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你回来，我给你傲红薯酉条吃。”妈妈说着，就往窑洞深处去挖红薯面。这时候，父亲从外面回来了，扛着一把锄头，大概是从山上下来的。见我回来，父亲显得很是高兴，他放下锄头，从水缸里打水冲洗身子。我方认真地注视着父亲．他的上身赤着臂膀，瘦得只有皮和骨头了。一根根筋骨轮廓清晰得就像生物标本。下身穿一深灰色短裤，脚蹬开了花的破解放鞋，两腿细得如两根麻杆。只有他的皮肤还缘在城里当干部时那么白，然而原来是微胖光泽自暂的面容，如今已或为于瘦干瘦的，且也不再白皙了。取丽代之的是一种淡淡的蜡黄，蜡黄的面庞上陷进去两个深深的眼窝，深得像两个窟窿。说话的声音更是少气无力，只有站在他身旁才昕得清，我再注视母亲，她的面部没有了血色，两只脚却胖得淤胂起来，怎么？啊！我听说过，这是一种浮肿病的症状。真不知道，家乡怎会弄到这步田地。这时候，弟弟们背着书包一个个下学回家来了，我亲昵地抱起才七八岁的小弟弟，真轻，本无什么力气的我竟然能很轻松地抱起他，弟弟也是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母亲已开始和面做面条，弟弟们发现是做面条，一个个兴奋地蹦起来。这是什么样的红薯面面条啊？我根本吃不下去，又苦又涩难以下咽，就连碗里的汤水也是苦得要命。原来，我们家分的红薯面，多是变质发霉的红薯干磨成的，咋会不苦呢！可是，就这种苦涩的饭，对父母和弟弟们，还是改善生活呢。看，他们和父亲都在狼吞虎咽地吃着，简直像是进餐一顿美味佳肴。一种刺穿心灵的酸楚和悲凉迅速涌流进浑身的血液之中，眼眶里已是湿漉漉的，似汹涌的潮水就要突破堤岸一泻千里了，我极力控制着、控制着，竭尽全力地去麻醉我的感情，以期达到分流这脆弱的潮水。
母亲是了解儿子心事的。她走到我身边，对着低头不语、沉思得步入木讷境地的我说：“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
“好什么？这么多年了，只是一年比一年糟，哪里能好起来？”不知什么缘故，使我迸出一连串欠思考的语言，迎头痛击母亲的宽慰和寄托。
“这儿子总不会一直不变吧，孩子，早晚是要变的。”母亲还是在耐心地开导我。不过，这时，一种抱怨发展成的愤怒情绪已取代了我先前的悲伤和酸楚。
这次我仅在家住了两天就返回城市了。临走那天，父亲照例一大早下地干活，弟弟们去上学，母亲送我上车站。从家到火车站其间有十多华里，我怕母亲受累，本想不让她送我，可又想与母亲多说说话，终于没有拒绝她的送行。一路上，母亲与我有说有笑，不时谈一些我和兄弟们幼年时可笑的故事，逗得我不由自主地笑起来，不知不觉地走回到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母亲还告诉我，前几天接到正在省城上艺术学院的哥哥的来信，信中说他们学校要在不久以后的一个节日组织专场演出，其中有他的器乐(二胡)独奏。提起哥哥，母亲更是满怀希望。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徒步跋涉，我们来到车站，距进站还有一段时间，天已近晌午了。车站附近有不少小饭馆，我要母亲去吃碗白面条，她无论如何就是不吃，只说眼下根本不饿。经我再三请求，她让步了，说道，要么你买些烧饼给我，带回去让你爸爸和弟弟们吃。我整理一下粮票，买了一大摞烧饼，母亲像保管什么珍贵物品一样，小心翼翼地把烧饼包好。
这次离开家乡后。就有了一种内疚久久萦绕我的心头，我不该那样顶撞母亲，更不该肆无忌惮地去打碎母亲对明天的美梦。我怎么不知道，母亲之所以能挺得住残酷的打击，无情的折磨，是因为她有一个梦在支撑着啊！“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这日子总不会一直不变吧”！母亲的梦有根据吗？母亲的梦并非没有根据吧，尽管它还是个在遥遥漫漫的地平线之下的朦胧的憧憬。
对母亲来说，眼看经历的苦难是前所未有的。我知遭，母亲出身于巩县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我的外祖父先前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学徒，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和经营，他终于使自己的事业成了气候。
母亲的血脉里，大概也有外祖父的遗传基因，要么，她的心理素质与外祖父是那么相似，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是“天上”、还是“地下”，她都能适应，且都有信心。
不久，我在城市收到母亲的一封信，她说她领着小弟弟去省城见到了哥哥，那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他们看到哥哥那个艺术学院的文艺节目，目睹哥哥器乐独奏时的风采。她还写道：当观众给哥哥的节目报以热烈掌声时，她高兴得流出了眼泪不日后，我因公到省城出差，顺便找到哥哥，问及母亲曾来看他，他却一无所知。事后，我方知母亲是怕打扰哥哥专心学习，而只是赶到他们演出的地点，悄悄地看看儿子，就已心满意足了。这时候，我更加理解和同情母亲了。可想而知。在寂寞偏僻的山村的母亲，是何等思念在外生存的儿子，特别是对一位有文化素养的在城市长大的母亲。
看来，我在城市成婚，母亲从家乡特地赶来看我和她的儿媳。由于日子过得太穷，实在拿不出什么送给儿媳，她把自己年轻时的一件从未穿过、至今保存尚好的缎子棉衣作为见面礼物，很不好意思地送给我的妻子。
这我们居住在市郊区一个农民家的简陋房舍里(单位无家属房)。母亲在我们的“新家”却一刻也闲不住，拆洗被褥，修补衣物，整理房间，做饭买菜。精力很是充沛，没几个日子，这个家被母亲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家务似乎没什么好干了，母亲说想找个活干干，也好挣点钱。正好，我的岳父工作的单位一家糖酒公司，需要刷洗酒瓶的临时工，工资是按刷瓶子的数量计算的，母亲很乐意地到那里做工了。不日后，这里下起连阴雨，雨水时大时小，天阴沉沉的没一点亮色，我那土墙草顶的房舍终于经不住这种考验了，滴滴嗒嗒的雨水没完没了地侵袭入寒舍，扰搅得我走魂一样地心神不定。面对如此困境的我只有长嘘短叹的抱怨，年轻的缺乏生活经验的妻予也不知如何是好，廷是急得在小屋团团转。母亲却不然，她不急不躁，更不怨天怨地，对老天的这种袭扰，她似乎有一种莫大的宽蓊。只是让我们帮她寻找着面盆、脸盆、小罐子之类的盛水器皿，把它们一个个放在漏雨处接水，又找来塑料布、草帽、雨伞之类，将怕雨水淋湿的物件盖好。折腾到大半夜时，母亲摧我们去睡，是啊，明天还要上班，不睡觉怎么行。我躺下身来，又听到母亲在外间操劳的声响，不觉想起和我们同出生在故乡巩县的唐代诗圣杜甫这样的诗句：“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啊！时光已走过一千二百多个春秋，今日母亲的命运与一代诗圣是何等相似！我不禁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母亲青定是听到我无奈的声音，她不以为然地说：“你们放心蕊吧，不要为这漏雨犯愁嘛，怕什么？天总不能一直下雨吧，宅会晴起来的。”是啊！天定会晴朗是无疑的了。母亲朴素嘤了。
的指点，使我从杜甫的“长夜沾湿何由彻”中跋涉出来，男争拿雨夜，尽管叫人难以藏得下，但是心中却滋润着对明天晴朗自萼落象。
次日清晨．母亲照例起得舄早，她为我们做好早饭嗣’，露水显然小了起来。我注意到母亲的眼睛，那里面布满着盟丝，又看到接水的盆盆罐罐之类，个个空空荡荡、千干净净的，地上虽然有被水浸湿的地方，但都清除得利利索索，显然．这一切正是此刻她满面倦容的原因。但是母亲却没听我销让她休息休息的劝告，她准时踏出家门，去位于市中心的糖酒公司刷洗瓶子。
不知不觉．母亲已离家乡两个星期了，父亲开始来信告急，从没有单独料理过家务的父亲，真是“内忧外困”，饭做不好，衣洗不，家什乱七八糟，弟弟们诸多杂事缠得他焦头烂额、真成了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了只好求助于母亲速速回家。
本来。妈妈想再多干些天刷瓶子的生活，可是，看着燃眉之急的书信，她只好“忍痛割爱”。临走，母亲去公司领取了她的工资，为弟弟们分别买了解放鞋、运动鞋和胶鞋，为父亲买了刮脸刀片，还为我们这个小家添置了几样实用家付出，她自己却汗么也没有买。
直到1979年，父亲的错划右派问题方获得平反改正。上级部门安排父亲重回久别了21年的城市。跟随父亲熬了21年右派妻子的母亲也重见天日了。使我无限敬佩的是，在那漫无尽头的沉沉磨难中，在那无休无止的重荷压迫下，母亲没有退缩，没有回避。像海洋宽阔的胸膛，容进多少辛酸苦涩，多少冷眼讥讽，而充实着科学依据的头脑，又在顽强耐心地等待着明日韵光明。忍耐、忍耐，等待、等待，这就是母亲的睿智和毅力吗？否！母亲还时时在为那加在父亲、加在自己、甚至落到弟弟们头上的枷锁抗争、斗争。
21年的漫漫岁月中，我的三个弟弟先后挣脱那右派子弟的枷锁，飞出山乡，不！是飞出了“地狱”，他们凭惊人的意志，出众的才华，考进了大学，考入了艺术团体。
这其中，融进母亲几多对残酷现实的反抗，融进母亲几多彻夜不眠的策划，融进母亲几多震颤心肺的鼓励，融进母亲几多潜移默化的教海。
有个伟人说过：“人可以被消灭，但不可以被打垮。”是的，我的母亲是个永远打不垮的女人，她那坚韧的耐性和永远的向往，已铸炼成一种精神光芒，在我的心地熊熊燃烧．闪烁异彩。今天，父亲的右派问题是平反改正了，可是，由此而耽误的年华能获得改正吗？还有，右派分子的妻子、子女，因受株连遭遇的迫害和屈辱能获得改正吗？由此而酿成诸多的损失能得到挽回吗。
今天．每当我和兄弟们去看望母亲，提及这些问题时。母亲总是一笑了之，很轻松地说，还提那些往事干嘛？现在，ā囟们不是生活得很好吗？我知道，尽管母亲的生活不算富裕。但她很满足。有时候，我知道母亲身体不适，去看望她时。她却不告诉我，也不告诉我的冗．弟们，她总是默默地抵抗着疾病．不愿打扰别人，甚至连她的儿子们。母亲很少去看医生。她常说．小毛小病的不必大惊小怪、求医找药，它是能不治而愈的。对她的这种哲学，我和兄弟们总是难以苟同，而母亲却依然故我。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伟人，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真正深入我的灵魂之中的伟人，莫过于我的母亲。尽管公认的伟人之列中还没有母亲。
是的，母亲是伟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