郑重地说：“现在看来，这个发射基地离边境太近，一旦有什么情况，对我们很不利。我提议，你们多作些调查研究，再到适当的地方去选择一个新的发射场。”
邓小平的这一提议，与当时的国际形势紧密相关。几年前苏联专家从酒泉基地全部撤走之后，中苏关系便越来越恶化。
苏联不光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陈兵百万，而且还不断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随时都有突然发动战争的可能。另一方面，美国等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千方百计在经济和技术上对中国实行严密封锁。因此，在国际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倘若一旦战火突起，身处中苏边境的酒泉发射基地，自然难有安全保障。
中午，李福泽和栗在山特意让招待所的炊事员做了具有西北风味的手抓羊肉。下午，也许是天意，发射场区突然晴空万里，阳光灿烂，戈壁滩出现了近期来少有的好天气。邓小平一行乘车前往地地导弹发射场，参观了干部战士的操作表演。接着又驱车赶到地空导弹发射阵地，观看了地空导弹的发射试验。
当导弹准确击中目标时，邓小平等人激动得站了起来，热烈鼓掌。李福泽告诉邓小平说：“前几年，我们就是用这种型号的导弹打掉了敌人的高空侦察机。”邓小平听后很高兴，说：“这就是我国发达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标志。祝贺你们！”
回到基地生活区后，李福泽和栗在山等又陪同邓小平沿着弱水河散步。邓小平一边走，一边说：“这儿的地下水很浅嘛，看来戈壁滩只要有水，就可以发展生产。你们要多栽树，一棵大树，就像一眼水井。树栽多了，将来气候就会变得更好。”
第二天，邓小平又看望了基地广大官兵、职工和家属，还接见了基地团以上的干部和基层先进工作者的代表，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当日下午，邓小平一行离开基地。在同李福泽和栗在山握手道别时，邓小平仍没忘记要选择新的发射场的问题，他再次嘱咐说：“你们要抓紧选择新的发射场，并尽快投入建设。我对四川的地理情况比较熟悉，我考虑了一下，四川的阿坝是个大草原，你们可以派人去看看。如果那儿不行，再到别的地方看看。总之，你们要抓紧时间解决好这个问题！”
邓小平走后，选择新的发射场的问题便列入了酒泉基地党委的议事日程。基地认为，在发展导弹技术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发展洲际导弹、通信卫星和宇宙飞船等。现已建成的东、西两个发射场，由于受发射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制约，无法满足发射高轨道卫星（如同步通信卫星）和宇宙飞船的要求。如果利用西北发射场，即酒泉东风发射场来发射卫星和飞船，离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又太近，不宜再进行新的建设；要是利用东发射场，即岢岚发射场来发射卫星和飞船，也同样不行。因此，重新选择一个新的理想的发射场来发射卫星和宇宙飞船，便成了一个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1967年3月8日，酒泉发射基地向国防科委提出了希望尽快考虑选择和建设新的发射场的问题的报告。1969年10月18日，黄永胜根据林彪亲自口授的指示精神，连夜整理成了一份“绝密”的命令，而后以“林副主席”的名义，火速下达全军。这便是当年一夜间惊动了全军、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林副主席的一号命令”！在林彪的“一号命令”下，军委办事组从战备的角度，提出了必须尽快考虑建设新的导弹发射场的问题。于是，原本属于正常的发射场选址工作，一下子便被林彪的“一号命令”提到了战备的高度，且形势严峻，咄咄逼人，1969年10月29日，李福泽司令员特意邀请钱学森到酒泉基地，就是否需要再建一个卫星、飞船发射基地的问题交换了意见。11月1日和3日，中央军委办事组负责人黄永胜、吴法宪先后两次在北京京西宾馆接见了酒泉基地有关的几位领导人，明确提出了“要疏散，要打仗”的口号，指示基地要在战略地位比较稳定的三线地区选择和建设新的发射场。11月4日，酒泉基地向国防科委呈报了《关于选择宇宙飞行试验发射场区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认为新的发射场选择在四川的天水至成都一带比较有利。
于是，一个由40余人组成的选场勘察组很快成立。
1969年12月的一个上午，选场勘察组一行40人从北京南苑机场登上了飞往四川成都的军用专机，拉开了勘察发射场的序幕。这是一次秘密的军事行动。负责这次行动的，一个是酒泉基地副司令员张贻祥，另一个是酒泉基地副参谋长乔平。
张贻祥副司令员是位老红军，被人称为“没有脾气的好老头”。勘察靶场，对他来说可谓轻车熟路。早在1953年，中国第一个常规兵器试验靶场决定组建时，便是由他带着勘察组经过艰苦考察，最后在东北科尔沁大草原的白城选中了中国第一个兵器靶场的立足之地。1958年，他又从科尔沁大草原奔赴戈壁滩，对酒泉发射场进行了勘察。现在，又一个新的发射场的勘察工作拉开了序幕，登上了专机的他虽有几分激动，可一想到这次勘察任务复杂而又艰巨，且时间紧迫，心头便有了几分沉重。
与张贻祥同时登上专机的乔平心情也不轻松。此次勘察的地方多，面积广，不少山区的气候和地形地貌十分复杂。因此，他刚一落座，便打开地图手册，独自细细琢磨起来。但乔平同张贻祥一样，在勘察发射场的问题上，也是一位颇有经验的勘察专家。这位曾担任过27军炮兵军长的山东汉子，自1960年离开炮兵部队到了酒泉基地后，便主要开始负责对发射场的勘察工作。可以说，全中国的发射场除去酒泉发射场外，几乎都留下了他勘察的足迹。
勘察组的专机降落成都后，受到了成都军区的热情接待。
当张贻祥副司令向成都军区的领导讲明来意后，成都军区的领导表示：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一定想法提供最好的条件，尽全力支持这次行动。由于这次勘察的地方多，难度大，经研究，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张贻祥率领，人马分为三个小组。
另一路人马则由乔平和第四试验部部长申建基带领。两路人马在成都稍做准备后，便分头开始行动。
这次行动，得到了地方组织大力的支持和群众积极的配合，且各方面的保密工作也做得相当出色。其勘察的方式，采用了空中勘察与地面勘察相结合的办法。两路人马除保证了所需车辆外，还配备了两架专用飞机。从1969年12月4日起，到1970年的3月初，勘察组在各种艰难困苦中度过了约4个月的野外日子。4个月中，勘察组先后对滇北、黔东、黔北、川南、川西、川北、甘南、陕西、陕北、豫西、鄂西、晋东南等9个省25个地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勘察。空中共飞行32个架次，航程2.6万公里；足迹遍布81个县，地面行程多达5.6万公里！终于初选出了四川南部的越西县和甘肃南部的徽县两个地方。
勘察组返回酒泉基地后，将勘察情况向基地领导作了详细的汇报。基地及时召开了有关专家参加的常委会议，对四川的越西和甘肃的徽县两个地区进行了反复的比较论证，一致认为，四川的越西优越于甘肃的徽县。理由是：越西地处大凉山中，四面环山，地形隐蔽，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地位较为稳定；向东北方向发射大倾角的卫星和飞船时，一、二级火箭的落点以及行区比较安全；这里发射卫星，对侦察苏联和美国本土有利；越西靠铁路较近，在交通的发展上优于甘肃的徽县。
1970年3月15日，酒泉基地向国防科委呈送了《卫星、飞船试验场选场勘察报告》，并在此报告中，建议上级批准四川越西方案。国防科委和军委办事组很快批准了这一方案。但方案批准后，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有关领导对此方案仍不太放心，决定对越西地区再进行一次复勘，同时对西昌地区也随便作一次补充勘察。
这一重担便落在了乔平的肩上。这时的乔平刚被任命为基地副司令员。接受任务后，他便率领勘察组再次踏上了前往四川的路程。一到越西，勘察工作很快便开展起来。为了争抢时间，他们每天起早贪黑，早出晚归，就像当年的红军一样，背着背包，挎着水壶，带着馒头，同时还要扛着沉重的测量仪器，翻山越岭，徒步前进。中午没有地方吃饭，就随便坐在山梁上，啃上两个从招待所带去的冷馒头。乔平副司令员后来说，山区那个时候的馒头可不像现在城里的馒头又白又软，而是又粗又硬，用手一捏，就会嘎嘎直响。特别是有胃病的同志，啃了这样的馒头，非胃疼不可，何况有时喝的还是冰凉的山泉水。但又别无他法，不啃也得啃。一旦胃疼起来，便用手捂着走。有时一天要爬100多里的山路。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尽管有上级机关的人同行，但因不少基层组织均已瘫痪，所以有时想找当地的领导接个头，或者找个老乡带带路，也很困难。由于语言不通，没有向导无法考察，便只好送点胶鞋、白酒和食盐之类的东西去讨好老乡，这才保证了勘察的正常进行。更让人难堪的是，一天傍晚，当他们来到一个叫苏雄的村镇时，因跑了一天的路程，大伙又饥又渴，狼狈不堪。当地的民兵见他们穿着一身破旧的军装，满身泥土，并带着枪，便误认为他们是土匪（因西昌在解放前夕，胡宗南的一支部队被解放军打垮之后，溃散在西昌的深山老林之中，后来时常下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于是，出于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警惕性，民兵们个个奋勇当先，赤膊上阵，当即便将他们抓了起来，关进了一间黑咕隆咚的屋子。无论他们怎样说明情况，不管他们如何出示证件，牢记阶级斗争的当地民兵们就是不信。最后，直到同行的上级机关的同志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后，他们才总算获得了“解放”。
勘察组通过对越西地区的复查，感到该地区尽管地形相当隐蔽，离铁道干线也不远，但主要问题是，山太高，沟太深，地盘过于狭窄而不开阔。不光飞机场离得太远，铁道线没有大的发展，四周的测量点在布局上也有困难。一旦开工，投资既大，工期也长，很难满足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最佳要求。于是，勘察组于6月中旬又风尘仆仆赶到西昌。
西昌为川南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边远小镇。据有关的出土文物和遗址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即4000年前左右，便有人类在此开始繁衍生息。春秋战国时期，以古羌人为主的部落在此形成。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始在此设置郡县。清代雍正元年，即公元1723年，此地命名为西昌。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西昌地区设为西康省，由当时的四川省主席刘文辉兼管。此外，西昌还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路经之地。1935年5月，红军长途跋涉，来到西昌。5月19日，红军先头部队到达西昌的礼州，在士官庄举行了军事会议。5月29日，刘伯承和彝族首领小叶丹还在彝海歃血结盟，从而使红军顺利通过了彝区。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攻下西昌，西昌从此获得解放。
勘察组来到西昌后，受到了西昌军分区和地方政府的热情接待。在当地组织和群众的鼎力协助下，勘察组很快完成了对西昌松林地区的地形、地貌、战略地位以及气候和地震等方面的勘察与论证。发现这儿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纬度位置低，离赤道近，发射通信卫星时，火箭省力；二是地形隐蔽，符合“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三是峡谷开阔，便于多个发射阵地和测量观察点的布局，有利于发射场将来的全面发展；四是地处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区，且雨、旱两季分明，全年日照时间多达320天，因而“发射窗口”比别的地方相对要大；五是离成昆铁路线和大型军用机场不远，东面的金沙江航道可通宜宾，抵重庆，达上海；六是投资少，周期短。
勘察组当即赶回酒泉基地作了详细汇报，建议新的发射场改为西昌松林地区。国防科委决定再作一次勘察。于是，1970年7月9日，由国防科委副主任兼酒泉基地司令员李福泽和乔平带领国防科委复查组再次奔赴西昌，对西昌松林地区又进行了一次全面认真的复查。结论是：西昌的确比越西优越。国防科委这才于8月16日向军委办事组呈报了更改原发射场址的请示报告。
1970年12月14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听取国防科委对新的发射场的总体情况汇报。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王洪文、叶剑英、李先念、黄永胜等。
李福泽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汇报了西昌的地理特点，讲解了新的发射场总体布局的基本设想。周恩来一边看着地图，一边询问了有关发射场的具体情况。王洪文、黄永胜对诸如是否保密是否隐蔽等问题也作了提问。最后，周恩来站起来，征求大家的意见：“新的发射场选在西昌，大家觉得怎么样？”“就这样吧！”大家说。“那好，国防科委的同志回去后，请抓紧进行。”周恩来说完，宣布散会。
至此，西昌发射场的确定，走完了最后一道程序。
8.从西北到西昌
中国的70年代，是一个真正的热血奔涌、干劲冲天的火红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