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提一下，当年跟茅盾有着类似经历的郭沫若，1958年却在未写入党申请书的情况下重新入党（尤九州、林亦梅《郭沫若的人格问题》，《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对此，茅盾心中大约很不是滋味。韦韬回忆，1958年12月报上公布郭氏重新入党消息后不久，瞿秋白遗孀杨之华和弟媳张琴秋（沈泽民妻）来看望茅盾夫妇，“郑重”提出：“雁冰哥，你的党籍问题已经拖了三十年了，应该解决了。当前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像郭沫若、李四光、钱学森都纷纷入了党，你何不也趁此时机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呢？”她们是好意，但显然并不懂得茅盾内心在此问题上的“矛盾”——茅盾这样回答了她们：“过去几十年我都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现在又何必非要这个形式不可呢？”（《父亲茅盾的晚年》）
多年沉积起来，党籍问题及其背后那历史的包袱，交织成复杂难言的情怀，有羞愧，有失落，还有孤郁。秦德君说，1951年她申请恢复党籍，写了跟茅盾同路去日本的经历，组织上拿到文化部找茅盾核实，要他写个证明。茅盾这样说：他不是党员，所以不便证明。这回答很合逻辑，却又让人感到咬文嚼字，似乎是带着情绪的。这包袱纠缠着茅盾一直到“文革”。1973年胡愈之带来一个情况：有人检举茅盾1928年去日本途中叛变了。《父亲茅盾的晚年》暗示，检举者是秦德君：“‘文革’后，我们终于查明了那个陷害爸爸的卑鄙小人，对此，爸爸仅仅是嗤之以鼻，没有再去理会它。然而，爸爸去世后不久，所谓‘叛徒’的谣言又死灰复燃，悄悄传布开来，并且还加上了其他的中伤。”——核以秦德君口述之《我与茅盾的一段情缘》，果有“叛徒”一说：
一星期后，我回到杨贤江家我们的房间里，眼看四壁萧条，人去楼空，倍感凄凉。我顾不上多想，急于下楼去找杨贤江，问我的组织关系怎么办。他沉重而又惘然地沉默很久，慨然叹息说：“北欧运命女神上当啦！茅盾是个被开除的叛徒啊……”
天哪！这真是晴天霹雳，我顿时感到天昏地暗，心如死灰。我转身回房，顺手拿了两瓶安眠药，随即打开晒台上的自来水龙头，用手接水，把200片安眠药全部送进了肚里……我哪里知道，杨贤江的话并非实情，组织上从来没有给过茅盾那样的结论和处分啊！
尽管在九十年代版本的这个述说中，茅盾叛变说的“始作俑者”变成杨贤江，而讲述人则以被蒙蔽者自居，却无改一个事实，即“文革”中能将此说捅出来的只有一个人——因为，总共两位“知情者”之一、被说成“始作俑者”的杨贤江已于1931年死于上海，他是没有办法在“文革”中去“检举”茅盾的。“阿姐”与“小淘气”之间的恩怨情仇我们不予置喙，不过由这一“诬告”可以看见，1927年的“停下来”，让茅盾一直以来背负了怎样沉重的精神十字架。
郭沫若重获党籍时，茅盾以“形式”论之，貌似孤高超然，其实是一种遮饰，以掩盖内心的无望。对他来说，这当然不是“形式”！“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陆游《卜算子》的这一句，是可以作为多年来在这件事上茅盾心情的写照的。作为自认为一辈子信念初不稍变的共产主义信徒，对于不能回到党内，茅盾视为最大遗憾。而过度自尊，又使他不能释怀于两次请求回归两次未果的刺痛，从而疑虑围绕那段往事是否已经形成关于他的“偏见”与“成见”。他就在遗憾和疑虑的夹击中，长久地咀嚼落寞。
终于，到了弥留之际，他再也放不下这未了的心愿，决计穿透遗憾和疑虑的夹击。《父亲茅盾的晚年》写道：
爸爸让韦韬扶他靠在床上，要来纸和笔，艰难地写了起来。但是，爸爸的手已不听指挥，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无法辨认。韦韬说：“爸爸，还是你口述，我替你笔录下来罢。”于是爸爸缓慢地一字一顿地口述了给党中央的一封信：
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
他在信纸上签字之时，也是内心真相大白之日——他是揣着苦涩度过了几十年！所谓“何必非要这个形式不可”，满含惆怅，不是真心话。
甚至袒露真情的最后时刻，我们仍能看见内心的阴影。他示意亲属，在他去世前这封信不要发出。难道他不希望在亲耳获悉党籍得到恢复么？当然不是，这显然别有原因……
1981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做出为他恢复党籍的决定，“党龄从一九二一年算起”。那是茅盾去世的第四天。
生前身后
在当代文学评价体系的大一统时代，茅盾名高望重。文汇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由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编辑的《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反映着这一点。里面收录了建国后至1980年间茅盾与文坛人士之间通信三百多封，涉及四十余人，“大多是弄潮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界的杰出人士”（该书《后记》）。翻开书页，将真切意识到茅盾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谱系里的地位与分量——巴金、臧克家、施蛰存、姚雪垠等，皆以师视之；钱钟书也恭尊他曰“大师”，对自己则一口一个“晚”字。正像巴金于《悼念茅盾同志》中所讲：
我始终把他当作一位老师。我十几岁就读他写的文学论文和翻译的文学作品，三十年代又喜欢读他那些评论作家和作品的文章。那些年他站在鲁迅先生身边用笔进行战斗，用作品教育青年。我还记得1933年他的长篇小说《子夜》在上海出版时的盛况，那是《阿Q正传》以后我国现代文学的又一伟大胜利。我国现代文学始终沿着“为人生”的现实主义道路成长、发展，少不了他几十年的心血。
这段话里的内容，多年中一直是文学史的共识，亦可谓之“常识”；因为对于那五六十年的文苑中人来说，他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然而，变化在他身后悄然展开。八十年代中期起，有人指摘茅盾小说存在“理念先行”之弊、人物塑造概念化。迁而至今，则有韩寒、陈丹青老少二位“顽童”联袂在湖南卫视谈话节目里，对过往论为“大师”的几位作家示以鄙夷。韩寒提起这个话题时首先说“以前梁实秋那批人他们文字非常活”，“后来我发现1949年之后的作家不具备这个能力”。这看法是中肯的，也合乎实际。但他下面的举例却让人吃了一惊：“包括老舍、茅盾他们的文笔都很差。”陈丹青对此加以附和，并进行补充：“还有巴金，写得很差的。冰心也完全没有办法看。”不过，陈丹青认为对老舍可以宽大处理：“老舍还好，但是不经读，读过就可以了。”陈丹青一番评论后，韩寒再次强调了一遍：“他们最差的就是文笔，我一点都不能读下去。”事后，韩寒在其博客对自己的话做了一点修正，表示当时把老舍列在“文笔差”行列中，是口误，然而坚持了对茅盾的不屑。
从创作风格到人物刻画能力，再到笔墨文采，晚近二三十年来，茅盾已从泰斗、大师，急遽跌落为被人质疑乃至轻慢的对象。生前名动天下，身后文名寂寞，这巨大反差的存在，乃不争之事实。
其实，真正把茅盾身后“文名寂寞”景况表露无遗的，并不是上面所说某些论文就局部问题对茅盾的文学价值的“横议”，以及老少顽童镜头前兴之所至的口舌之快，而是九十年代中期文坛的一桩公案。
1994年，海南出版社出版由王一川、张同道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凡小说、诗歌、散文、戏剧4卷。此文库以“文学大师”标目，编者志存高远，自谓要“力排众议，重论大师，再定座次”。其中小说、诗歌二卷，关涉文学体裁重中之重，而尤为人所关注。果不其然，最大风波即生于小说卷。该卷自二十世纪中国所有小说作家中，毅然裁出九位“大师”，且将排名分出先后，依次是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和贾平凹。对这份名单，舆论骚然，纷纷献疑，而最突出的焦点——借用当时观察家的概括——是“金庸上榜，茅盾出局”。它所引发的热议，横跨94、95年度，之后也是余波荡漾、涟漪犹存，诚为当年文坛聚讼不已的一桩公案。
以往许多年，主流的文学史评价也有一种“系统默认”式的排座次；对于泰斗级人物，它给出的顺序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如果细分，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个人全能冠军，郭沫若、茅盾则分别是诗歌、小说这两个单项的冠军。现在好了，有人评出二十世纪小说九位大师，茅盾竟然“出局”——连“叨陪末座”的资格都不肯给。假使不用一落千丈这个词，恐怕真不足以形容。
这个事件，完全不同于对茅盾作品某些缺陷的挑剔，或对他文笔表示不敢恭维。因为，这是放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历史下做出的估衡。编选者谈到他们工作的缘起、针对性以及标准时说：回顾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定论”，受制于“政治和学术上的种种偏见”，它们像“重重迷雾”，遮盖了文学的“真实面目”；有鉴乎此，他们决意以“纯文学的标准”或曰“审美标准”，“重新审视百年风云，洞穿历史真相”。
熟悉“新时期”以来文学思潮的人知道，在八十年代后期，青年学者形成一种“重写文学史”的冲动。在此背景下，九十年代中期出现这样一套文库是可以预见的。“重写文学史”，并非凡属过去“定论”就一定反其道以行那么简单，它的背后，有文学理论、文学观念、文学价值的更迭。更深入地看，这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传统”的重新认定过程，哪些创作与精神可以列入过去与未来间文学的延续性中，将加以新的检讨，制订新的编码和索引。
当然，“茅盾出局”始终是一个争议性极大的问题，仍有许多人——主要是坚持文学旧有标准者以及接受了这种观点灌输、自身不具备文学上开阔视野的广大普通读者——站在反对的立场。但是，请茅盾“出局”的一方，却是掌握了未来文学话语主导权或自认为掌握着这种权力的一批中青年文学专家；他们人数不占优势，但控制着文学史书写和文学观念建构。两相比较，短期内，前者声势更浩大，使后者显得孤立，长期看正好相反，拥有专业制高点的后者，将以持续不断努力使未来公众逐渐纳入他们的价值取向。
近二三十年，二十世纪不同作家的价值评价变化之大，是极引人注目的现象。如果用曲线图表示，我们会看到好几种类型。第一种是稳定、岿然不动地保持在高位，典型者如鲁迅、老舍，曹禺亦大致如此（虽然建国后他被认为乏善可陈，但过去水准毕竟堪称独步）；第一种是急剧冲高、大幅攀升，这方面沈从文、张爱玲最富代表性；第三种窄幅振荡，貌似平稳，细看则支撑力不足，巴金盖有此相；第四种是久已下滑、长期阴跌、颓势难改，郭沫若便在此列；第五种却是忽遭打压而破位下行，且趋势难卜——以八十年代中期为界，本文主人公的文学史走向，大体如此。
回到本节开头所论，我们不得不慨叹于当下评价与历史实际之间离奇的出入。在当下评价中，二十世纪小说“大师”的名额多至于九，茅盾竟不能取其一；可是在那段历史的亲历者眼中，“大师”这称号分量远远不够，他们几乎一致认定他是“宗师”。
未尽其才
近世以来，中国人在精神哲学上的痼疾，是做不到、甚至不能理解“兼容并包”。虽然问题早在二十世纪初即为目光深邃者所察觉，然而由于中华文明自信心崩溃并导致精神气质严重滑向偏激、轻躁与用强，这根本性弊病非但未能遏制，反而一再在否定之否定的循环中持续和延展。就文学论，我们首先看见过去的历史存在排斥异己、定于一尊的意志，而当其发展到极致走向自身反面时，又发现人们又通过同一方式来建立新的格局。
显而易见，我的所指是现实主义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