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维特，长眠大寨
历史诡谲
本文标题，娴于现当代文学史者，不难会意。它所表的是个大大有名的人物，当其在世时，向为文界泰山北斗。是的，他便是郭沫若。
“少年维特”，指《少年维特之烦恼》，由郭沫若于1922年首译为中文本。“文革”期间我在十三四岁时读到。此为我个人阅读郭沫若之始。
“长眠大寨”，则是郭沫若1978年所发遗愿，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的话。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对他的了解的结束和终点。
由于后几十年的表现，长期以来，郭沫若的形象在我们脑中已经固定，我们久已习惯他高度政治化的言行与身份。长眠大寨之举，虽然很有些戏剧式的突兀，实际上我们却并不如何诧异，反觉得这与他一贯表现正好丝丝入扣。
可是有一天，闲暇中清理自幼的读书史，评估当年所读书籍，哪些对于自己发生过重要影响，因而想到了郭译《少年维特之烦恼》。其时文禁森严，找到此书既不易，阅读也是在隐蔽状态中秘密地进行。在那种现实下读《少年维特之烦恼》，给人以特殊的刺激，以及特别深刻的印象；我感到，书中世界与窗外世界，完全是两个天地。我还记得，翻开书页，便有绿蒂曼妙幽婉的造影，以及带着典型郭沫若文风的译诗：
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
这诗句，温暖了我，为人的幸福与感动所充满。当时，如此触动我的只有三本书，此书之外，另两种是《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和《红楼梦》。它们十分感性地唤起我作为人的觉醒，并在体内种下从精神上逐渐逃离“文革”影响的诱因。
那时不曾去联想，此书译者、把这样一本书译得如此传神而情真意切的那个人，正在现实中做着大相径庭的另一种表演。但是，多年后的自我清理与回忆中，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刹那间，不禁微微一颤。我被历史的诡异击中了。
我意识到，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的郭沫若，已经被人淡忘。这种忘却，根本地来自于他本人多年持之以恒的涂改、掩埋和删除。他写作并发表了大量与其当年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在社会舞台上频繁展示着精神迥异的姿态，从而成功塑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郭沫若，并且最后也作为这种形象留在世人脑中。
对此，最佳了解渠道，并非报刊上四平八稳的论文，而是朴实率性的网上议论。在无须装腔作势的网络环境下，对郭沫若其人，每个人似乎都有不费踌躇、不假思索之感，迅捷亮出自己的判断，并且，几乎没有相反的声音，认识出奇一致——紧跟形势、为文造情、曲意奉承、高度政治化。看来，郭沫若强烈渲染着自己的一种形象，人们则接受了他的渲染，由此达成共识。
这也难怪，毕竟郭沫若花了三十年来做这种功课。1966年4月14日，他在人大常委会发言，表示“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部烧掉”。7月4日，在另一场合，他重复并解释了这个意思：
我检讨了自己，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这是我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人民日报》1966年7月5日）
现在，很多论者认为，这个表示是违心、不得已，或出于逢迎。我不这么看。某种意义上，郭氏所谓“责任感的升华”、“出自内心深处”，有相当的真实性。古云，听其言而观其行。“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考诸解放后的实际，郭沫若不独这么看，也确实这么做，他完全按“今天的标准”进行跟“以前”不一样的写作。他用新的写作不遗余力重新打造了另一个郭沫若。这是一种掩盖，一种意在忘却的改款。很多文人都曾自悔少作，但郭沫若的情形截然不同。他的自悔少作不关乎浮薄肤浅，而是因为跟“今天的标准”相距太远，以至是隐忧或威胁。假如烧书当真能把过去埋藏，他将求之不得，可惜不能。于是，只好以另一种办法予以挽救，那就是洗心革面，把“以前”的写作，从精神、风格以至语言上，痕迹彻底抹去，丝毫不留。这是另一种“烧掉”，比之于真实的“烧掉”远为干净，就像他昔年诗中讴歌的“凤凰涅槃”著名意象一样，灰飞烟灭，浴火重生。
细细体会，这里面竟有极顽强的意志。如今，众口一辞以为郭沫若品格懦弱，我又觉得大谬不然。像这样能在烈焰燎灼之下，忍受皮焦骨化之痛者，岂得谓之不勇？尽管不是肉身赴汤蹈火，但是须知对于一个以思想和艺术为其生命的文人来说，内心煎熬的痛楚，远胜于肉体。郭沫若忍了一般人所不能忍，终于大获成功，不独令人们彻底习惯了那个“现郭沫若”、“后郭沫若”，甚至彻底忘却了那个“原郭沫若”、“前郭沫若”，不仅无条件相信了他“长眠大寨”的渴望，而且根本不再想起“少年维特”的情怀。我自己即曾入其彀中，直到排除时扰，重新面对当年他由《少年维特之烦恼》带给我的触动，才恍然发觉那个被锁在深宫的原郭沫若。
有关郭沫若的评价，目前情形约可概为二点——官样学者的回护与辩解，网上民议的贬损与鄙夷；要之，皆不出乎优劣、善恶之争。恕我不恭，这种层次的口舌早该扬弃。郭沫若对于我们的价值，根本不在怎样确定他个人的荣辱得失。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历程的一个象征，是走出“老中国”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缩影。若秉持此等认识，我们何须为之回护与辩解，亦怎可以贬损与鄙夷为满足？而必以原本的事实，求客观的讨论，真切揭橥历史境状，藉以从中得到镜鉴。
自杀之勇
举一简单的例子：郭沫若一度厌世，以至于认真考虑过自杀的事情。这样的情节，有多少人知道呢？或者，就算知道，又有多少人加以注意，而结合到对他内心的思考呢？大概既不多，也很不够。然而，这里面包含着多么重要、值得思考的信息。至少，从他晚年回眺昔日，你将明白时间对一个人的改变，可以如此脱胎换骨。
事情是确凿的，时间在1916、1917年之间。1922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民国五六年的时候正是我最彷徨不定而且最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想去自杀，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我时常问自己：还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来执着这个世界呢？还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太戈儿来华的我见》）
首先令人惊奇的，我想，是像郭沫若那样一个人居然曾经涌起过自杀或出家的冲动！不消说，这跟现在我们大多数人脑子里固定下来的郭沫若，对不上号。后三十年内，他所有的表现，不论为人为文，哪一桩哪一件不给人以印象，那么趋利避害，那么妥为自保，乃至连“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做不到？依这样的表现，只怕全国一半文人当了和尚，里面也不会夹着一个郭沫若。然而，民国五六年的郭沫若，确确实实考虑过自杀或者出家哩。
那么，是当时他遭遇了什么实际困境，迈不过去，因有此弃世之念么？查现有资料，并无这类踪影，而且以对郭氏研究程度的透彻来看，以后大约也不会有这种资料发现。稍稍与此有那么一点关系的痕迹，大约是独自来到日本两年，有些孤寂。不过，当时这孤寂其实已经过去，因为1916年8月郭沫若刚刚结识佐藤富子（即其第一位妻子安娜，他也常写作“安那”），随即热恋；当然，这场异国恋招致父母反对，可能让他心绪有些不佳；另，他当时曾作《寻死》一诗，诗云：
出门寻死去，孤月流中天。寒风冷我魂，孽恨摧吾肝。茫茫何所之，一步再三叹。画虎今不成，刍狗天地间。偷生实所苦，决死复何难。痴心念家国，忍复就人寰。归来入门首，吾爱泪汍澜。（《三叶集》）
也没有非常具体的线索，揣“吾爱泪汍澜”语意，好像与恋人有着什么关联……可无论如何，这一切单从实际角度论，都算不得面对不了的困苦，应不至把人逼上绝路。
从根本意义上，他涌起不能排遣的自杀或出家的冲动，不是为现实所迫。其奥秘，其实郭沫若已然自行道出：“我时常问自己：还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来执着这个世界呢？还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这番忖度，我们会不会有点似曾相识？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就是《哈姆莱特》第三幕的这句台词，郭沫若需要破解的愁苦，是否与此神韵暗通呢？就其抽象和高远论，我以为是。
民国五六年的郭沫若，与早他三百来年一位英国诗人笔下的丹麦王子，陷在一样的精神困苦中，并且，都由这困苦所引导而将思维伸向生命存在意义的顶端。不必怀疑，郭沫若既有此气质，也有这心力。假使对其少年、青年时代足够了解，都可看出他确乎天生具有诗人和哲人的禀赋；他对于生命的痛感异常敏锐而且丰富，单就这一点说，他甚至是国人当中极稀有的一个。
今天许多人，二十四五岁之际仍自视为孩子，郭沫若却已叩问生命最后一道闸门——对于他的自杀、出家之想，从各方面观察，我们可以下一结论：那其实是他自我觉醒以及从浑沌中挣脱、蜕骸去茧的标志，是生命之树破土而出之际的一番痉孪。最有力量的证明莫过于，《女神》的创作，恰恰始于1916年秋。
欲望蓬勃
我们把视线推得更前，去探访他的少年时代。
对于中学时代，郭沫若曾以下语自评：“在学校里爱闹风潮，在学校外爱惹是非”。他愿与之为伍的，从来不是本份的孩子，却总与“校内校外的不良少年”发生着“密切的关系”。（《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一卷，沫若自传，第一卷，《少年时代》，第109页）岂仅是“为伍”而已，他自己便是骨干的一员。他所在的嘉定府中学，当时有几个以顽劣荒嬉闻名全校的学生，被冠以“八大行星”的浑名，而我们未来的大文豪正是其中一颗星宿，就像梁山水泊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样。
何止是中学时代，早在小学，郭沫若便“成长”为一个游冶浮薄、无所不为的浪荡子了。入学不久，就与人合伙干了一回恶作剧。校内有一座雕像，是个光屁股的男孩，头上顶着瓜皮帽。郭沫若们发现，拿掉帽子，有一小孔，以水灌之，则由“玉茎”泻出。“这不消说就是从前的和尚对于祈求子息的人的一个骗钱的工具了”——
这一个发现激起了小小的偶像破坏者的义愤，我们开始推倒那些偶像，更向它们洒起尿来。后来经施主们提出抗议，更在木栏外筑了一道板壁，我们便无从进去了。（《少年时代》，第75页）
“激起了小小的偶像破坏者的义愤”云云，当属虚衍之辞，其实就是受了那“玉茎”泻水的激发，自己也生出排泄的冲动，兼有比试一番的含意。对此，弗洛伊德早有解释的。
郭沫若说，小学的第一学期，虽然“没有完全丧尽我自己的儿童生活的天真”，但已“经过了性的觉醒”。（《少年时代》，第70页）他于这方面的一个令人刮目的壮举，是竟然以青涩之龄就尝试与妓女亲近。“城内府街的中部有一条死巷名胭脂巷。这是有名的卖淫窟。”某晚，由几个同学邀约，郭沫若“踌蹰了好一阵”，终于克制不住好奇心，进了胭脂巷。只是出于害怕，“心脏非常的悸动”，“不上五六步”，一掉头又跑了出来，未果而退。但是，后来他终于实践了一回。那在一家姓杜的酒馆，老板娘便是一名私娼。郭沫若常去，不单饮酒，也摹仿年长同伴的“调笑”，“姓章的调笑她，我也跟着调笑她”——其实他还不过是半大孩子。发展下去，不知自己几斤几两的郭沫若，居然“跑去坐在她的怀里”。反倒是老板娘不失仁义，批评郭沫若：“小先生你还年青，你不应该跟着他们学。他们把你带坏了。”郭氏闻言，“感觉得她就象我的一位老嫂子一样，警惕了起来。”（《少年时代》，第101页）大约是领受了教诲的意思吧。
归根到底，他这人生命力极旺，天性恣肆，情怀丰盈、荡佚，行起事来就有些“任性不羁”（《晋书》评阮籍语）。这其实是天真的表现，心有所感，即投诸行动，而不稍加阻碍；至于那些事情其中的各种含义，他实在并不了解，亦未深想。
较诸去私娼怀里坐一回，少年时代郭沫若最怪异处，我们今人看来或为另一事——同性恋。
以他本人的记述，这种事至少发生过两次。一回在小学，一回在中学。小学的那个恋者名叫尚志。他形容他：“他的面貌、言语、行动，都带着一种驯静美。”他评论他们的关系：“我们却是非常亲密，比兄弟骨肉间的感情还要亲密。”他描写对于尚志的第一眼：
我立在高坡上看望他们。那时有一位很驯静白晳的少年从那草地走上坡来。他穿的是青洋缎的马褂，葱白竹布的长衫，我一眼看见他就好象接近了一个很清净的存在一样。他比如就象一个水晶石．隐隐含着有一段冷意，但这是很有含蓄的一种冷意。（《少年时代》，第76页）
他们之间情意，越乎友情而达爱恋程度，是无疑的。有力的根据是，郭沫若已为尚志有了“吃醋”体验，而尚志则曾怀疑郭沫若感情不够纯洁、意图破坏他的贞操（这在他们有个术语，叫做“偷营”，详《少年时代》第79页）。
但是，好像与尚志的恋爱，一直是纯精神的。中学的那一次则不同，有了肉体的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