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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凝新任中国作协主席的发表，使我第一时间想起一个人。
丁玲。
做延安文学的课题以前，很少去想这个名字。因为所读资料大量涉及她，慢慢开始思考，也不能不思考。其间，蒙李向东先生、王增如女士赠以所著《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王女士是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相当仔细地读了两遍。前后二三年，丁玲其人，丁玲其事，盘旋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使人有写点什么的愿望。
眼下，来到21世纪之初。铁凝以女性作家执中国文坛之牛耳，波澜不兴。这是大事。而我的反应，实不能不立刻想到丁玲。
在铁凝这一代女作家——包括王安忆以及更早的张洁等——之前，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当中，实际上只有一个女人曾经做到跟男人在文坛分庭抗礼，只有一个女人一度从风头上盖过了男人，也只有一个女人在历来由男人掌控的文坛权力走廊上走得最远、最深，最接近于这权力体系的中心。这唯一的女人，就是丁玲。
延安时期，论创作的艺术质地，论作为作家在文艺界的影响和分量，她恐怕都是实际上的第一人，而且不仅仅是作为“女”作家。到1949年后，共和国文学最初的五、六年，她的声望倘不用“如日中天”，则不足形容。当时全中国的作家，老一代的郭、茅、曹、老、巴等，声望当然很高，但因时代改变的缘故，其实是走下坡路了的，而在经历、背景、资格相近的人中间，不论男女，无一人声望可跟丁玲比。
1953年，东德派作家代表团来华，到丁玲领导的文学讲习所访问。讲习所秘书长田间为此悬挂了四位中国作家相片，这四个人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只挂四人相片其中便有丁玲，而且，鲁郭茅之后紧跟着就是丁玲，其中“论定座次”的意味，别人看了无法不触目惊心。
倘若仅仅是田间作为文讲所工作人员搞这么一下子，也罢了；旁人颇可以在“拍领导马屁”的不屑中，冷笑着，化解不平。偏偏无独有偶，翌年，周扬为团长，丁玲、老舍为团员组成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苏联出席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其间他们去苏联文学馆参观，看见馆内也悬挂了四位中国作家照片，也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同样的照片，同样的排列，出现在文讲所跟出现在苏联文学馆，含义和分量差得太远。这一回，很难视为“偏私”，仿佛不容辩驳地具有“公认”性质——国际的公认。
再细细品味一下，四人当中，鲁郭茅基本或主要是作为“五四”那时代的新文学代表人物，所以，走出“五四”的之后的文学新阶段，受“国际公认”的作家实际上只有丁玲一个人。对此，两位同行者的内心感受可想而知。他们一个是在国内声望显然更高的大师级人物，一个是中国文坛权力场中无人俦匹的统治者，此刻却不得不共同欣赏与鲁郭茅一起高高挂在墙上的丁玲照片，居然偏偏还是当着她本人！这真是难堪到无法表达的滋味。
1955年以前，丁玲所给予别人的，常常就是这种滋味，它为后来发生的一切蓄足了能量。
共和国文学史头一个十年，针对或基于个人的重大事件有两起，一起是批判胡风，一起是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两件事都直达天聪、株连甚广。然不同之处在于，胡风事件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搞定，所有涉案人员仿佛一夜之间盖棺论定，未见也未容其有半点挣扎机会。丁陈案则不然，从1955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你来我往，柳暗花明，反复无常，风云突变……较量双方耗尽心血、精力，都可能一举胜定，也都可能满盘皆输。错综迷离的局面，不单将文坛大大小小人物一一席卷在内，更逼得他们既措手不及又必须择“善”而从，整个过程或忽悲忽喜，或亦悲亦喜，或悲喜难辨，待到尘埃落定，不知几人欢、几人愁，几人得意、几人扼腕，几人肚内暗自叫声“侥幸”“惭愧”，几人徒能跌足、长叹……
时间悠悠地远离了50年。遥隔半世纪，今天定睛重新细看这台大戏，仍不能不神迷目眩、惊心动魄，其戏剧性足令戏剧宗师的构思黯然失色。动笔写这篇文字的时候，丁玲逝世整整20年。我突然有一种恐慌，为这样一幕曾经地动山摇的大剧和它的女主人公，正在或者已经被淡忘而恐慌。
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物，怎可淡忘？尤其是，人们对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这独一无二的女人谈得还很不够的情况下——1955年以后她被人谈起，基本只作为大批判的对象，再不然，就是与政治话题紧紧缠在一起，80年代仍如此。
她是作家，首先是作家；她的麻烦和悲剧根植于她的这种强烈意识，很多人忘记了这一点。其次，她是人，一个女人，怀揣希望、爱恨、抱负、荣誉感、骄傲心、恐惧、软弱，把这些情怀和心理投射到行动和环境并激起别人的反应、引发各种人性的互动，从而搅动了文坛、也接受命运摆布的活生生的女人，人们同样忘记了这一点。我所希望的，是丁玲辞世20年之后以及更久，人们保持住对她的记忆，并将关于她的思绪，回到这两点上来。恩怨情仇，以及政治，是这世界上最容易烟消云散、最不必执着的东西，而艺术和人性则将永存。那才是长久思考的对象，以及从中汲取、记住点什么的事物。
2
新文学以来，女性作家即为一道醒目的风景。20世纪上半叶，我们在其中次第看到了“四杰”：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极有趣的是，这四人个性迥异，风格截然，每个人的形象都非常鲜明。
冰心文雅、善良、博爱，绝对正派，她将这种品性一直保持到生命终头——从文章到做人。萧红，极度感性、细腻，充满灵气，像一个精灵，连同她的弱小；她是“四杰”里最富天才气质的人。张爱玲，混和了现代大都市的新锐和旧式的贵族的高卓与孤傲，她远离了人流，却对生活看得最透，对人性，她见得更深、更锐。
那么丁玲呢？
大器，大气，这是谁都没有而她独有的气质。试着想一想，《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这样的作品，冰心、萧红、张爱玲，无论谁，写得出否？我以为写不出。原因不在技巧，说到技巧，丁玲很高，但其他人尤其萧红和张爱玲也不弱，甚至更强。明显在于笔力。丁玲的笔力，遒劲、浩大、坚实、强烈、辛辣。她很女性，然而绝无一丝女儿态。惯常的或者说由男性文化长期调驯出来的女儿态，无论思想主题还是言语口吻，冰、萧、张处都有一些，唯一没有的是丁玲。确确实实没有，丝毫不见。
这是一个奇女子与生俱来的格调，并非30年代“革命”了以后，或在延安聆听了《讲话》以后，才发生的转变。读《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时候，我年当少日。年少读书，不能读得很深，但富有直觉。记得当时《莎》读下来，在我已经被培养了关于中国女性的“性感”和道德感的心中，造成特别异样的感觉：强悍，自我，狂放不羁……这样一些感觉，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令我找不到与“中国文化”的对应点，以致由莎菲女士想象她的作者，眼前浮现的恍惚也是一位欧洲知识女性的形象；我甚至设想她应该是抽烟卷儿的！
当然，实际她并不抽烟卷儿，但这却不妨碍我感觉她的作品散发烟卷儿的浓郁的辣味！
若干年后，我纠正或者说调整了年少时关于她的想象。我想，当初所想象的“欧化形象”，于她是不合适的；但是我所感觉到的最核心的部分没有改变，至今我仍认为，作为一个女人，她身上的基本气质“很不中国”。
我担心其中的意思别人不能够准确理解。我显然不是说，丁玲这个人和她的作品、语言洋化、欧化，也显然不是说，丁玲的人生和思想感情脱离中国现实。恰恰相反，我曾在《〈讲话〉前延安小说的语言面貌》中强调，当大城市来的文人——毛泽东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陷于欧化风格不能自拔的时候，丁玲几乎是他们中唯一不给人这种感受的作家。她的语言，来自性情，绝不来自临摹或者追逐。她也从来不试图从思想感情上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外国人，像很多人那样，比照着托尔斯泰、契诃夫抑或绥拉菲莫维奇、富尔曼诺夫、法捷耶夫的风格与口吻，去思索和说话。说到现实，丁玲那枝笔现实针对性一直很强，她也是本着这样的原则来创作。这是一个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对社会对人性对生活负有重大责任的人。她的写作，不存在缺少现实针对性的问题，相反——在我看来——可能恰恰缺少一点点与现实的距离，不必很多，一点点就足够，增加一点点距离，她的作品也许就更悲悯宽厚，她的处世乃至遭遇也许就稍见裕和；然而困惑是，倘如此丁玲就不再是丁玲。记住，这个女人心高气傲、嫉恶如仇、精神强大。
她的个性，不单毫无温良恭顺、俯首低迴的传统的中国女儿态，连传统中国男人所擅长的虚与委蛇的心态和行径，也被排斥和蔑视。她原本是不懂得掩饰自己的。长久以来，她谈吐畅快，举止豪放，笑怒随意。她生命中的苦主之一刘白羽，1992年在长篇回忆录《心灵的历程》中，这样描述1937年第一次见丁玲时的印象：“丁玲披了一件黄呢子日本军大衣，她笑得那样爽朗，酣畅，明亮。”这笑声，也会出现在某些头脑简单的人身上，但丁玲不是；丁玲如此，主要是极其自信，对自己的才华和内心极为骄傲，别人从她笑声中接收到的，也是同样的信息。
自信、骄傲，甚至达到那样的程度：不把任何权贵放在心中，以为凭手中一枝笔，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1957年夏丁玲落入命运谷底时，曾私下对儿子蒋祖林讲：“建国以后，我很少到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那里走动。我觉得局面大了，他们日理万机，还是少打扰为好。当然，也没有进城以前那么好见了。现在看来，有点走动或许好些，不过，通过党的组织来解决问题是对的。”微露悔意。“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不少，周恩来，陈云、贺龙、邓颖超、康克清等；但首先是毛泽东。丁毛之间，除开同乡之谊，更有切近的私人关系——丁玲的一位老师陈启明，是毛泽东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丁玲本人，曾在长沙暑期补习班期间，与杨开慧同学。1936年，丁玲从南京脱离国民党控制，曲折抵达保安，与刚刚完成长征的红军、毛泽东聚首，极受重视，得到高规格接待，当晚专为她举行欢迎晚会，中共高层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均亲自履会。毛泽东并且专为丁玲到来赋诗一首：“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此系毛惟一一次以诗亲赠作家，荣宠莫甚。丁玲所受待遇，除了名作家身份，除了她的到来对于日后知识分子大量涌来具有的象征意义，与她和毛泽东之间的私人渊源，不能说毫无关系。后来，1942年整风中，毛泽东将她与王实味区别对待，放过一马，也不能说与这层私交毫无关系。如此重要和特殊关系，丁玲的表现是历来不加积极运用。这固与她的正直有关，却更折射着她的自信甚至傲心。我相信她有这样的潜意识：想象当中，凭其名望和成就，即便“不走动”，也没有人可以奈何得了自己。
毛泽东所赠诗句，有诗意化的过誉，但也许丁玲的内心所读，却颇以此自诩。其心理根据有两个，一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普遍自命的“启蒙”的社会角色，一是丁玲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在荣誉与抱负方面所特有的性别意识。这两个心理根据，足以使丁玲把“纤笔一根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当作现实的自我生命价值定位，予以追求和实行。她真的觉得一枝“纤笔”，可以所向披靡，成就极大的事业，并且仰仗着它使自己成为绝不愧于须眉的堂堂的女人。
基本上，丁玲就是这样来诠释“写作”的意义。作为一个已经从“写作”中证明了自己、品尝了成功滋味的成名作家，到延安以后，她这种信念走过了一个曲折过程，经历了痛苦的修正和调整，但顽强地坚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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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刚刚走入黄土高原深处的丁玲，不得不将心目中的“写作”先放到一边。此后两年，丁玲很少从事“文学”的写作，先是做随军记者，写了一些人物特写——这些，应该不属于她心目中的“写作”——然后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辗转各处宣传。
这段时间，作为女作家的丁玲短暂地消失了。此乃环境条件使然，不专门做延安文学研究的人，往往意识不到环境条件的重要，比如纸张缺乏对于文学意味着什么。大约1939年以后，环境条件明显地改善，文化人越来越多，延安的文化气候开始形成，文艺组织、机构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同时物资供应好转，纸张仍然很紧张但已非搞不到，印刷厂也建起来，于是文学报刊出版成为可能。这一切，甚至是决定性的，无法设想基本只能油印的条件可以支撑文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