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通常的凜然端严之外，还有一种必须被捕捉到的表情——犹豫。此词在这里含义比较复杂：不坚决，惶惑，不忍，勉强，不解，疑问……可能都有一点。50年代文艺斗争激烈的时候，公开场合下周扬给目击者留下声色俱厉的印象。等到时过境迁，80年代，特别是周扬去世之后，却意外地从一些当事人口中听到声色俱厉背后周扬的另样表现。河北作家刘真因反映大跃进中农村的民生现实被批判，1962年周扬来天津参加文艺界座谈，听说不许刘真参加，特派秘书用车接到会议上，并单独进行一次谈话。刘真说：“一句批评也没有”，“这次会议以后，我又可以写了”。（《他的名字叫“没法说”……》）《刘志丹》被定性为“反党小说”，周扬叫李建彤来告知此事，李形容他说话“像是从牙缝中挤出来”，态度也是“例行公事”式的。王蒙非常年轻、刚在文坛露头角，就成为右派，看得出来他对此一直不能释然，但他也感觉到周扬对自己还是关心的，试图以某种方式“帮助”他。唐达成“鸣放”中写长文与周杨“商榷”，后者“非常愤慨”，唐达成于是成为右派；但奇怪的是把人打成右派后周扬却似乎于心有些不安，1959年在八大处把正在附近农场劳动的唐找来，接谈，“态度很和蔼”，过了两年，唐被调回作协。（唐达成：《四十年来的印象和认识》）温济泽也说自己1957年在工作中触恼了周扬，被打成右派，但他又听说周扬曾让秘书专门打电话，“声明他并没有要广播局划温济泽为右派”。（《历史新时期的周扬》）蓝翎说：“我划右派时听说他不同意。根据袁水拍、林淡秋的说法，他说过能不划就不划。刘甲写了一大版批我的文章，送到周扬那里，给退回来，没有让发表。看来他并不希望我一下子栽倒。”（《摇荡的秋千.与蓝翎谈周扬》）华君武也说：“（对反右）周扬掌握的原则是：可划可不划的，就不划。我知道有好几位党内外的美术家都岌岌可危而未被定为‘右派’”。还说更早在延安就是这样，“在鲁艺抢救运动中，没有作狂热的发言和过火的动员”。（《忆周扬》）曾在鲁艺挨过整的骆文、李纳，认为周扬并不热衷整人，心中反而似有无奈，甚至微微露出一点同情。
诸如此类的叙述，与周扬批胡风、批丁玲、批冯雪峰时的咄咄逼人、铁血强硬，虽有天壤之别，却似乎同样真实。这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官场谋略和权术么？或许。不过我发现，那些在他主事时挨了整、过后又得到他某种示慰的人，都是一些普通的作家、干部；而他决不稍贷、痛打落水狗的，都是“上面”明令严办的“大人物”。这是不是巧合呢？华君武有段话，曲折地表达一种看法：“对于许多政治运动的高层决策、来龙去脉，我并不都很清楚了解，没有资格去说三道四……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他也无法抗拒”。胡、丁、冯三位，都与周扬深有宿怨，这很容易让人认定他们的噩运由周扬造成。然据已有材料，胡风案性质严重到那种地步，周扬也缺乏准备。丁陈案中，周扬斗志昂扬，但决定命运的力量来自别处，“（1957年）6月8日之后，整个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中央书记处直接过问此事”，原本作协已认为丁陈问题处理过火，但在听取中宣部对处理情况汇报后，一位高层人物突然发问：“周扬怎么样？他也要翻案吗？”（李向东、王增如：《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这个问号底下，隐藏着周扬“不足与外人道”的尴尬处境。至于冯雪峰，周扬整得他穷困潦倒不假，但“文革”末期周扬刚刚出狱，即冒险去看望癌症患者冯雪峰，还送上数百元钱——如果这是表达歉意，会是什么样的歉意呢？羞愧？自责？还是想求得理解？很值得玩味。
在一般人眼里周扬是“整人专家”，但毛泽东自有他的评价。50年代初埋怨周扬“政治上不开展”，“文革”前夕批他温情主义，与一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张光年：《回忆周扬》）——很快，发展到两个批示的地步，“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站在不同的位置看周扬，差别如此之大，从凶神恶煞到心慈手软。周扬对此心知肚明，他“不止一次”对张光年说过：“我们是在夹缝中斗争啊！”这个“夹缝”，非但是实际处境的，也是思想认识的。此即我颇费斟酌用到他身上的“犹豫”一词。以经验和阅历，他不会不清楚坚定、果决、彻底是极为必要的，但情感和心灵上有疑虑。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有根源的，说周扬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人是好人，就是不了解阶级斗争。（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有时候我会突然这样想：十七年那段时间，同样的位子上换一个人，他会比周扬表现如何？
有个现象很有趣，五六十年代与他打交道的人，回忆他讲过的话，往往不约而同地把他的语气也带出来，“啊”、“嘛”一类，总之就是“打官腔”。这在更早以前是没有的。但这仅仅说明他官气越来越重吗？我觉得不能只是过于表面地看。在这种官腔里头，周扬符号化了。而这也许是身不由己、势使之然。因为在他那个位置，周扬不但不是自己，纵然他想以个人面目示人亦不可得。他是体制、机制的化身，代表组织，必须尽力抹去个性的痕迹，否则反而不对、不合适、造成混乱。所以他就只得消失在官腔里。
不过，有一二年，他似乎突破了“官样”，隐约令人感到他所久违的一些个人的东西，又回来了。那是1961至1962年间，也即“大跃进”造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后果、周恩来、李富春等共同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时期。一时间，从经济到文化，整个政策都在向富于建设性的方向发展。此一时间的周扬，跟建国后头十年比，又像变了一个人，兴奋而有活力。我在阅读相关材料时注意到，他对王蒙、唐达成、刘真、蓝翎等展示关心和宽容，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时候。当时，以周恩来为主，陈毅、陶铸等领导人高度关切知识分子问题，倡导“脱帽加冕”；而周扬“一手遮天”的文艺界，居然在1961年为大右派冯雪峰“摘帽”。毛泽东获悉此事异常震怒，批示“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与此同时，周扬着手另一项意义更为重大的工作。鉴于“双百方针”贯彻不利乃至破坏严重，时任中央科学小组组长的聂荣臻，组织制定《科学十四条》，用条例的方式把正确的政策确定下来，其意义相当于给科学立法。周扬受此启发，决心搞文艺条例，这就是著名的“文艺八条”。恍然间“昨日重现”，我们好像再次目睹了十几年前在延安为鲁艺制订“公约”的那个周扬。还是贾植芳说得好：“形势一松，他身上‘五四’的传统就又出来了。”在讨论“十条”（后变成“八条”）时，周扬一些讲话一改滴水不漏的官样风格，变得尖锐起来，甚至冲动：
这次会上他讲的一些话，在“文革”材料和姚文元的文章中都引用过。如“胡风说，机械论统治了中国文艺界二十年”，“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双百方针不贯彻，都是些红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称马列，言必称毛泽东思想，也就是够叫人恼火的就是了。我一直记着胡风的这两句话。”他在谈到历次思想批判运动时说：“右派深渊、反党深渊、右倾机会主义深渊，深渊太多了，一下跌入，万劫不复。以后少搞点深渊！”“要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培养海瑞上本的精神！”（黎之：《周扬与“文艺十条”、“文艺八条”》）
定稿后，周扬“高兴”地说：“这是文艺上第一个纠‘左’的文件”。我读到这句话时，不由大惊——原来周扬心中对于纠“左”也是“有志乎此久矣”。到了“文革”，姚文元在那篇气贯长虹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里，称“所谓‘文艺十条’，其中心就是推翻毛泽东文艺路线，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文艺的领导，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