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我专心致志做两件事：选择，然后观察。
有关当代文学史的著说很丰富，但我想越过别人的叙述，用自己眼睛去看。这是一种选择。别人选择的是宏大的架构，我选择具体的人。我挑选一些自己认为有代表性的人物，走向他们，然后由此进入当代文学史。
所谓“代表性”，我不看重他们的作为与成就，看重他们的遭遇、处境，他们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对时代做出的反应。他们实际上不是作为个人进入我的视野；我选择他们，在于他们都是历史的表现者。
我不让自己做太多的事，我告诉自己，重要的是观察。观察得仔细、详尽、深入，就足够了。中国人对于历史，历来所强调的就是观察。“以史为鉴”的鉴，就是把历史喻为一面光洁无尘的镜子，用以观察。《资治通鉴》的书名，意思是“可以广泛满足治国之用的镜子”。中国古代的史家们，很少去概括，甚至不怎么发议论。他们总是在观察，把观察到的讲述出来。他们认为事实本身能够说明一切，人们从事实中得到的教益，胜于任何主观抽象的总结。
这也是我的方法。我需要说明，本书以人物为主体，但它不是传记，是观察。传记的合理目标，是把人的一生或某个方面讲清楚，而我显非如此。我的目标是，透过他们，把当代文学史的某个方面、某种情形、某个问题看清楚。
引用这种方法，很大程度上是想让当代文学史从宏大的架构，或者高屋建瓴的概括，或者建立在各种观念之上的主观评说褒贬，还原到具体的人和事，还原到细节。在我看来，当代文学史著述目前缺的不是骨骼，是血肉。
明年，当代文学史便满60个年头。如果是一个人，60岁的生命，襟抱已相当开阔了。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我希望此书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当代文学史的这种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