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茅盾，闭门不出
茅盾之子韦韬说：“‘文革’以来，爸爸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起码到1974年9月上面来人通知他已被选为四届人大代表的消息为止，他是处在这种状态。
1964春夏之交，毛泽东就文艺工作做出两个批示。年底，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部长，改任政协副主席。不久，开始就“中间人物论”批判邵荃麟、就电影《林家铺子》批判夏衍。矛头虽未对准茅盾，可他皆不脱干系。夫人孔德沚颇忧“大祸要临头了”，茅盾答以两句，一是让夫人不要“乱说”，二是他自己“还要观察”。
谨言慎行，静观其变。这两条对策，反映着他的性格。
“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来抄过两次家，这是茅盾所遭受过的仅有的直接冲击。之后，没有再受打扰，据说周总理指示保护他；然而，并没有人前来正式地告知这一点。“文革”中许多事来无踪，去无影，人们不明所以，却没法搞清楚。茅盾的“受保护”如此，“靠边站”也如此。他从未被宣布已经“靠边站”，而是不知不觉中发现，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参考资料》停送，警卫员撤回，配车取消（余连祥《逃墨馆主——茅盾传》），并失去听文件传达的权利……
“文革”以这方式，使曾在任十五年的文化部前部长、中国作协主席以及获职末久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从特殊地位人群名单中抹掉。
以上变故，茅盾任其发生，不加探询。社会，用“抹掉”来表示对茅盾的某种否定。而茅盾本人，也加以配合，用“主动消失”来保全自己。他裹足家中，除了看病需要去医院，便不出家门。外面轰轰烈烈的一切，他充耳不闻；满街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他没看过一眼。很长一段时间，他对现实的了解，基本限于家人带回的报纸、强劲的高音喇叭传来的嚣叫，以及从卧室窗口所能看见的外面对“走资派”的游斗。他仿佛与现实达成一种谅解，只要“文革”不来打扰他，他也就当它不存在。对于自己的被“遗忘”，他实际上相当知足，甚至可以说是“珍惜”。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诸葛亮躬耕南阳，曾抱这种处世哲学。茅盾“文革”间心态，大约与此相类。不过，他毕竟不是诸葛亮，二十世纪也完全不同于公元三世纪。茅盾不得不替自己戴上隐身帽时，内心并无隐者的淡定。韦韬说：“那时候，他有信必复，不论是熟人还是并不熟悉的人。”而且总是在信中写上这么一句：“盼常来信，消磨寂寞。”
创作空白
寂寞，是换取平安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是熬过难关所将忍受的生存状态。不过说到“寂寞”，对茅盾而言并非自“文革”以来方有所品尝，虽然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寂寞。
建国后，对他的尊崇达到极致，一身而二任，既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部长，又做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得知自己被拟为文化部部长时，茅盾表示了谦让之意；毛泽东亲与之谈，形容这把“交椅”，“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想请你出来”。（《父亲茅盾的晚年》）
“十七年”那段历史中，从荣显的角度说，茅盾非但不寂寞，反倒烨赫之至。只有一个问题：他以小说鸣世，原本是一位作家——然而，他最后一本长篇小说和最后一篇短篇小说，却都写于1948年的香港。
当然，这是否构成一个问题，因人而异。假若茅盾以做官和地位上的尊崇为享受，对创作不存残念，那么现实之于他倒也没有任何缺憾。但是，他那颗作家之心未死，依然充满渴望。
如果在“爱好”层面上谈问题，茅盾对做官谈不上“喜欢”，但鉴于官本位社会的种种特殊法则，做官与不做官，在所有事情上相去何止万里，所以也不谈不上“嫌恶”——后来“靠边站”的时候，他就没有觉得是一种解脱，而着实颇感苦恼。
在做官这件事情上，他心态是矛盾的；然而对于文学和创作，他却只有由衷的爱好。这不独是才赋所致，也是性格上自我考量之后，所做确认与选择。当年，“从牯岭到东京”，茅盾由政治革命激流中心抽身，转入“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角色，是他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全面和理智的估衡。他觉得，较诸纵横天下、折冲揖让，自己更适合灯下吮毫、垂文自见。否则，“沈雁冰”不会变成“茅盾”。可另一方面，“茅盾”也终究是从“沈雁冰”变化而来，他的意识，连同他的文学追求，与纯书斋背景的人文知识者是不同的。他做不到，抑或也不屑于去当一个远离政治远离现实社会的个人主义作家。相反，他愿意与政治和现实社会，具有紧密关系和渠道，一直保持“在场”而非“离场”的身份。
把这些综合起来看，大致上，茅盾愿意有一定的官职（或与此相当的诸般“待遇”——它们与一个人参政之深浅有关），不过，最好是个闲职，以便他能够拥有不少的自己支配的时间，去从事创作。
实际当然并不如愿。只当作协主席还好说，那是荣誉性的。关键在于文化部部长之任，外事内务纷至沓来、应接不暇。那些迎来送往、赴宴看戏、开会出访，让放不下创作念头且性素好静的茅盾，牢骚颇甚。1955、1956、1958年，处事一贯隐抑的他，三次按捺不住情绪，而公然加以流露。
一次，是他于1955年初致函周恩来，请求减少出国次数和免掉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职务，并给予创作假。信中提到自己解放后无任何创作成果（“五年来，我不曾写作”），而这样一个人，竟然“在作家协会又居于负责者的地位”，使他“精神上实在既惭愧又痛苦”。婉转提出，“如果总理以为还值得让我一试”，请求给予“一个短时期的写作假”，先写成大纲供领导审查，“如果大纲可用，那时再请假（这就需要较多的日子）。”这种请假方式，也是茅盾性格的体现——通常，他习惯于以“徐图缓进”的节奏来表达和实现意愿。
经周恩来批示，茅盾得到三个月创作假，至于卸职之请则未允。如所皆知，茅盾晚期小说重要作品《霜叶红似二月花》和《锻炼》，所出版的都仅为原计划很少一部分，他续完两作的愿望非常强烈。此次请假，显然以此为目的。但获假之后，据其家人回忆，他忽然觉得“请假三个月却去续写旧作”，“无法向人解释”，转念于“只有创作现实的题材”。于是，拟新写一本反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的长篇小说。他去上海搜集素材，并写出了大纲，但不知何故，似乎未如当初报告中所说，提交领导方面审查，“再请假”的行动也没有发生。
第二次是翌年3月，作协创作委员会发函询问“少年儿童文学创作计划”完成情况。这本属作协在文牍化作风下，泛泛发出的例行公函，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尤其是所询问的只是“少年儿童文学创作计划”。然而块垒所致，使他借机大发牢骚：“我每天伏案（或看公文，或看书，或写作，或开会——全都伏案）在十小时以上，星期天也从不出去爬山玩水，从不逛公园，然而还是忙乱，真是天晓得！这些杂差（指行政事务——引注）少则三五天可毕，多则须半个月一个月。这是我的困难所在，我自己无法克服，不知你们有无办法帮助我克服它？如能帮助，不胜感激。”
两年后的1958年3月15日，因为接到作协办公室要求制订个人创作规划的通知，茅盾第三次大倒苦水。他说，能否实现创作计划“要看有没有时间”。他请“领导上”给予帮助，径直提出三个具体要求：
帮助我解除文化部部长的兼职、政协常委的兼职；
帮助我解除《中国文学》和《译文》两个兼职；
帮助我今年没有出国任务。
他明知这些要求都不可能兑现，而壅郁之气，必欲一吐而快：“对不起，我说了许多废话，而且是怪话！但是实际情况如此，我觉得不说便是欺骗你们，所以还是直说罢！”他还在最后一句特意强调：“请将此信交书记处（作协书记处——引注）同志传阅。”
在文山会海、酬酢往还之中虚掷光阴，是导致茅盾与“作家”身份相剥离的较为直接的原因。然而，如曰他的困难仅仅在此，则不免浅视。事实上，五十年代，茅盾并非没有新创作，1953年他曾写出一个电影剧本，1955年那部反映工商业改造的长篇小说也写出了部分初稿；只不过，两个作品最后尽以流产告终。
那剧本，是应罗瑞卿之请而作。“镇反”结束后，身为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提请茅盾以此为题材，写一部作品，“最好是电影剧本”，还指示公安部宣传室干部赵明为其准备创作素材。（赵明《继承茅盾遗产弘扬文艺创作主旋律》）韦韬说，开始，茅盾是推辞的；但一来罗瑞卿坚请，二来茅盾考虑建国后文艺的发展，“写自己原来熟悉的生活”已不合适，“身为文化部长，天天号召作家写工农兵，自己怎能反而去写非工农兵的题材”，“写镇反运动不同，没有这些顾虑”。于是，同意接受任务。这个剧本，应该是完整地完成了的。据说罗瑞卿基本满意，但电影界的专家蔡楚生、袁牧之看后，认为太小说化，假如投拍，一是必须改写，二是必须大大压缩篇幅。事情就此搁浅，茅盾没有时间或者原也无意多做折腾，别人亦未提出妥善了结的办法。
这段尴尬经历之后两年，茅盾把争取来的三个月创作假，用于解放后第二次的创作尝试。这次，体裁不是一无所知的电影剧本，而回到了他最为当行老辣的长篇小说。可是如前所述，结果甚至更不堪言——那电影剧本虽然未能投拍，至少完整地写了出来——这部新的长篇小说，却仅仅写了大纲和一小部分初稿便无下文。有迹象表明，之后二三年茅盾一直没有放弃，虽然断断续续，却在坚持。1958年秋天，茅盾对《中国青年报》来访者提起了正在写的这部作品，还应允完成后交该报摘登或连载。对此，《中青报》自然翘首以待，不时有所催问。到1959年3月，我们看见茅盾在一封信中给予了如下答复：“讲起来非常惭愧，我的小说稿子还是去秋和你社一位同志说过的那种情况，搁在那里，未曾编写，也没有加以修改……”关于何以毫无进展，茅盾提到出国的打扰和身体欠佳——然而今后呢？他这样说：“何时能编写，以了此文债，自己没有把握，同时也十分焦灼。不过，始终老想完成这个‘计划’的。”仍图努力，仍不甘心，可信心不足之态已然不掩。事实上，此信是茅盾最后一次对外界谈论这部至今我们甚至不知其名的长篇小说；在那以后，他显然放弃了。
令人感慨万端的是，对解放后仅有的两份创作类手稿，茅盾竟做出了一致处置：亲手销毁。它们原先静静封存于书房某个抽屉内，无人知晓，直到1970年，茅盾的孙女一天偶然发现它们，并且取出捧读。茅盾当时虽然看见，也未说什么。可是过了几年，韦韬打算找出它们，却遍觅不得，询诸父亲，听到的回答是：“已经撕了，当作废纸用了”，“写得都不成功，留之无用。”
作家通常是自鸣得意的，对自己作品总是多一份珍爱，哪怕旁人不以为高明，自己也不忍轻易否定它。像茅盾这样，未等作品面世交付读者鉴评，自己便认定它们“不成功”，确属少见而极端的例子。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当一个作家能如此决然地否定自己作品时，以至于不愿其存世有朝一日被人看见，十有八九是它们让作者太失望、太失落。
究竟因何“不成功”，我们无由通过原稿去了解，只能借聚拢一些相关信息加以推想。我们在这两部作品中，找到以下共同点：一、它们创作的起因，都是去“配合”当时政治形势的某种实际需要；电影剧本是罗瑞卿就镇反运动给出的命题作文，长篇小说则是茅盾自己临时转念而挑选的工商业改造运动题材。二、它们不仅不建立在作者自身有积累、有创作冲动的基础上，相反，是陌生的，不熟悉的——或者，是出于某种顾虑而刻意回避自身优长、迎合迁就“时代精神”“时代风貌”的结果。
我们可以用想象来复原某些情景：当茅盾看见小孙女翻出那些旧稿拿去阅读时，他沉默着，什么也没说，但愈如此，愈显出此刻他内心波澜汹涌，因为在什么也没说的背后，是一个激烈的决定与行动：撕掉它们！无疑，小孙女对他是一个重要的提醒：这些旧稿放在那儿——无论何处——就意味着总有一天会被人看到；而这是他不愿意甚或感到不快的，那会给他带来羞愧，使他一生文学造诣与形象受损；他应当阻止这样的情形再次发生……
如此“不成功”抑或与他造诣不相称的作品，假使只是那个电影剧本，我想对茅盾内心的打击不算什么，关键是还有一部长篇小说。长篇小说，这可是他独步的领域，二十世纪以来在这个领域有谁的份量可与他比肩？他与鲁迅、郭沫若并列为三位顶尖大师，说到底不就是因为他在长篇小说方面的地位？然而，建国后动手的唯一一部真正新创的长篇小说，却如此的失败！
面此实际，他无法不感觉着深深的寂寞。虽然前十七年他崇隆日盛，可是从嚣浮世界回到书房，与古今中外的精神成就和他个人既往的精神成就单独相处时，他势必陷于大寂寞。
矛盾性情
茅盾一生照片，最令人动容的，是他寒风中手捧孔德沚骨灰盒那张。那面容，真可谓无处话凄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