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已经进入八十大寿了，却没有一丝白发，精力依然旺盛，每时每刻不是迷恋于他的老人天地里，就是在寻觅一种新的精神寄托。
我钦佩父亲如此珍视生命、热爱生活，我更敬佩父亲对生活的忠诚与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
在我心目中，父亲可以称得起是一位诗人，同时是一位思想家。可是每当听到我这样议论时，他总是严肃认真而又无限感喟地连连摇手道：“不，不，我没有成名！”
我这样设想也是有根据的，少年时代的我一次在家翻箱倒柜，发现一张父亲保存的40年代中期的报纸，上面有一篇“中州文坛点将录”的报道，其中就有父亲的名字；而且在前年河南的老诗人苏金伞给父亲的信中还称赞他是河南文艺界的先行者呢。
当然，父亲对文艺的爱好是多方面的，也写过小说和论文，不过对诗歌的熏陶却有其一定的渊源。他曾说过：“在五、六岁的时候，不论是在枕边，或是当夏夜星空下在母亲的怀抱中，就经常聆听母亲催眠曲似的低吟着的唐宋诗篇，并予以解释。这些诗章的形象给我以深刻的启示和爱好。母亲的文学知识是从舅父(母亲的哥哥)那里学来的，舅父是清末最后一科开封府的案首，即第一名秀才，河南知名的金石家、书法家，原任河南省省议员及中州国学社负责人，后任河南大学教授的许钧先生。”
父亲在高小上学时就被选为班刊《晨光》的编辑。每期稿件他都要用毛笔小楷一篇篇誊写在四尺长二尺宽的毛边纸上，常常熬到深夜。1926年他考入初中后，1927年因北伐战争，开封各学校停课。这个空间，父亲拜菊疃老人景干臣为师，专攻《左传》和古文，并学作“试帖诗”和律诗、绝句。有几首写春景的绝句，曾以“15岁少作”在河南的省报副刊登载，其中一首《东风》这样写道：“杨柳依依尽向西，东风披拂绿沿堤，猖狂似虎寻常有，林外时听乳燕啼。”对此，父亲曾感叹地对我说：“此诗以虎相比东风，要是在文革动乱时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大气候下，那肯定是无法推托而巧合的文字狱了！”
1928年秋季续学后，受到教师湖畔诗人之一的潘谟华的关注和启示，以及后来受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的影响，接受了爱好“普罗文学”的倾向。
1930年．父亲考入开封的河南省立第一高级中学后，开始在报刊上发表_文学作品。1931年初，父亲和两位同学在开封《大光报》上创办了“浪花文艺周刊”，因发表进步文章，“浪花”诞生不久被迫停刊。之后，又和另两位同学创办了《中天文艺周刊》。
1932年春天，父亲和另外两位同学参加了“左翼文艺作家联盟河南分盟”，分盟主席是毕业于厦门大学的杨斯萍女士，父亲被选为分盟的干事(当日寸分盟共选三名于事)。接着，他和参加左联的同学又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三个人成立一个团支部。有鉴于新诗像匕首一样，是最锋利而轻便的战斗武器。三个人研究央定创办一个诗刊，为了掩饰而不露锋芒，使其披上灰色外衣，父亲提出采取当时最流行的戴望舒在《雨巷》中所写的那句“我希望相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的诗意，定名为《丁香诗刊》。受大家委托，父亲又亲自写了报头。经和《河南民报》副刊商妥，占其全部副刊版面，排印成书页式，每周刊出一期。稿件的去取和编排全由自主。但为了掩护，稿件是兼容并袁丽，如“新月派”诗人罗慕华、闻名全国的颓废诗人于赓虞的诗也都照样刊登。兹后送稿付排和与报社联系事宜全由父亲一人经手。这期间，父系曾发表了新诗《字宙的崩溃》，它象征地暗示着旧社会没落的末日；向往于新时代的到来。诗刊办得很活跃，是当时河南独一无二的诗刊。并由三人集体写出了《中国新诗歌的道路》，这篇论文强调新诗要大众化，为劳动人民歌唱的宗旨。为避免反动派的注意，把阶级占混地写作翰’层，即使如此，稿件刊登之后，《河南民报》的副刊编辑王秋云仍把父亲叫去严厉地质问：“我相信你，稿子我没看就发了，事后有人反映这样的论调显然是普罗文学之作！你要知道：《河南民报》是省政府的喉舌，怎么能登这7样的文章！你们是什么立场？”父亲当时沉着地并未示弱，仅只回答他是外来稿，仓促间未经看出其中意图，以后自当特别注意而已。事后王秋云也没再追究，可能是面对当时文艺界的进步思潮对他也许是有影响的吧。
这年夏天杨斯萍被捕牺牲，报纸上公布了她和十四个同志的情况，才知道她是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虽然左联河南分盟的工作因此受到惨重的损失，但是《丁香诗刊》依然继续出版。而且为扩大文艺阵地，父亲又在《河南民国日报》副刊上创办一个综合性的《天鹅文艺周刊》。这时期，父亲用十多个笔名发表诗歌、小说和评论文章，还翻译了一些国外进步作品。那年冬天，在同学谢维基家(开封新街口华安人寿保险公司)见到姚雪垠，因都常在省报副刊上发表文章，故而彼此知名。他主动和父亲商量共同创办一个刊物，经他提名为《平明》。不幸的是，自这次分别后不久，父亲就和另一名青年被捕了17年。
犹如花正开时遇暴风，年仅20岁的政治犯住进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父亲的文学事业夭折了，失去独子的祖父祖母肝肠寸断，痛心入骨，他们变卖家什，企望营救儿子出狱，然而，事实却不如人愿，父亲熬去漫漫四个寒暑，才走出铁窗之门。出狱后的父亲已陷于家破人亡的困境，祖母祖父因绝望之极均在盛年之时先后下世，无以为生的父亲幸亏一星期后即考上邮局，被派到郑州工作，谋得一枝之栖，聊以为生。这时，我更佩服父亲那勇敢的气魄和坚定的信念，他一面工作一面寻找党的组织。功夫不负有心人，1938年夏天，父亲终于又与组织取得联系，继续干起革命事业，经过相当时间的考验，父亲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谈到这段经历时，他很自豪地说：“那是在郑州乡间野地里开会时宣布我被吸收为共产党员的，当时我的心情万分激动，目送那在晴空中缓缓移动的一片白云，默念着：今后在险峻的风浪中既要机智果敢地拼搏，又要抱定为事业献身的决心！”
出乎意料的是，在战火动乱的1939年冬天，他和与他同时入党的一位同志，一齐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后来，一个只知道叫“老纪”的人曾来家询问父亲关于他的上级领导的下落，因不了解来人身份，出于警机和谨慎，父亲当时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解放后直到1984年找到父亲的入党接收人时，才知道那位“老纪”就是建国后出任国家公安部副部长的席国光同志。谈到此事，父亲常有失之交臂的遗憾。)从此，父亲与地下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不久，父亲由郑州调往许昌邮局主管邮件封发转运工作，一个叫黄波之的邮件检查主任(特务不是邮局职工，见到《新华日报》就全部成袋扣下，当废纸处理。父亲非常气愤，他挺身而出，据理质问道：“黄主任，这报纸，你扣啦？”
“嗯，扣啦！怎么样？”对方冷峻地反问。
“不过，新华日报不是在重庆公开发行吗？为什么到许昌就不能公开了？反而被扣了呢？”
“我不管重庆如何！在这里我是奉命！”黄波之瞪着眼进一步逼问道，“你还敢不服气？”
“这不是服气不服气的问题，”父亲在极端忍耐之下，反而特别镇静地继续说道，“你知道现在铁路全都拆了，邮件运输全靠我们邮差的双肩，每个邮差每天担运30至35公斤的重量，风雨无阻地奔走七、八十里路程，不要说从河南了，单就我们这条昼夜兼程的郑明路’来说，从郑州到许昌一县一县地担运，是多么不容易啊！可是却凭白把远远运来的报纸无故扣啦，岂不太冤枉吗？”
“哼，我不管这些！”黄波之把桌子一拍，冷冷一笑道，“你有理由，去告嘛！”
父亲并没有被他们的无理强暴所吓倒，而是寻找机会，把寄往乡村的《新华日报》暗自分检到乡邮斗内，因为乡邮经常在黎明前出班，能够躲过邮件检查员到来的时间。
没几天，邮局局长把父亲叫到他的办公室里严肃地说：焦述，你干什么要得罪黄主任？他说：“你们那个姓焦的是干什么的？我们来检查邮件，他不高兴，告诉他，要这样下去，非把他弄个地方坐坐不可。’我劝你以后要多小心为是，咱们干邮局的惹他们干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