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有一个毕生的隐痛。
《新青年》分裂以后，陈独秀把它带到上海。1920年大约2、3月间，为了筹备在上海的出版，陈约请数人在渔阳里二号住处谈话，有陈望道、李汉俊和李达，茅盾也在其中。茅盾之被邀请，应是陈独秀听说并注意到他已对《小说月报》展开“半革新”（《我走过的道路》说：“《小说月报》的半革新从一九二0年一月出版那期开始”。他在这一期撰文《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提出了文学应当‘表现人生并指导人生’”）。不久，同年7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建，发起人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等，没有茅盾。不过，他很快就在10月份由李汉俊介绍加入了，并且翌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时，自然成为第一批党员。
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及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使他下一阶段人生基本转入实际的政治革命活动，尤其1923年他从《小说月报》主编卸职以后。他先是到党创办的培养革命人材的第一所大学上海大学任教，后又当选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执委、国民运动委员，并兼任下设的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茅盾说：“因为担任上述的党内职务，我就相当忙了……过去是白天搞文学（指在商务编译所办事），晚上搞政治，现在却连白天都要搞政治了。”
他党内资格之老，不必说在文人作家群首屈一指，即从全党范围论，亦属最早元老之一。“文革”后，胡乔木代表中央请茅盾写回忆录，说：“中央讨论时，陈云同志特别提到您，说建党初期的历史，除了您，恐怕已没有几个人知道了。”（《父亲茅盾的晚年》）后又让林默涵督促此事，林在信中说“我们希望您写一本您的重要经历的回忆录”，特别强调“内容不限于专谈与写作有关的事”。（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编《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以此之故，《我走过的道路》对所亲历的二十年代革命政治生涯，记叙甚详，我在此并不一一复述。简单来说，从1923年至1927年，茅盾在上海、广州、武汉三地周游，从事过工人运动、宣传工作、秘密工作、党务工作、教育工作……除了没拿过枪，庶几别的都干过。尤其应该一提，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时，茅盾任该部秘书，另有干事肖楚女等工作人员7人；毛泽东这样对他说：“部长之下就是秘书”。
1927年4月，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急转直下，蒋介石在上海、南京屠杀共产党人，继之李济深在广州做了同样的事。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6月，冯玉祥与蒋介石握手言欢。7月15日，汪精卫也终于在武汉清共。这一切，史称“大革命失败”，其间血雨腥风、狰狞惨厉，书不胜书。
汪精卫翻脸的迹象愈显。茅盾未雨绸缪，于6月底将孔德沚送上去上海的英国轮船，自己则于政变前一周的7月8日辞去《汉口国民日报》总主笔，同社长毛泽民一起转入“地下”。隐蔽半月，他得到指令：拿着一张二千元支票，去九江见某人。到了九江接头地点某小店，见二个人坐在那里，一是董必武，一是谭平山。董告诉他：“你的目的地是南昌”，并继续带着那张支票。我们知道，数天后，南昌就发生了“八一起义”，茅盾的使命显然与此有关。但当他去买火车票时，却发现停售。这时他听人说，可以先到牯岭，从牯岭翻山下去即到南昌。就这样，茅盾上了庐山。上山后，“突然患了腹泻，来势凶猛”“三五日内尚不能行动”，“又躺了三四天”方能起床“稍微走动”。这时，他遇见有名的“革命美女”、曾在汉口国民党中央党部海外部任职的范志超。范告诉他8月1日南昌发生了暴动，“现在南昌是叶挺、贺龙的部队占着，情况不明”。范志超提到，过一段时间她就要回上海。茅盾说他“也要回上海”。于是约定“一路走”。8月中旬，范志超托人买来船票。船到镇江前，茅盾心生一计，“考虑到在上海码头上容易碰到人，不如在镇江下船，再换乘火车”。他把行李托给范志超，自己在镇江上了岸。刚下码头，便遇军警搜查，那张支票被发现；茅盾“急中生智，低声对他说，这东西我不要了，就送给你罢。那个兵迟疑了一下，就把支票塞进口袋里，让我走了。”
这就是“从牯岭到东京”的开始。我感到，八十高龄的茅盾写这一段时，内心仍有不能面对的苦楚，一些关节处语焉不详。时间定格在了牯岭那个地方，仿佛凝固。如果当时能够买到去南昌的火车票顺利而往，如果不是那场腹泻，如果没有遇到范志超并听说一些消息……他会不会出现在南昌，完成使命的同时成为“八一风暴”的一员呢？假如事情这样演进，等待他的会不会是另一种人生轨迹呢？这些，都无由想象。现在，我们不知道他怎样放弃了使命，在他对范志超说出“我也要回上海”这句话之前，存在太多的空白。我们只能看出来，变化是随着遇到范志超而发生的；那么，范志超究竟和他谈了什么，这些谈话究竟对他有什么影响？范志超也选择了流亡国外，她去了南洋，后到美国做家庭教师以及国民政府驻美使馆工作人员（成江《旧时代的叛逆者范志超》，《郑州日报》2008年3月17日）。但我们更重视的是他自己的内心活动，可惜《我走过的道路》丝毫没有流露出予以剖陈的意绪，唯有那个细节——他中途改在镇江下船以便潜回上海——能让我们捕捉到一点他心念之动。
他不能面对的，是那样一个字眼：脱党。在所有的叙述中，我们没有在一处地方见到他使用过这个字眼。他努力回避它，而且似乎是在运用语言的组织把事情说成类似失去联系那样的意思。可是他无意中提到一件事，显示潜回上海后，他仍然能够跟党联系上；这就是那张“失掉的支票”，茅盾说自己“当时报告党组织”，而党组织则向银行“挂了失”。
我在《龄同世纪看夏衍》里写道：
（“四.一二”之后）当他询问入党介绍人郑汉先，自己够不够格入党时，郑这样说：“行，特别是在这个时刻，报上不是常常可以看到有人退党吗？怕死的要退，要革命的就该进。”可知当时除遭杀害者外，主动退出的共产党员实非少数，历来党史指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令党蒙受惨痛损失，注脚大约在此。亦因此，凡在“大革命失败”后入党，都被目为特别勇敢的举动，本人亦大可引为自豪。
据相关研究，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员总数由1927年5月的57967人，减少到1927年11月的17650人，半年之内减少了近70％。”（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近代史研究》，2002年5期）这个数字，将损失严重程度直观具体地呈现出来。
其间情形不一。茅盾的脱党，并非信念产生动摇。应到性格当中找原因。他有这么一段自陈：
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我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但是这个习惯在我的身上也有副作用，这就是当形势突变时，我往往停下来思考，而不像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
这里“独立思考”的用法，与一般不太相同，意思其实是“立足自身实际进行思考”。但他所谓“停下来”，却说得实在而准确。一遇乱局，茅盾总是头脑反而一下冷静下来，本能地选择置身事外、驻足观察，以辨明事态，同时反思自我。纵观其一生，无论国事私事，这种反应在他可谓一以贯之，从无例外。我们看他1927年的反应，与“文革”时的反应，逻辑根本是一致的。此谓“性格使然”，很难超越。
当初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本有张东荪和戴季陶，但只开了一次会他们“就不干了”，张东荪的理由是“他原以为这个组织是学术研究性质，现在说是共产党，那他不能参加”。张东荪此语，看来曾给茅盾留下深刻印象，以致六十年过去，他还会在书中提上一笔。张东荪态度里面包含一种什么意思呢？固然，他也是热衷政治的，也搞了一辈子政治，但他觉得自己之于政治，跟武人、政客不同，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参与进来、加以思考和探索，是带着研究性质的。茅盾政治信仰、政治立场跟张东荪判然有别，但我大胆说一句，我认为茅盾所希望的介入政治的方式，或者说政治适合他的地方，也是研究性质的探索。他愿意在个人思考中，坚持不懈地追寻社会进步与解放的真谛；至于作为组织家、活动家、鼓动家、行动家或谋略家等，纵横捭阖、樽俎折冲、中流击枻、出文入武，赞帷幄之谋、奉疆场之任、建矢石之功，他却非其人。就此，我们可以他对左联的不满为例。左联前期大搞街头革命，频繁驱策盟员发动飞行集会、贴标语、散传单，茅盾对此啧有烦言，评曰：“说它是个文学团体，不如说更像个政党。”虽然他是从批判左倾路线角度这么说的，实际也与他性格上不适合此类形式有关。
对于“从牯岭到东京”、从职业革命家逋迁文学家的转变，茅盾从未明确从自身性格上总结过原因——那毕竟是不便公开声言，毕竟是不足与外人道的话头——但我们考其一生行状，能够觉察经过那一段的卷入与波折，他暗中就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可做怎样的事，认真有所省思。后来数十年，他确实没有再尝试驰骋政治舞台（包括建国后虽然担任文化部部长内心实际上却无意仕途）。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从精神和思想上去接近马列真理，并以这种方式参与政治（改进社会）。他觉得，他能干、适于干同时可以干好的事情，是写作。
1927年，他“停下来”，没有“紧紧跟上”，使他整理了自己，自我认识较以往明晰了。然而，这一停，却失却了党籍，中共历史上第一批党员的身份戛然而止。对这个结果，他不能有什么怨言。的确是他自己“停下来”，找了一个地方、用了一些时间去悄悄地整理自己。问题是，当把自己整理清楚，找到为共产主义“发一星微光”的新的方式回来时，大门却对他紧闭了。
直到临终的时刻，在过去五十年当中，茅盾曾两次请求回到组织，都没有如愿。
第一次是1931年，他通过瞿秋白向党做出这种表示。“秋白后来告诉我，上级组织没有答覆，而他自己正受王明路线的排挤，也无能为力。”简单说，他被拒绝了。
第二次是1940年10月他接受派遣离开延安来重庆前夕。从茅盾行文的感觉看，他是反复斟酌了时机、鼓足勇气提出这个问题的：
我送闻天走出窑洞，一面向沟底慢慢走去，一面对闻天说，有一件事原来想找个机会正式向你提出的，现在来不及了，只好简单地讲一讲。我请求党中央研究一下我的党籍问题，如能恢复党籍，一则了却我十年来的心愿，二则到了重庆也能在党的直接指挥下进行工作。
应该说，张闻天的个人反应很积极，他称赞茅盾的愿望很好，表示提交书记处讨论后给予答复。过了几天，张闻天来看他，说中央书记处“认真研究”了茅盾的要求，“认为我目前留在党外，对今后的工作，对人民的事业，更为有利，希望我能理解。”对此，茅盾只简单地写道：
对于党中央的决定，我没有再说什么。
这句话显示茅盾对书记处的决定，有自己的解读。显然，他感到失望和失落。从此以后，茅盾对党籍问题缄默无语，再也不尝试去碰它。同样地，组织上也从未就这问题主动向他表示关心——虽然那个“留在党外”“更为有利”的“目前”，早已时过境迁。
但他心中是很有介蒂的。《胡风回忆录》写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1942年初，滞港文化人由东山游击队掩护撤回境内途中发生的一件事：
还是在大山寮时，有一次，胡绳从队部回来，闲聊中说昨天在队部吃到了猓子狸，等。谁知这下刺激了茅盾。他借此发牢骚说，日军进香港前，文艺方面的党员负责人把C.P.发下的避难费（外币）都分给了自己接近的人，不接近的人（他当然是一个了）都不给，云。他这一说弄得大家的情绪都很不好。我也是相信他这说法的。
茅盾不满，当然不会因一顿肉、一点钱，想来也是看见因“内外”而待遇有别，使他觉得受歧视。说来好玩，胡风与茅盾从来不和，这一次却抱了同感（“我也是相信他这说法的”），原因是他跟茅盾一样，也是“党外”的。
借此细节可以想见，两次提出恢复党籍，都未如愿，在他心里投下了不少的阴影。
整个“十七年”，茅盾政治上一帆风顺，名荣身显，而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他避而不提党籍问题，似乎甘愿保持那个“无党派人士”身份。其实不然，党籍问题始终是心底的隐痛。他是强烈自尊之人。当年，自己因“停下来”、没有“紧紧跟上”而脱党，对此，内心必定自责颇深。以后，两次开口请求回到党内，却均不获准许。本来，已自惭自悔，而两次请求原谅似乎结果都是未得原谅（他很有可能会这么看），只能让隐痛埋得更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