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的爱多种多类，夫妻的爱，兄弟的爱，朋友的爱，情人的爱。我以为，母亲的爱，当属众爱之首。因为她爱得永恒．爱得稳定，爱得挚诚，爱得清纯。
我十四五岁那年，一天，母亲领我去割除脚底板上生出的“鸡眼”，手术是在一条繁华街道上的一个地摊进行的。术者手持粗大的针管？又装上又长又尖的针头，准备为我注射麻药(当然是脚部的局部麻醉)。看着这套晶莹闪亮的家伙，十分缺乏“临场”经验的我开始害怕起来，有节奏的心跳不自觉地搅进了颤抖，那锐利的针头猛一下扎入脚后跟(生长鸡眼的周围)，立时疼得我声嘶力竭地喊起“妈妈”来。那人手脚异常麻利，麻药在疼痛的瞬间已注射完毕，只见他几刀下去，脚后跟就被剜了个大洞．接着是上药、包扎。这时候，我转脸去看坐在一旁的母亲，她已汗水涔涔，面色苍白，浑身发颤，难以自制地斜躺在一架马扎上。莫非妈妈患了急病？幸好我的同学小韩正在现场，就当即让他找三轮车拉母亲上医院。这时，我已蹬上鞋，蹲在母亲身边。三轮车随即赶来了，我们欲搀扶母亲上车，她却执意说，自己根本没病。上什么医院？“没有病怎么面包苍白？没有病怎么浑身打颤？”我竟不客气地质问母亲。母亲回答道：“刚才你疼得直叫我，叫得我的心好疼啊！现在脚还疼吗？”
“不疼了。”那麻醉药已使我的脚麻木得没有感觉了。
“不疼就好，不疼就好。”妈妈那颤动的话音似乎开始了平静。她终于没有去医院，“在那个酷热的夏天，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厂连数月隔离在机关不让回家。兄弟们年纪尚小，总是三番五次地询问母亲。爸爸为什么还不回家？这时候，妈妈却很平静和自信地说：“你爸爸会回来的．爸爸不是说，要供你们一个个都上大学吗？他咋能不回来呢？你们要专心上学渎书。”爸爸是给我们兄弟们做过这样的许诺，母亲此刻的话也不是没有根据，哥哥就是去年刚刚考上省城一所大学的。
让母亲晕倒的打击突然袭来。是灯火黯然的黄昏。爸爸回来了，还跟着机关里的几个负责干部，其中一个胖墩墩的着中山装的“宣判”了组织对父亲的处理：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父亲已不能再在革命队伍中工作．要遣送农村劳动改造，家属去向自己定夺。那个干部说过处理意见之后，就有人补充道：“你们全家还是都回农村的好，相互也好有个照应。留在城市，住哪里？机关的家属房是要限期腾出的。再说，靠什么生活？”
是的，全家七口人全靠父亲的工资维持生活，以后咋办？那夜，妈妈一直在哭泣，我几次从梦中醒来，隐隐约约地听见妈妈迷悯缝哀怨：“天为啥这么阴啊？天呀！太阳哪里去了？”接下来是父亲颓丧又苍白的劝说。
两天后。父母决定带弟弟们回故乡的农村巩县康店乡，去过一种被监督的农民生活。母亲对我说，本来是可以到本市郊区的农村的，可是父亲是个爱面子的人，他想象得出，先前一位堂堂的干部被贬落魄后的狼狈相。倘若就在此地郊区，遇上机关的相识，多么尴尬难堪，索性远走故乡，以好销声匿迹。说是故乡，父亲并没有在那里真正生活过，父亲的父亲年轻时就走出故乡到开封谋生了。父亲为何要舍近求远呢？还是他下意识地自言自语使我得到答案：“我要去当陶渊明了。”父亲常不知所以然地重复这句话。这时间，我正在中学渎书，当然知晓陶渊明其人的一二了。我暂时留在城市继续求学，毕业后争取升学(争取考入一所公费学校)，这也是父母的决定和期望。
天下起雨来，雨很小很细很均匀地洒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旮旮旯旯。爸爸妈妈和弟弟们就在这样的天气上路了，从此他们就要永远离开这个热闹的城市。朝那个陌生的上百公里之外的山乡奔去。我送他们从家去火车站，不，从我们离开这座熟悉的房子时起，它就再也不会是我们的家了。到了车站，母亲看着我，从衣袋里掏出几斤粮票塞给我，我不要，她却不依，似乎母子在分手时刻．一定要给儿子点什么。可又实在没什么好给。我忽然想起，离车站不远的十字路口有个卖馍的小铺，就转身向那里跑去，买了十多个馍后又转身跑向车站，这时爸妈一行已进站了。我闪电似的从进站日一侧跑进站台(50年代时这里的站台到处可以进去)，妈妈和弟弟们已上了火车，透过车窗，他们向我挥手，妈妈还呼叫着我的乳名。我把包好的馍塞进窗子，妈妈和弟弟们却都往外推这个小包，推来推去，还是妈妈让步了。火车开始起动，妈妈已把一包馍分成两份，其中的一份还硬是从车窗里滑进我的双臂。火车徐徐前进了，我跑步追赶着列车，望见母亲用手巾擦拭着眼泪，离我愈来愈远了。低头看着母亲塞给我的白面馍，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怅然若失的情愫，我知道，在人人都难吃饱的岁月里，在一个月每人仅供应3．5斤白面(其它是棒子面和高粱面等)的日子里，这些白面馍有多重的份量。
就是这样，母亲告别了城市，开始在穷乡僻壤熬度漫漫的右派分子妻子的生涯。母亲的命运该是这样吗？是因为父亲的株连和牵挂把母亲带进“地狱”吗？
母亲本不该是这样的。这是因为我的母亲并非缺少文化的家庭妇女，她自幼受过较好的教育和熏陶。母亲的父亲是个很开明的人，他不仅没有重男轻女的旧意识，而且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母亲启蒙的学校是位于开封市财政厅街的省立六小(今日的财政厅小学)，她的最高学历是毕业于开封市育才会计学校。
我和哥哥从读小学到初中时期，都常常求教母亲一些问题。记得我开始学拼音时总是记不住，回家后母亲就帮我补课，还教会了我查新华字典和四角号码字典，我学会运用新华字典以后，就不用心学习如何运用四角号码字典，以为会这一种查法就够了，为此。妈妈还批评过我。
50年代，有几次国家机关招干的机遇，母亲凭她的专业知识，是能够名正言顺地走上工作岗位的，有一次，一家单位。已决定录用母亲去傲财会工作，坦是在她下决心上任：之时，终又被“嗷嗷待哺”的孩子们拉住了后腿。
母亲为人诚恳热情，善解人意，在机关家属院居住期间，左邻右舍相处融洽和睦，被大家选举为家属的“头头”。当地的日报社记者曾对母亲进行了认真采访，拟作为全市勤俭持家和教育子女的典型人物予以报道宣传，正当记者刚撰写好此文时，父亲被打成右派，那个时候，右派的家属怎能在党报上宣传呢。
在我中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报名投考的西安美术专科学校寄来了准考证(艺术院校每年都是提前招生)，按照考期，我奔赴到学校指定的考点陕西省潼关县应考。考试一结束，我追不及待地乘上返回的列车，直奔昼思夜想的父母和弟弟们，尽管我们分别的时问不算很长，但在我年轻的心里，却已煎熬过了难以忍耐的岁月。
破旧的窑洞，断残的墙垣，低矮的锅灶，这就是我们的家；红薯于，红薯馍，红薯面汤，红薯叶菜，这是一家人三餐的饮食结构，没有青菜没有肉类，更缺少食油。
看着弟弟们一个个被风吹日晒后黑瘦的身躯，看着母亲已失去在城市时润泽的面庞，我不知所以然地发出一声叹息，一种与我幼稚的年岁不相称的哀叹，边犯愁地阔：“妈妈，你们这样吃饭，行吗？。
“咋不行，现在习惯了，好歹只要填饱肚子。”妈妈微笑地看着我，轻松的表情不含一点几哀怨地说。“要说刚回来的时候，是吃不惯呀，弟弟们一到吃饭时问就哭就闹，我最怕的事就成了吃饭。”妈妈看着我，话锋一转，“眼下好了，弟弟们都习惯了。再说，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你不要挂念这些，要专心读书，争取考上学。”
母亲的宽慰却没能在我身上获得轻松的效果。家乡难道是个集天灾、人祸：于一体的鬼地方吗？瘠薄的丘陵地带，常年缺水酿成的旱灾，加之大跃进的疯狂破坏，更使寂寥的山乡坠入穷困的深渊，怎么在外面聆听的只有一种音调：这里山乡在巨变，那里山乡变得好似莺歌燕舞。我的情绪开始坏了，纯净的心灵王国滋生出莫名的失落、惆怅、茫然。一时间，美丽的幻想，神圣的向往里悄然地融化进去了浓浓的灰色。随之是我对母亲的儿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逻辑茫茫不知其根据了。不日后，又一食打击来了。我投考西安美术专科学校已名落孙山。对这次落榜，我倒有思想准备，一是因为报考学生多如牛毛，而录取人数少若牛角；二是班主任在我的中学毕业鉴定上写道：“该学生与右派分子的父亲从思想感情上划不清界线。”而且，鉴定栏就印在毕业证书的背面。在那个政治色彩浓重的年代，这条鉴定给我带来的灾难决不仅仅是一次落榜。这时候。我的中学老师来信催我，速去参加全国统一的升学考试。我犹豫了，我知道，无论再报考哪所学校？毕业证上的鉴定当会成为我跨越龙门的障碍物。母亲对我说：“毛(我的乳名)，去吧，去考吧，能考上学就好了，毕业后总会分配工作的；将来也好接你的弟弟们出去。”
我又一次离开难舍难分的家，这一去，一连三个年头没有回家。不过，我没有如愿以偿地考入我第二次报考的学校，而是在城市参加了工作。三年，我不是没有时问回家探望，而是不舍得花去好些元钱的车费，每每年关之前，我会把每月寄给母亲的零用钱加上这车旅费，一道寄回家中。
三年后的一个夏天，我因公去三门峡参加一个会议，开会归来途经故里，我顺便拐向家乡。进家门时正值中午，我大声叫着：“妈妈”径直地走向窑洞。母亲为我的不期而至先是惊喜而后却有些惶然慌乱了，她叫着我的乳名。边手忙脚乱地端下炖在煤火上的铁锅，换上另一只添好清水的锅。这时我已走至灶台边，边问母亲做的啥饭，一边甩手揭去铁锅锅盖，啊！是一锅枣叶，煮得热腾腾的枣树叶子。“这怎么吃？这怎么吃？”我吃惊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