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荪
五年来，我们的小说创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超过了过去的水平。特别是短篇小说，起了带头作用，几年来发表了近万篇。更重要的是表现了题材的多样化，塑造了富有时代精神的人物形象，使我们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了新时期的转折和发展。它为我们这个时代绘制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生活画面。从七八年开始，中篇小说又在文坛上异军突起，短短三年时间中，发表了三百多部。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少见的。长篇小说在这短短的五年中，也已经出版和发表了三百余部。这一巨大的成就，都是在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取得的。对于国内外一些怀疑者，确实是一个最有力的回答。
当然，这决不是说在大量的小说创作中不存在缺点和失误。确实有少数作品中表现了不健康的、不良的倾向，对我们的文学事业起了某些污染的作用，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十分需要加强和发展文艺评论工作，及时地予以引导。
“评论落后于创作”，这是长期来就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社会舆论，事实也正是如此。尽管存在不少客观原因，例如，文艺评论长期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大大败坏了作家和读者的胃口，特别是正常的文艺批评得不到发展，那些“捧杀和骂杀”的批评还在发挥着不良的影响，但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有赖于加强正常的健全的文艺评论。正是因为文艺评论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培养新生力量，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的一个最根本的手段。文艺评论的任务，就是“剪除恶草，浇灌香花”（鲁迅）。人们反对那种教条主义的、居高临下、以势凌人的所谓批评，欢迎那种与人为善、讲道理有分析的、实事求是的文艺评论。
上面这段感想，是我读了雷达同志的一本《小说艺术探胜》的文稿，引起来的。
应当承认我们的文艺评论工作同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绩比较起来，是落后了，是存在不小的差距的。但是，从近年来文艺报刊上发表的文艺评论文章来看，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这主要表现在多数的评论文章，加强了艺术分析，讲求说理，那种简单武断地从作品中抽出政治结论的文章逐渐减少了。更多的从艺术规律的要求，从美学观点的要求出发，对作品进行有说服力的艺术分析。这对于小说创作的艺术水平的提高，对读者艺术欣赏的培养，都将起着积极的作用。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文艺评论并不是停滞，更不是倒退，而是在发展。我们应当认真的总结一下五年来、特别是这三年来文艺评论工作的得失。
《小说艺术探胜》这个题目，就规定了这本评论集的重点所在。作者确实是企图从艺术规律和美学原则的要求来探索几年来小说创作的成就和不足的。正是这一点吸引我读了这部文稿的大部分。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能把文稿全部读完。现在就靠我读到的大部分稿子，而取得了写这篇短文的“资格”。
首先，我觉得这些评论文章，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的，而是从我们这个时代的实际出发的，它是用生活本身来发言的，因而这些文章富有生活的气息。教条主义的批评，就在于它脱离实际，满足于抽象的概念。长期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很多批评常常发出“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的责问，看来似乎很懂得生活实际，实则把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简单化，往往按照一个主观的模式要求于文学创作。这样的批评当然会败坏人们的胃口。
创作是作家从社会生活实际中长期体验和现察的结果，这就规定了作家必须以社会生活为自己创作的源泉。评论工作者同样必须具备现实生活的经验和知识，否则又如何对作品作出具体的分析呢？例如，三中全会后新的农村政策的落实，使广大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反映在各个社队以及每个不同的人的身上，又是千差万别的。作家固然只有熟悉这些变化着的农民生活才能真实地反映；同样，评论工作者不了解、不熟悉这些变化，也是很难去评论作品的真实性的。
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发表后有过不同的议论，高晓声在《且说陈奂生》一文中，却不同意那些议论。他说：
“创作实践证明，作家只能忠实于生活，而不能忠实于预定的概念。生活的脚有它自己的尺寸，作家只能按它的尺寸做鞋，不能先主观地做好了鞋子让生活穿……即使你有了预定的概念，在写作时也会被涌来的生活所突破。”而评论家同样需要遵守这个实践的原则，不能按照预定的概念进行评论。
其次，这本评论文集的作者以更大的精力，关注到几年来小说创作的发展。他几乎熟读了近年来的中、短篇小说，这就使他占有了资料，便于进行综合的分析和研究。作者在评述个别的作品的同时，更多地采取了综合评述一个作家的一个时期的作品（如对高晓声、陆文夫等），或者对几个作家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加以对比，分析作家在塑造人物的精神世界方面取得的成就。如《剪辑错了的故事》、《记忆》、《重逢》，反映了三个不同历史时期，选了其中既有联系又有冲突的性格，在强烈对比中深化人物。如对老寿与老甘（《剪辑错了的故事》），方丽茹与秦慕平（《记忆》），叶辉与朱春信（《重逢》），从这些不同性格的人物中找出他们之间的共同的东西，加以比较，提出了值得注意的问题。
再者，作者善于在评论中抓住作品的灵魂，集中一点加以发挥，使作品的光彩更加突出。如《心香》，从哑女的身上看到了崇高的美的精神境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美学在评论中的地位。虽然马克思说过：“按照美的法则改造世界”，但是“多少年来，我们对美的法则的研究，对生活美的发现，对艺术美的创造，却总是被冷落着，遗忘着”。实际上美学研究在一个相当的时期里，是一个禁区，还存在着疑虑。作者从《心香》中发现了美的现点，认为这是给人们打开了“一扇生命的窗子”，把读者引向了如何认识美、分辨美和对待美了。
从《乡场上》抓住了冯幺爸这个人物的心理矛盾，揭示了深刻的社会原因。这个普通的一直受着压抑的农民，敢于挺起腰杆讲真话，正是体现了党的政策的落实所产生的力量。冯幺爸不仅在政治上翻了身，更重要的是在经济上翻了身，方才使他真正挺起了腰杆，方才形象地再现了广大农民精神世界的巨大变化。这正是点出了《乡场上》的关键。
这类例子是不少的，这里不再赘述，留给读者自己去阅读吧。
总之，读了这本评论集，可以得出一个证明：五年来的小说创作所取得的成绩是十分明显的，也是十分具体的。这里用大量的事实，对于一切怀疑论者作出了回答；同时，也反映了我们的文艺评论正在发展着。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