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环境条件改善相同步，丁玲开始回到“文学”，从事她心目中的那种“写作”。这是一个自我与个性从暂时搁置到重新恢复的过程。丁玲，一辈子是一位单纯的小说文体的作家，这不仅仅是作品类型的比例问题，尤其是艺术才华和艺术感受问题。她对于别的文体——散文也好，诗歌也好，戏剧也好，更不必说新闻纪实类体裁——应该说没有特殊的才华、特殊的感受，她是那种天生为小说写作而生的作家。但在1939年之前的二三年中，这个女人却几乎与自己唯一擅长的小说分别了，极为偶然地写出的个别小说，例如《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刊登在1937年4月的《解放周刊》上），看上去也跟她历来的创作意识、主题没有关系，只是对宣传的配合。然而，从1939年开始，丁玲回到了自己，回到了小说，也逐渐走向她一生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高点。
延安文学的发展状况，明显分为两个阶段——《讲话》前和《讲话》后。做一个总体评估，这两个阶段有如下关系：后阶段的文学成就明显高于前阶段。从小说论，能够代表延安小说成就的作家，是赵树理、柳青、马烽、孙犁等《讲话》之后涌现并且隶籍边区根据地的作者，不是那些来自大城市、先期于30年代左翼文学中成名的作者。
《讲话》之前，大城市涌来的知识分子，在延安文坛居主流。因为没有解决好观念和文学语言的问题，创作普遍低迷，实际了解和阅读一下当时的作品，很难发现有力和成功的例子。浓郁的城市洋学生腔调和色彩，置于黄土高原那种原始朴素背景下面，不光不协调，甚至滑稽。很多人患上了这种“失语症”。他们仍然在写着，但艺术上陷于停滞，有的还退步。给人感觉是写不下去，或者不写更好。
丁玲却不在上述“规律”之内。她在1939年重拾自己的“主业”——小说创作，这一年她写了《新的信念》、《秋收的一天》、《县长家庭》等短篇，虽然不多，却是1936年以来第一次在一个年份之内，如此集中地创作小说。尤堪讶异的是，刚刚正式恢复小说创作，很短的时间，她就立刻找到极佳状态，达到毕生创作的第二个高点。
标志是第二年（1940）写出来的《入伍》、《在医院中》（初名《在医院中时》）和《我在霞村的时候》。特别后两篇，水准之高，在我看来越过了她过往的任何作品。
《入伍》写三个下前线的“新闻记”（文化人），夸夸其谈，嘴上了得，一旦遭遇危急时分，则虎皮羊质的本来面目立现，而那个被派来做勤务兵的战士杨明才，却在勇敢之外，表现了足够的机智。这篇小说，立意不算新颖奇特，但作者写人写性格的功夫着实了得。她对那几个“新闻记”，明明心存鄙薄，字面上却不见一丝讽抑贬损，只是写细节，写心理，用足人物对话，让人物自动用言行来刻画他们自己。作者没有跳出来代人物说过一句话，更不曾由自己直抒胸臆。语言也自然流畅，不造作，不呻吟，不拿腔捏调——这些几乎都是当时延安小说的通病——完全一派老练成熟的小说家风范，读一读同时期其他的延安小说，必有此印象：不论其余，只谈小说家的素质，丁玲确实鹤立鸡群。
《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在丁玲个人创作生涯中占有突出地位，是她短篇小说的艺术顶点；是“延安文学”范围里罕有的精品；再进一步说，置诸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也是第一流的经典。倘如我个人选编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代表作品集，100篇里会有它们，50篇里仍然会有它们。为什么？它们涉及多方面的重要价值。从“女性文学”角度，必选；从“延安文学”角度，必选；从文体和语言艺术角度，必选……它们属于每个文学阶段、文学现象的首要的标志性的那一类作品之列。即使不考虑文学史的种种意义，对于何为杰出作品，我们也可以很简便地加以确认，亦即它引发细读的兴趣并经得起细读，以及是否耐读——被不同时代喜爱文学的读者不断地选择为阅读对象。《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完全符合这种标准；很多红极一时的作品，名字渐渐从文学阅读史的书目中模糊和消失，它们却仍如60年前一样清晰。
手头有一本陈明先生编辑的《丁玲延安作品集》。肖云儒先生为它作《前言》，说：“这是丁玲延安时期作品第一次汇成专集出版。”难以置信？然而事实就是这样。延安对于丁玲，丁玲对于延安文学，彼此都那样重要，然而以往那么多年这些作品却没有机会汇成一本专集。其中颇有况味可以品量。
全书不足30万字，第一篇作品起于1936年11月，最后一篇迄于1944年秋，跨越整整8年时间。8年仅得20余万字，对于一个正当盛年并且极其渴望写作的作家来说，太少了。
这本专集，也给予了广大读者一眼而纵览丁玲延安时期写作全貌的机会。可以很清楚地看到，1940上半年至1942上半年这两年，是丁玲延安时期文学生涯的黄金时刻。之前，出于工作实际需要，她的写作几乎都是配合宣传的特写、短论，甚至还有并不擅长的独幕剧。写得努力，也很真诚、热情，不过，不大见得到她个人的风格与关切。1940年上半年起，作为自己的丁玲，明显地从创作中走回来了。这两年，她不单写出来《入伍》、《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么优秀的短篇小说，还写出《开会之于鲁迅》、《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干部衣服》、《材料》、《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风雨中忆萧红》等甚见性情的杂文和散文。来自文字上的感觉显示，作者对于语言的独有触觉得到了恢复，洇漫，灵动，细敏，尖利，奇崛，孤高：
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觉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要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要是有更汹涌的河水也好，可是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似的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水声也是那么不断地哗啦哗啦在耳旁响，微微地下着一点看不见的细雨，打湿了地面，那轻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飘舞不起而沾在泥土上了。这会使人有遐想，想到随风而倒的桃李，在风雨中更迅速迸出的苞芽。即使是很小的风雨或浪潮，都更能显出百物的凋谢和生长，丑陋和美丽。（《风雨中忆萧红》）
读这样的文字，你能觉出作者正处在她最好的状态。时间或者历史可以改变很多，抹去很多，但印在纸上的文字却是无可改变，也无可抹去的。我想，1940年上半年至1942年上半年，是作为作家的丁玲，在延安感受着自如、留着写作上深切的愉快记忆的一段光阴吧。
还有一件事，佐证了丁玲此时对于写作重新找回来的良好和愉快感受。《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以下简称《始末》）记述：“就性情而言，丁玲是一个不愿当官只想写作，不爱管人管事，只爱自由自在的人。……1942年2月，她在《解放日报》主编文艺栏时，要求调离报社，摆脱编辑事务，去写一部以陕北红军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她怕博古社长不放她走，便先去找了中宣部长凯丰，取得同意后又去找了中组部，中组部同意下调令后，她才告诉博古，并且就像害怕组织上会改变主意一样，急急忙忙离开《解放日报》，搬到‘文抗’所在地蓝家坪，借住在罗烽母亲的窑洞里。”这件事，1942年3月10日，在丁玲就《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第101期写的《编者的话》中，有所透露；她说：“最近我大约要离开报馆，工作不久就告一结束，但不管我离开多远，我是不会和《文艺》无关的，也许我会更多地替《文艺》写稿。”丁玲一生有两次执拗地要求摆脱事务性工作——另一次，是50年代初《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获得斯大林奖金之后——两次都是她对写作最有感觉的时候。
以文学为追求、与笔墨为伴的人，对于自己什么时候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写作状态，判断不会有误。丁玲费了那么大的气力，辞去《解放日报》文艺专栏主编之职，反映了她一段时间以来在创作上如鱼得水、顺风满帆的自我感受。她于此有大快乐、大满足，至为珍惜，希望可以更牢地握住它。然而，这一自我的判断和抉择，却戏剧性地很快遭致现实的否定。
她3月8日清晨赶在发稿之前写完《“三八节”有感》，3月10日透过《编者的话》宣布自己离开编辑岗位、去从事专门的创作，仅隔20天，3月31日《“三八节”有感》就受到严厉批评。这天，在毛泽东主持下，于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解放日报》改版会，胡乔木回忆说：“在这个会上，贺龙、王震同志都批评了《三八节有感》，批评得很尖锐。贺龙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呵，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话说得比较重。当时我感到问题提得太重了，便跟毛主席说：‘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第二天，毛主席批评我：‘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1942年的三四月间，是延安文学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转折点。2月至3月，延安文化艺术界非常活跃，出现一连串现象：讽刺画展、墙报《轻骑队》和《矢与的》、针砭时弊的系列短剧《延安生活素描》，以及《解放日报》文艺专栏的一组短文——《“三八节”有感》打头，次第发表出来的还有艾青《了解作家 尊重作家》、罗烽《还是杂文时代》和王实味《野百合花》。这些现象，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的《讲话》，也促成了文艺整风。3月31日的《解放日报》改版会和4月1日文艺专栏停刊则是这一切的序幕。
直到16年后，“反右”当中，《“三八节”有感》等一组文章，又被冠以“再批判”之称，重新刊登于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期，表示“右派”思想的其来有自；毛泽东亲自修改（实际近乎重写）了《编者按》。此乃后话，很能说明毛泽东如何深深记忆着1942年3月发生的事情。
无论如何，丁玲一段时间以来在写作上的良好自我感觉和期许，以及由此生成的潜心创作的打算，与现实发生很大差距。她遭遇严重的困难。这困难，不仅是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也是艺术上的。政治上，《“三八节”有感》和南京被捕的经历问题，都曾经是很大的麻烦，由于毛泽东的念旧和中组部部长陈云秉公处置，她一时渡过难关（多年后却再度置其于绝境）。思想上，她真诚反思，决意洗心革面。艺术上，十分明显，丁玲陷入低谷，而且是从那样强劲上升的态势陡然转向低谷。
从1942年下半年到1944年秋（她于1945年9月离开延安去张家口）这段时间，收在《丁玲延安作品集》里的文章，总共才11篇。这11篇东西，大部分无法称之为“作品”。里面有大批判发言，有思想学习与改造心得；余下的，就是对劳模英雄事迹的采写。体现她天赋的小说文体，消失了；甚至，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作家”的丁玲，也消失了。
创作量的不足，尚属其次；更加内在的困难，表现在语言上。在《丁玲延安作品集》中，《风雨中忆萧红》后面，紧挨着的是《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两文只相隔一个月，分别写于1942年4月和6月。看完《风雨中忆萧红》，翻过一页就会读到《关于立场问题我见》。即便对语言质地不十分敏感的普通读者，想必也要生出“盼若两人”之感。前文中，写作者手中之笔那样柔软，仿佛能触到自己心灵每处细微的神经，然而翻过一页，却发现满纸的语感是那样枯索，好像悦耳的歌喉忽然间瘖然失音，毫无光泽。这的确是从同一个人笔尖书写出来的句子。作为同样吃语言这碗饭的人，很能体会处于这种状态的丁玲，所遭遇的是最严重的困难。她意识到以往自己对于语言的感觉以及心得不能持续下去，需要丢抛，重新寻找和建立语言的另一种品质；她也很真诚地认为应该发生这样转变，下决心和旧语言风格告别。但是，从现实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突然间失去语言方式，对于写作者来说，不啻乎钢琴家伤折了手指，多年日日夜夜触摸琴键而一点一点累积、凝聚到指尖上的所有感觉、经验，乃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韵，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痛苦过程，整整持续了5年。到1947年写《太阳照在桑乾河上》，20世纪中国最优秀女作家之一的丁玲，已经有5年没有写出过像样的作品。还不必说能跟她过去所达到的创作高度相比，严格论，连可以视为“文学”的作品简直也没有。
然而，这是一个坚韧的女人，这是一个把写作当作巨大荣耀从而调动了自己坚韧性格、决计从困境中超拔出来并再度走向辉煌的女人。一般情况下，困难不会把她压倒，尤其是当为着写作而奋斗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