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周扬处在他个人生涯一个重大关头。他正式踏上革命文艺道路以来，已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快要结束时，由于没有处理好同鲁迅的关系，使他的经历蒙上一层阴影。在延安，他起初沉寂，然后重振旗鼓，但正在有起色的时候，又被告知犯了错误——虽不是非常严重，可他显然没有机会再犯错误了。此时，周扬内心想了些什么，思想过程如何，我们没有资料，不过可以推想必有一番复杂深刻的内心活动。应该说，《讲话》后，几乎每个延安文艺工作者都发生着转变，而周扬的转变，最彻底，也最成功——前面说主持鲁艺是周扬在延安的第一个重要机会，现在有了第二个；文艺整风对他起初是个挫折，但后来以及总的来看，是个机会，脱胎换骨的机会。
他能够抓住这机会，有两个条件。一是对《讲话》思考比别人深，结合自身的反省更早更自觉；二是理论家素质帮了大忙。夏衍说：“我们这些人过去都不搞理论”“（左联内）搞文艺理论的就是一个周扬，一个胡风”。这是他很突出的特点。《讲话》诞生了，然而其重大意义不搞理论的人难以看得很到位，而周扬无疑是延安文人里最具此优势者。加之，我相信聆听《讲话》后他真正触动了灵魂去体会，绝非那种形式主义的“学习”。他让自己的心灵树起了毛泽东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形成一种终生的崇拜，他对周艾若讲：：“有两个东西你要崇拜，迷信。一个是苏联，一个是毛主席。”即便“文革”遭受那样的迫害，亦丝毫不改。
1942年9月，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长文《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和自我批评》，正式和全面否定鲁艺以往的工作，承认所犯错误主要有：搞专门化、正规化，脱离实际，关门提高，对现实主义理解是片面的、非历史主义的。
这是第一步。
幡然猛醒的周扬，迅速改造鲁艺，鲁艺面貌巨变，从关门提高的典型一变而成民间文化的集散地。鲁艺最早发掘秧歌这种民间形式，并找到以革命意识形态对它加以改造的成功之路。1943年春节，鲁艺秧歌队百余人连续杨家岭、中央党校、文化沟联防司令部等处表演，推出经典性的《兄妹开荒》，毛泽东看后认为很好，连连点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除秧歌外，鲁艺拿手的还有快板、狮舞、旱船、推车等。
这是第二步。
“后来周扬编选一本马思列斯论文艺，把毛主席的文章也收进去，可能这很受毛主席的欣赏。”陈明在回忆丁玲、周扬与毛泽东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时这样说。所指即周扬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此书重新编定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及其权威阐释者的谱系，由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组成，正式地把鲁迅和毛泽东加入到这一谱系之中（前之未有）；周扬进而又赋予毛泽东文艺思想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之中枢之根本的地位。书编成，周扬将序言先送呈毛泽东审阅，毛致信认为写得很好。1944年4月8日，《讲话》快满两周年之前，《解放日报》全文发表这篇序言。其中说：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
那个时候也许还没有造神意识，但文中仍然大量使用了最高级修饰词，作为对毛泽东的礼赞，如“最正确”、“最深刻”、“最完全”、“最杰出”等等。经此，毛泽东文艺思想成为中国文艺最高权威，而周扬也取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地位。
这是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三部曲之后，周扬又通过成功领导和组织创作《白毛女》、成功树立赵树理为延安文学典范（提出“赵树理方向”）等一连串紧跟《讲话》精神的举措，进一步向毛泽东文艺话语权力体系的主要代言人地位逼近。延安，对中国革命是一个转折，对周扬个人也是。在这里，他完成了从文艺活动家、教育家、理论批评家向专职文艺领导干部的转变，也完成了从文艺的个体思考者和参预者向国家文艺体制化身的转变。正从这时起，他学会并习惯于只以组织、权力、政策的意识、角色和口径说出每一个字，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几乎丧失了解只属于他个人的想法或趣味的任何机会——只要周扬开口，就必定、必须且只能视为党在传递某种信息。从另一角度看，红色文艺为自己成就出周扬这个人物，也宣告了体制化进程推进到相当成熟的阶段。
5
共和国建立至“文革”开始，周扬一直是意识形态管理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二号人物；作为分管文艺的副部长，他在文艺界则是最高领导。这十七年，在自古以来的文艺史上极为特殊和罕见，而周扬以他不寻常的地位和身份与之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在历史上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1991年，《周扬文集》五卷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阅读第二、三、四卷，即1950年到1966年之间的文章，你很难避免一种特殊的疲倦感。以第四卷为例，我统计了一下，本卷共收文38篇，有25篇都冠以“××讲话”的标题，余下的也差不多是“谈话”、“报告”“讲话”等名目。就像前面所说，我们无法找到任何个人的东西，周扬与自己失去了联系；这十七年，至少在文艺上，他从不曾以个人面貌出现。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延安时期尚不至此。《论赵树理的创作》尽管传达的是主流文艺观念，但终究仍可视为一篇文学批评，作者至少部分地仍是作为一个批评家在思考与说话。但到十七年，任何个人身份的记号，完完全全抹去了，周扬的行为只是组织行为、职务行为。这看上去顺理成章，但细想则终大乖常理。人，究竟是个体；再伟大崇高的理由，也不能使“自我”的意识消失得干干净净。因此从逻辑上可以推断，不论周扬是否心甘情愿，哪怕他在其中由于权力带来一种显赫的感受而在心理上颇为自得，这种现实下，他也是与自己陷入一种深刻的矛盾状态。他看不到自己，看不到作为个人的情感轨迹；这个缺失，迟早会返回来找他，、向他诉说一种不满或悲哀。晚年当筹备编文集的时候，尽管周扬已在很大程度上拿出尊重历史的勇气，却还是将有些东西从文集中隐去了，这种时刻，就是他不得不面对“自我”的时刻。80年代初，他忽然那样渴望谈谈“异化”问题，种种原因之中，是不是也与此有关呢？——当然，这都是后话。
然而我们关注周扬的重点，恰恰不能放在“官样”的那个层面。恐怕很多人一想起周扬，第一意识都在这里，做相关研究时由此角度切入似乎也是理所当然。倘真如此，则不仅俗了，所见也势必不能避于表浅。越是周扬这样的人，我们越是应该努力地去考察、观察他“官样”以外或者与“官样”不尽相同的方面。因为，我们不仅坚信而且也确切知道，人是生命的个体，不是无生命的机器。依这万世不变之理，在周扬这种人物面前，我们应该本能地有一种警觉，提醒自己：真相必非如此。
老实说，从一开始我便对“官样”的周扬投去怀疑的目光，不肯把这当作真实的或者全部的周扬来接受。我随时注意着他话语、观念或者在具体某件事的做法中属于个人和内心的东西的流露，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这些东西可能一闪而过，就像人的面部霎那间掠过的一缕神情。但当你把它们捕捉到，提取出来，再加以研究，也许你就会对这个人有意想不到的发现。犹豫、工作失误、反叛。周从来不左，从来中间派。
直到“文革”被揪出以前，整个十七年当中，周扬在仕途上脚步看起来相当坚实，尽管其间文坛运动不断、风浪迭起，他的身影却非常稳固，深为最高层倚重。除了忠实执行指示，也是他十几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换来的。龚育之《几番风雨忆周扬》述及1963年一次为周扬起草讲话的经历：
他改稿的特点（至少是我这次所见到的特点），是就在我们送去的宽边的铅印大字清样上改，虽然改得很多，却宁可保留原稿中的一些字句哪怕是“但是”、“大家知道”、“毫无疑义”之类的词汇，有时他都利用上。林涧青曾经开玩笑说，周扬同志连原来清样中的一个标点符号都利用上了。周扬用很清秀而有些难辨的毛笔字，改得密密麻麻。我们誊清和稍加整理之后，排出清样，他又改得密密麻麻。不但讲话以前仔细修改，讲完以后，还反复修改。这次从讲话到发表，又发了两个月时间，直到发表的前两天，他还要我们帮助他考虑一些修改的问题。
这并不仅只是严谨认真而已，而是极端的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确确实实到了不轻放过每一个字的地步，反复沉吟。而这仅是他不计其数的讲话中的一个。他就是用这样的严防死守，这样的精力高度集中，把出错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应该说，他确实唯恐有失；也应该说，凡是他能意识到的闪失，都已尽力做到防患于未然。
尽管如此，他仍发生过很大的失误。那不是他不尽责，而是他根本没能意识到。最突出的例子，是50年代初毛泽东对《清宫秘史》、《武训传》的批判。毛亲自为《人民日报》所写社论中有这样一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个质问，让很多人愧颜，周扬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及文化部常务副部长，是关系最直接的一个。“毛主席批评他很厉害。把他叫到中南海，回来后情绪恶劣。……感慨地对我说：‘批评我政治上不开展。’……挨批评后，撤掉了他的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职务。”（张光年：《忆周扬》）情绪恶劣，当是因为主观上已慎而又慎，却仍没看出问题。《清》《武》两部影片的“问题”，都是江青第一个看出来的，然后汇报给毛泽东。周扬险些栽了大跟头，被下到湖南参加土改，文艺界的事改让胡乔木抓，但胡在筹备第二次文代会上不够称旨，于是临时又把周扬从湖南召回。类似的有“问题”却看不出的事，不止一次。张光年说江青曾把周扬和他邀到中南海看影片《荣誉属于谁》，说“有问题”；看后，周、张都不解问题何在，过后才知道“与高岗有关”。1954年批“红学”，情形也差不多。
这些“工作失误”，可以并且应该成为周扬研究的组成部分。“失误”，折射了字斟句酌之下以“正确”面貌留在人们记忆中的讲话报告背后的某种东西。设若他不发生这些“失误”，设若他总能够敏锐地洞察所有“问题”，那么无疑地，他就将是另外一个周扬。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康生，往往有这种能力。周扬没有。顺着这个线索观察得再细些，我们发现虽然十七年中他在历次文艺界“斗争”中主其事，但历数之，几乎没有一次是他主动、提前发现“问题”。他的好处是最高层指示他能忠实执行，不足则是始终不能率先侦察到“敌情”。这就是思想和觉悟的差距，就是“政治上不开展”。我不想说他喜欢这种差距，实际上他一定很为此苦恼，亦很愿意为克服它而努力，但耐人寻味的是，他终于不能跨越这差距。不能跨越的事实本身，对周扬其人是一个不应忽视的表述。及至1966年，他的不能跨越是再也不可原谅的了，于是也成为批判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