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不是那个意思，她就是想让我陪她说话，半夜三更的，我不太情愿又无奈地坐了起来说：那说话吧。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贵族的标志？我说的标志不同于十九世纪以前的解释，而是一种接近当今社会符号类型的标志。比如你看到某个商品的商标符号，一眼就知道是什么牌子。比如某一群体，像红十字协会，绿色环保组织，球迷眼中的俱乐部标志；再比如，有的社会阶层，长头发大胡子大多是搞艺术的，而留着硬挺挺的寸发的胖男人一般都是小老板。贵族的主要标志是什么？有的时候是这样，你只有觉得自己是这个群体中的成员——或者接近了这个群体，自认为是这个群体中的成员时，你对你所具有的这个群体的标志才十分看重。就像一个单位要发工作证，一个团体要发会员证，一个学校要发学生证，甚至一个患者要发医疗证一样。尽管那些证件在具体的人中，几乎很少体现应用价值。贵族不需要发证件。如果你设想有几个贵族发起一个组织，先不说这个组织是否能够成立，即便成立起来了，给你发一个证明贵族身份的证件，这种想法一定很荒唐，因为贵族是一个不需要任何外在东西来证明自己的群体，如果，你一定要搞一个证件，那样就没人相信你是贵族了。——我说的贵族标志不是证件，也就是说，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内在的，大家一看就承认的东西。至于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一直没想清楚。
蒋丽平下午给我打来电话，她说，我听说你的别墅要维修，要不要我去看看。
我懒散地问她，你是怎么知道我的房子要维修？蒋丽平说你别问了，就说有没有这回事吧？
我说等秋天吧，夏天的潮气大，不适合粉刷油漆。
蒋丽平说那可不一定，她还说什么什么大厦和什么什么酒店正在装修。蒋丽平还特别强调：“你看问题应该不同于老百姓。”蒋丽平说的老百姓这个词谁都懂，她说的意思我也明白，只是，表达算不上准确。
贵族的标志之一是不是应该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首先就应该与蒋丽平不同，所以我问她：“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在现在维修房子？”我从不把我的别墅叫别墅或者故意读成别野。我只叫它房子，我想在英语或者法语中，叫大屋或房子更好一些，不俗气。
对呀，蒋丽平兴髙采烈地说，你真是与众不同。
我说我想是的。
“我明天过去怎么样？”
“我看还是秋天再探讨这个问题吧。”
蒋丽平还想说服我，我说我得放下电话了，我还有别的事。
“那，一会儿我给你挂电话。”
我说我得跟你说清楚，在秋天到来之前，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
蒋丽平并不觉得不好意思，她说没关系，你什么时候想起来，别忘了我就行。
李司走过来，将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谁的电话？”
“蒋丽平。”
“蒋丽平是谁？”
“搞装修的。”
“你不是因为我才推辞的吧？……秋天？我想我住不了那么久。”
我笑了，我说不是你的原因。
李司说：“你这家伙，本来我正感动着呢，你一定要戳破它，连可怜的一点幻想都不给我。”
我说你不要幻想，你是个实际的人。
“我怎么会给你留下这样的印象？”
下午我必须得出去，如果李司不来，我完全可以坚持几天，李司来了就不同了，我必须去买一些食品、洗浴用品以及与女人相关的日用品。买东西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自己与以前的细微差别。我变得不自然和不自信了，仿佛身上背负了一个重物。事实上，我身上没背负什么，准确说是心理上背负了东西。可心理上是指哪里？有一次，我和津子围在一起聊天，津子围说，在安静之中可以听到心灵深处的声音。我问他心灵是什么？他说这话问的，心灵就是心灵呗。
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大家都常说心灵，可谁能说清楚心灵在哪里？在心脏周围？津子围愣愣地瞅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在大脑里？我继续问，不依不饶。他说也许吧。可为什么叫心灵呢？津子围想了想，说：“不知道。”
那么，心理是什么？
姑且还用心理吧。我所以有了微妙的心理变化一定是李司带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李司没出现，我来超市买东西就不会觉得不自然，我的行为像给“罪犯”补充给养，在买东西的过程中，我觉得监视镜的镜头在时刻跟踪着我，看见穿制服的人我都觉得紧张。
其实，我已经说服了自己，我不知道李司是逃犯。一般说来，我们总是把不好的事情往底线考虑，也就是从最坏处往回想。我接待李司最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因为我不知道李司是在逃犯。即便李司供出“她已经跟我说了”，我也可以找借口搪塞、可以不承认的，我可以说我以为她在开玩笑。我甚至可以提出这样的反问：有人对你说他杀了人，你就肯定他杀人了吗？关于刑法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我还是熟悉的，我的行为在目前还构不成窝藏或者包庇方面的罪行。……当然，如果有司法机关来询问我，我再隐瞒就是另一回事了。同时，我相信这样的事情不会出现，原因是，既然李司已经到了我家，说明司法机关没跟踪她，不然，她是不能顺利地到我家的。如果司法机关已经发现了她，他们就会直接抓她而不是通过我来调査，所以，从最坏处说，我也不会遇到什么麻烦。问题是，尽管我知道我没麻烦，为什么我还会有这样不安的心理？一一理是个古怪的东西。
从超市出来，我鬼使神差地给津子围挂了一个电话，打通了电话我又有些后悔。
“我在珠海。”津子围说。
“是呀，珠海下雨吗？”
“没有，天气预报说下雨，实际没下。……有事吗？”
“没事，就是有日子没联系了。”
放下电话我才松了一口气。为什么突然想给津子围挂个电话，大概我感觉到了孤单和无助，孤单和无助并不是你一个人的时候才有的，在热闹的大街上有很多人，并不是我一个人，我说的孤单和无助是心理上的（我又用了心理），这也是一种潜意识，是因为李司而引起的，是自己把一种担心和恐惧在心理上放大的结果，尽管这个心理与事实上的外在社会没关系，也就是说，法律在社会和心理上是不同的东西。也许更多的人是被心理的法律所约束的，比如说，违法的并不一定被处罚，违法者和违法后受到处罚的比例占多少？有很多人违法而没被处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另—方面，更多的人经历的是心理违法的体验过程，这两者之间一定是倒置的比例关系。
心理不安就会本能地寻找依靠，找朋友述说也是一种心理解脱方式，并且误以为自己增加了同盟，其实这也是错误的判断，同盟增加的同时也增加了危险。好在我没跟津子围讲这些，即便津子围不出卖我，他也会感染了我的这种不安的情绪，不安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病毒，据说在显微镜下，很多病毒的颜色都很美丽。
和津子围相识也是在一个雨季。我们是在高尔基路上一个叫“KER”的酒吧里见面的，那是一个墨西哥风格的酒吧，背景音乐的节奏很快。其实在见津子围之前，我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看过他的小说，我印象深刻的是《持伪币者》和《拔掉的门牙》。他的小说写得诡秘而坚硬，具有顽强的叙述控制力，还游弋着一种苍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当时，我可以完整地背诵他小说的结尾：“……每天，世纪街人来人往，在我心里留下的触目惊心的记忆与这条热闹的街没有什么关系，我这样想，有些事如同夜晚拍死在墙上的一只昆虫，第二天经过太阳一晒，连痕迹都没有了……”他的小说符合我当时的心境，所以，我记忆深刻。在那些日子里，也突发了认识他的好奇心。我是在约了他几次之后，才在细雨蒙蒙的天气里与他见面的。
我见津子围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的小说就放在我的枕头边。
我想我这样说，他应该有受宠若惊的表情，有表示谦虚的话，比如说“哪里哪里”也行。
津子围却坦然受之。
我是注重第一印象的人，应该说，第一次感觉中，津子围并没有给我留下好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