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每个有志文学的人来说，写作这件事，都关系着荣誉；但相同的心理，对于丁玲意义更大，分量更重。丁玲对自己写作才华的期许，以及经由写作她可对任何人战而胜之——不分男女——这样一种自信和强烈愿望，是其生命意识的支柱；当然，最终也是她现实中悲剧性遭遇的深刻注脚。这荣誉心，包含了文学之爱，进而也包含了由文学之爱赋予丁玲这样的女人的性别意识——不屈、不让须眉，甚至可以因着写作的才华与成就，比许多男人站得更高，挺立得更骄傲！换作别的事情和方面，在她看来，都不可能有这种感受。她必须凭藉写作证明自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她一生都循着这一强烈意识生存、行事，1942年下半年起，更是在它激励之下坚忍顽强地寻求蜕变和自我更新，不被挫折击倒。表面上看起来，延安的后三年她在文学上似乎变得平庸，一事无成。实际上，她从未放弃，没有一天不在痛苦地然而更是充满激情地努力着，积蓄力量，从而在将来某一天迎来新自我的破茧而出。离开延安一年多，在河北农村，这时刻终于到来。中国最好的、第一流女作家的丁玲回来了，并且以全新的艺术面目。无法想象，一个作家五年没有像样的创作，只写过一些类似“先进人物事迹材料”的东西，甚至连短篇小说都不曾碰过，却一下子拿出来一部长篇小说，而且质地如此优良。
我在《解读延安》中，对《讲话》前延安小说的艺术状况加以研究后，用四个字形容丁玲：鹤立鸡群。《讲话》后，她失去了这样的地位，为应运而生的赵树理、柳青、孙犁、马烽们所取代。但随着1948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脱稿，她再次回到先前的制高点。在延安作家中，这是绝无仅有的。
1952年3月，《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获得斯大林奖金。这奖项，的确不属于纯粹文学意义上的奖项，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文化攻关”的性质，是毋庸讳言的。不过，丁玲获奖——或者说斯大林奖授予《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授予丁玲，仍足以表示一定范围内国际舆论对于中国红色文学成就的评价。《“三八节”有感》，以及丁玲作为主编编发的1942年3月《解放日报》文艺专栏一系列“问题文章”，虽未带来过于严重的后果，但在那以后她肯定不再属于延安文学的正面的表率性人物；乃至《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当初在国内出版的过程中，还因作者的关系，经历了一些周折。丁玲究竟是怎样成为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并且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与历来目为延安文艺最高经典的歌剧《白毛女》并为二等奖（周扬所赞赏的周立波《暴风骤雨》只获得三等奖），这过程我未遑考证（有说法称，在申报阶段，就丁玲与赵树理的人选问题，形成过“摩擦”），总之实际效果非常显著：几年来在创作重要性上地位确实有所下滑的丁玲，因为这一重大的褒奖，重新建立起极高声誉。
1955年夏天开始批判丁玲时，有个著名的指控：“一本书主义”。《始末》用了不少笔墨，来澄清丁玲究竟是否讲过这句话。对彼时意识形态缺乏了解的后世读者，会无从明白这何以成为一种指控，明白了之后，也不能理解它为何会被看得这样重。那是一个古怪的没有宗教却彻底清教徒化的年代，任何的个人的内心愿望，都被视为邪恶的私心杂念而严厉禁止。于是，丁玲说过或者没有说过这句话，才成为一个原则问题。这是《始末》反复引证多位当事人的话，大费周章澄清丁玲从未提倡“一本书主义”的原因。
但是，“一本书主义”究竟什么意思呢？用普通的语言解释，它无非是说，以写作为业的人，应该尽力写出好的、成功的作品；要靠作品说话；与其连篇累牍写一堆没有质量的作品，不如一辈子只写了一本能够在历史上站得住、流传下去的书。再用文学术语转述一下，“一本书主义”无非就是文学的“经典”意识，主张作家创作要为写出“经典作品”而奋斗。
这错在哪里？这难道不是应该和必须的么？
作为文学史“公案”，丁玲有没有公开主张过“一本书主义”，是需要原原本本搞清楚的问题。不过，以我个人对她个性、内心世界、文学追求的理解，我不认为她内心不存在“一本书主义”。她是一位有强烈的“一本书”意识的作家，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还能坚持这种意识的作家之一。在这种意识里面，有她的理想、抱负以及对文学的刻骨铭心的爱；当然，也有骄傲和自得——对于许多无力或不能做到“一本书”的文坛人士而言，是刺激，也是羞辱。
“一本书”的意识，在丁玲心中不单存在，甚至达到这样的高度：写出一本好书、拥有高质量的创作成绩，比在文坛身居高位、掌握大权，更光荣，也更有说服力。至少有两件事，把这样恼人的暗示传递给了旁人。一个，即文讲所、苏联文学馆悬挂照片的事件；另一件，是到1953年为止，她主动地一一卸掉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相当于现今中宣部文艺局局长）、文协党组书记（相当于现今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文讲所所长等职，专心从事创作。在完成这些步骤之前，丁玲毫不掩饰地在多种场合表达“我是专搞创作的”“我还是写文章好”这一类意思。1953年9月23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丁玲在《到群众中去落户》的大会发言结尾部分说：“我更悄悄地告诉你们，我还有一点雄心，我还想写出一本好书，请你们也给以鞭策。”隐然有辞职宣言的意味。在座衮衮诸公，声声入耳。他们记住了“一本好书”的表白，想必也在心中暗想如何像丁玲所请求的那样给她以“鞭策”。
将丁玲1936年抵达保安以来的文学生涯约略撮述如上，可以看到有关“走入革命队伍”的女性作家的处境的典型案例。“走入革命队伍”，包含政治意愿和一定的政治诉求，基于长期以来社会史所施加于性别的内在影响，就像古老的“学而优则仕”模式所铸定的那样，这种含意搁在男性作家身上，可以顺利实现转化和统一。然而在女性作家身上却不能不形成自我矛盾。因为文学写作对于女性来说，具有单独的意义，被用来完成其社会和心理角色的解放；基于此，女性作家一般会相当执着地把文学本身的成功当作毕生的追求，政治成功（做官）或者其他实际社会成功固然也被她们视为一种自我肯定，可是，一般而言，这种肯定不足以取消或补偿女性作家在文学上所单独想要拥有、保持的成功。这是男性作家很容易消除的心理，“文而优则仕”的男性作家大多可以比较干净地忘掉创作、专心致志地享受政治成功带给自己的满足感，女性作家却大约很难实现这种心理转化。女性意识的特殊历史内涵，使她们必须更为直接地在“个人”“自我”层面上找到立足点，比之于权力、官位等符号化的社会评价，这对她们来说是更为真实真切的。丁玲对于“写作”感觉骄傲，而对于身居高位相对来说不甚感觉骄傲，原因在此。
这样内心的冲突，是由丁玲的特殊处境带来的。设若她的经历也同冰心一样，或张爱玲一样，虽然生命也许不那么风云际会，却可以比较纯粹地以女性作家和身份与感受终此一世。张爱玲晚年孤寂地卒于北美寓所，但我感觉她的内心是平和的，也是满足的。1937年，丁玲在西安遇见萧红，曾经劝说她也来延安，后者并未听从，不久在香港死于困苦中；不过，仅就作为“女作家”而论，留在历史上的萧红，仍是完整的。
“四杰”之中，丁玲乃唯一特例。1936年以后，她同时为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文学理想介入人生与社会，也为此承受着更多的影响。两者皆合她本心，非由外力硬行塞予，这情形对于20世纪中国一部分要求进步的爱国知识女性，颇具代表性。丁玲尽了最大努力，去践行这两个理想，包括某种境地下使两个理想的某一方略做牺牲或调整，来维持它们之间的平衡。《讲话》后，她为了政治上不掉队，痛苦舍弃业被证明为得心应手和风格独具的语感，在艺术上洗心革面，历时五年，以《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终得正果。50年代初，当她觉得自身政治进步和艺术转型已经告一段落时，女性作家难以泯除的文学情结又占据上峰，此时她欲弃官为文，尽可能多地在身后留下可以炳彪青史的作品，来告慰自己的文学理想。斯大林文学奖，客观上强化了她的这种抱负，使之变得更加急切起来。
然而，那样的时代，并不具备确切理解一位女性作家的内心世界的意识。丁玲的愿望，被当成“骄傲”（不可否认，也确实有“骄傲”的意味，但当时未必能从女性作家的特定角度来看待这种“骄傲”）、自大，甚至于炫耀和对旁人的蔑视。
这层原因，以及历史积怨和政治风云的播弄等极为复杂的背景，在1955—1957年间汇聚起来；丁玲，这当时中国文坛——不仅仅限于女性作家的范围——最为辉煌的人物，终于为人所不容，大祸临头，从政治上和文学上同时倒地。自那时起，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四杰”之一的丁玲，其文学生命就已经结束，是时，她还不满51岁（丁生日为10月12日，而对她的批判在1955年夏天展开）！“文革”后，她的政治生命得以恢复，人们重新看到了中共党员的丁玲，但作为“作家”的丁玲却再也不可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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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微细致地研读50年代文坛发生的那些大事，必然震惊和慨叹于它们的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剪不断、理还乱！
“文革”后，昔日文坛两大巨头和两大对头——周扬、丁玲——重新露面并将他们的恩怨与“新时期文学”的潮起潮落结合在一起继续加以演绎时，人们视线都被这两个人之间的个人矛盾吸引过去，并且以此来解读二十多年前的那桩公案。至少我自己回想80年代头五年那些关于“周丁斗法”的道听途说，基本都着眼于他们的个人成见。印象尤深的是，复出后的周扬彻底改头换面，以思想解放姿态高举人道主义大旗，在文学界甚得人心；而此时的丁玲仍旧站在周的对立面——而80年代典型的逻辑是，如非“改革派”就一定是“保守派”——因此大多数人不喜欢丁玲，甚而认为她这是继续纠缠旧日个人恩怨，有一种“大节”上的不正确。
事情哪里这么简单！
周丁之间，个人恩怨肯定是存在的。1985年，丁玲在一次谈话这样说：
五四年虽然批评了《文艺报》，把我也捎带了两句，但那个时候还认为有些事没我不行，所以到苏联去开作家代表大会，还是要我去了。去了三个人：周扬、我、老舍。一到苏联，苏联人只知道丁玲，不大知道周扬，而且他们不大喜欢理论家。爱伦堡五二年就问过我，周扬是什么人？我说他是我们文艺的领导，搞点理论批评。他说这种人是寄生在作家身上的。老舍的作品那里还没有翻译到苏联去，知道他的人不多。我那时刚好得了斯大林奖金，斯大林奖金在苏联是很了不起的，那时候重视得很，买彩电要排队，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不排队，买汽车呀什么的都可以优先。
从这段话，已可见周丁关系的第一个层面：文人相轻。恐怕，主要是丁玲“轻”别人。“他是我们文艺的领导”、“搞点理论批评”，这么两句话，都带着揶揄，都带着“业务人员”对“行政人员”、作家对批评家的优越感。此等心理既然存在，则日常交往之中不可能尽得掩饰而无所流露，何况丁玲素来的性格就是不知乃至不屑于掩饰，尤其在50年代初她正好春风得意的时候。
1955年的总爆发之前，矛盾并不以剑拔弩张的形式出现，毕竟还要打交道，还要共事。比较接近于表面化的一次，大约是《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完稿后的出版安排问题。小说写成，丁玲交给周扬请他提意见，也是期待他做出同意出版的答复。周扬看后，认为女主人公、地主的女儿黑妮“写得不好”。丁玲于是对这个人物做出一些调整，把她的身份从地主女儿改为侄女，并且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但是不久，她渐渐听到一些议论。比如彭真有次作报告时，批评“有的作家有地富思想，把地主的女儿写得很漂亮，却把穷人家里写得很脏”；萧三也告诉丁玲，蔡树藩很惊奇地问，丁玲为什么会写“一本同情地主富家的书”，并说“是周扬在土地会议主席团院子里说的”。丁玲很不满，但仍旧把修改后的稿子再次交其审阅。周扬看后竟不置可否，只是在信中说：“你的长篇稿，托巍峙同志带回给你。”隔了大约十余天，丁玲在西柏坡见到周扬，指望能听到有关小说的明确意见，然而周王顾左右而言它，对小说只字未提。小说最后的出版，是丁玲以即将去布达佩斯出席世界民主妇女代表大会（1948年底），别人一旦问起自己有何作品不好回答为由（她确实多年未曾出版作品），通过胡乔木，并请示了毛泽东，才在东北加紧印制出来。似乎存在这种可能：若非特殊处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也许还不能出版，这足以使丁玲对于周扬衔之甚深。尤其书出版以后，不仅没有出什么问题，还获得了斯大林奖金，这对周扬无疑是有力的回击，也更助长了丁玲的怨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