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婚姻，得之于双方祖父某个夏天在街头的聊天，只言片语之间，定下亲事，其时茅盾年方五岁。老人做主，茅盾的父亲不便违拗，只是请媒人告知孔家，“不要缠足，要教女孩识字”。而孔家并未照办，缠足一事，因孔德沚反抗，缠了半年而作罢，至于读书识字，则根本未予理会。到了1916年冬天，已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的茅盾回乡省亲，母亲提起了完婚这件事。母亲说：“从前我料想你出了学校后，不过当年小学教员至多中学教员，一个不识字的老婆也还相配；现在你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不过半年，就受重视，今后大概一帆风顺，还要做许多事，这样，一个不识字的老婆就不相称了。所以要问你，你如果一定不要，我只好托媒人去退亲，不过对方未必允许，说不定要打官司，那我就为难了。”茅盾母亲知书明理，她是用商量的口气说这件事，虽然“那我就为难了”一语，透露出倾向，但假若茅盾执意退亲，亦非没有可能。然而茅盾并未拿出“新式青年”的态度，他这样回答母亲：自己全神贯注于“事业”，“老婆识字问题，觉得无所谓”，况且嫁过来以后，“母亲可以自己教她识字读书，也可以进学校”。见他做出如上表示，母亲就决定“第二年春节办我的喜事”。（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以下所引茅盾语，未另标出处者，皆自此书不赘。）
我们发现，“五四”以来重要新派人物，在婚姻问题上的表现与茅盾类似者，不在少数。
茅盾的不如意，显而易见。除开并非“自由恋爱”、对方不识字没文化这两条，我们禁不住也从“人之常情”的一面，对他内心做一番猜测。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自容貌论，孔德沚实非出众。而她的个性亦是强硬有余、柔顺不足，通常女性引人怜爱处，在她身上难觅其踪。韦韬说：“父亲和母亲的结合，开始并无爱情。”（韦韬、陈小曼《我的父亲茅盾》）这句适用于大多数包办婚姻夫妇的话，在茅盾这里，我以为还应有进一步的解释。
有必要提及我初读《子夜》时的感受。那时我大约十三、四岁，已到了乱翻书的年龄。这天，从父亲书架上找到一本厚且旧的书，纸页极度脆黄，看见封面上印着“子夜”两个字。我打开读了起来，不数页，吴老太爷乍到上海从视觉到肉体所受的巨大刺激，同样淹没了一个在“文革”禁欲主义氛围中成长的少年。“薄纱”、“肌肤”、“白腿”、“乳峰”、“滑腻”、“腥红”、“女人身上的香气”……诸如此类的字眼，扑面而来。说实话，我有点招架不住，更主要的是心惊肉跳。我没敢多看，悄悄放归原处。之后，每次趁父亲不在家，再偷着取出来读几页，并且记住照原来的样子摆放回去，以免被发现竟然敢偷看这样的书。实际上，《子夜》中所有涉及性爱、女人的描写，正是我百看不厌的段落，徐曼丽、吴少奶奶、冯眉卿、林佩珊，包括那个革命女工玛金，在我看来都很迷人（易为今语，当为“性感”），各自放射其不同的女性魅力，甚至她们的名字也令人妙想迁得。
异性在茅盾笔下展现出来的性感，成为我第一时间对这位作家的印象。后来，读他晚年所作《我走过的道路》，欣然发现他果然自幼对女性美的吸引力，有敏感细腻的心理。那大约是茅盾十三岁的时候，母亲带他去粟香舅父家歇夏。其中有这段描写：
每晚八时后，蕴玉和我在线香考试之后，便到三小姐、五小姐的房内玩耍。三小姐、五小姐都比我大。我们去歇夏那年，三小姐大约有十八、九岁了，尚未订婚。三小姐是个美人，像从最有名的仕女画上摘下来的，而且不仅貌美，眉毛眼睛都会说话。三小姐自知貌美，还想有才，做个才貌双全的佳人。家里虽有家庭教师，但因是男的，粟香不许她和蕴玉同听这家庭教师的课。三小姐已经识字五、六百，这都是她逼着蕴玉教她的。但蕴玉是个没有耐心的人，又喜欢玩，不肯专心教三小姐，还把他从父亲那里听来的话讥诮三小姐：女子无才便是德。
时隔近七十年，茅盾这段回忆文字，仍有少年般的情怀。三小姐的怡人韵致，跃然纸上。美丽之外，点染着脱俗气质和女儿家娇憨可爱之态。我更注意到，论年龄，三小姐比茅盾大四五岁，一般来说少年男子对于年长异性不易有欣赏之意，但当时茅盾之视三小姐，目光显然越乎其年龄之上。我们固不能说三小姐即代表茅盾对于异性的全部审美理想，但与这理想某一侧面相契合当属无疑。那么品味一下，三小姐从内到外、浑身上下所散发的风度，较之于孔德沚，曰“相去甚远”不亦宜乎？
婚后孔德沚仍居乌镇，茅盾独自回上海，实际过着单身生活。他似确乎把精力放在“事业”上，这样过了四年左右。四年中，深知茅盾对婚姻并不如意的母亲，一直对儿子所谓集中精力于“事业”抱有疑问。这怀疑，在1920年趋于严重。当时，茅盾每每将登有其写、译文章的报刊，寄给母亲。对此，“母亲来信问我：每月六十元的收入总够花了，为什么还要写那么多文章‘赚外快’？”“言外之意怀疑我瞒着她有什么活动，例如交结女朋友。”到年底，茅盾禀告母亲因忙于接手主编《小说月报》，春节不能回家。这让母亲的疑忌达到顶点；她回了一信，“语气之严厉从来没有”，她告诉茅盾一个决定，她将率儿媳立即搬到上海，“要我马上找房子”。
茅盾母亲虽是旧式妇女，但好学多读，头脑十分锐利，识务处事，明睿过人，鲜有误判（这一点，鲁迅母亲不好比；孔德沚之未成朱安第二，多少与此有关）。她一旦做出决定，是毫不犹豫的。翌年春，果然携孔德沚迁沪与茅盾同住。这样，茅盾于婚后四年，终于真正过起了有“家室”的日子。但我们看到，《我走过的道路》对于此时的孔德沚，做了这样有趣的描写：
晚饭后，我们陪母亲谈天，一过九点，德沚接连不断打呵欠。那时母亲就叫我们去睡觉。可是我们进了自己的房，我叫德沚先睡，她头一着枕，就呼呼熟睡，我则安然看书写文章，直到十二点以后；这中间，德沚也许醒来一次，见灯光通明，含糊地说了句“你还没睡？”就又呼呼入睡了。
这段描写，我们阅之有趣；于茅盾，只怕正好相反——所体验到的，是夫妻间的无趣。我们不能说青年茅盾逐日熬夜写东西、热衷社会政治活动，目的只是躲避家庭生活，然而，倘说上述行为当中含着这类因素，应该不算臆测。我们这看法，茅盾母亲大约会抱同感。1921年下半年，茅盾参与中共草创期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特别是每周晚间有一次会，“从晚八时起到十一时”，加上路程较远，会后到家，“早则深夜十二点钟，迟则凌晨一时”。茅盾考虑，若不对母亲她们说明真情，而以别的理由搪塞，“一定会引起她们的疑心”。当他据实相告，说自己参加了共产党，有些会非开不可。母亲的回答一针见血：“何不到我们家来开呢？”经过茅盾解释，母亲虽未坚持，然而那提问却透露了她的猜忌。
茅盾夫妇的生活，以1930年亦即茅盾由日本归国为界，截然而为两段。在前一阶段，是疏离的状态——不单心理上，从实际生活的时间状态看也是如此。1921年到1927年，主要作为职业革命家的茅盾，社会活动繁忙，在外奔波多，居家度日少。1926年和1927年，更是远赴广州、武汉投身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不久，为避风头，东渡扶桑，一去三载。跟以后比，此时茅盾相当“自由”，他在家庭以外，单独拥有生活的时间、内容和感受。这一切，孔德沚既不分享，有些恐怕根本就不知道。《我走过的道路》讲述这段日子，时有引人遐思之曲笔；例如有一次，开完一个小会，正逢大雨，“我带有伞，而在会上遇见的极熟悉的一位女同志却没有伞，于是我送她回家，两人共持一伞，此时，各种形象，特别是女性的形象在我的想象中纷纷出现，忽来忽往，或隐或现，好像是电影的片断。”大约，那正如他所说的，这种生活“除了热烈紧张的革命工作，也还有很浓的浪漫气氛”。
为什么以1930年为界，以后却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呢？因为在日本期间发生了一件事。
1928年7月初，茅盾在陈望道帮助下，搭船去神户。然而，他并非孤身一人；与之同行的，是一个女士，名叫秦德君。秦德君生于1905年，小茅盾九岁，是年二十三岁。据秦德君说，早在1922年亦即她十八岁时，便已认识茅盾；“那时，我随李大钊、陈愚生由北京赴上海，到我党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工作。”茅盾是该校教员，当时“仅仅认识而已，没有什么交往”（秦德君口述、刘淮整理《我与茅盾的一段情缘》，《百年潮》1997年第4期）。
最早，我是从《胡风回忆录》知道“秦德君”这个名字。胡风说：“我是1929年9月和同学朱企霞一起去东京的。上船后遇见了秦德君，她是我在南京上中学时的教员穆济波的夫人……在船上见到后，知道她已离开了穆，这时和茅盾在京都同居。她这次回国是为茅盾讨版税，看朋友……船到长崎暂停时，茅盾从京都坐火车赶来上船接她。”胡风以前，是否还有人披露过茅盾这段私事，我不了解。我一直期待更具体的叙述。数年后，读到《百年潮》杂志登出的文章。此文系秦德君回忆录涉及茅盾的一节，而其完整内容以《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的书名，1999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2003年，韦韬及夫人陈小曼所撰《我的父亲茅盾》，亦终于在第三章第二节《风雨同舟的伴侣》中，直面此事。
茅盾与秦德君并非上船后意外邂逅。他们同为陈望道的朋友，又都计划去日本，因此结成旅伴。行前，他们一道商量了行期，并由茅盾去买船票——这些情节，我们不知道孔德沚是否了解。在茫茫的海上，故事自然而然地开始。用秦德君的话说，途中自己对茅盾“还说不上怎么喜欢，也没感到他在追求我”，但他们相处得很愉快，关系甚至可以“亲昵”来形容：“我管他叫‘小淘气’。他叫我‘阿姐’，尽管他比我大10岁。”
假如抵日之后，就此挥手一别、各奔东西，事情或到此为止。可是，彼此呼为“小淘气”和“阿姐”的两个人，大约很难这样。他们交往下去，愈形迩密。在东京，他们住得不远，“小淘气”孤寂之下，“朝朝暮暮往我们女生寄宿舍跑”。著名的《从牯岭到东京》草成之际，茅盾拿给秦德君看。其中有句：“我已经这么做了，我希望以后能够振作，不再颓唐；我相信我是一定能的，我看见北欧运命女神中间的一个很庄严地在我面前，督促我引导我向前！她的永远奋斗的精神将我吸引着向前！”据秦说，也就在她读的时候，他“突然紧紧地抱住了我，激动地说，‘北欧运命女神中最庄严的那一个，就是你啊！就是我亲爱的阿姐啊……’”
年逾九旬的秦德君强调：“在我们的关系发展中，一直是茅盾主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