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月，我的父母和弟弟赴京探望外公。6月2日，爱外婆得知爱生到了北京，便热情地邀请她到自己家中做客。
下面是我弟弟赖章荣陪同父母、外公和八姨婆到邓奶奶家做客那天写下的日记。
六月三日星期五
今天是过得很愉快和很有纪念意义的一天。
下午三点四十分，外公、八姨姥姥、父母和我，分坐两辆小轿车去邓奶奶家。一路上，我的心激动不已，跳个不停。以前只在电视上见到邓奶奶的形象，今天就要亲眼见到她——这位全国爱戴的革命老人了，能不高兴和激动吗？看得出来，妈妈的脸上也漾溢着幸福和激动的神情。我们是在昨天接到要去邓奶奶家做客的消息的。从那时起，我们大家的心绪就兴奋难平了。
我们从西北门进入中南海。这里每道门都有岗哨，警卫向通过的车子敬礼。车子停下后，我知道邓奶奶的家已经到了。
我们下了车，进到一个雅致幽静的院子里。一进院门，我们就看见邓奶奶了——她站在屋门口。她老人家是出来迎接我们的呵。
外公与邓奶奶握手后，将妈妈拉到邓奶奶面前，说：“这就是我的女儿。”邓奶奶握住了妈妈的手，高兴地说：“你就是叶坪呀！你是我的爱生哩。我见过小时候的你，现在终于又看见你了。相隔50多年，不容易，不容易哟！”妈妈眼里泛起泪花，立即叫了声：“爱外婆！”邓奶奶呵呵地笑，久久执着妈妈的手不放。
然后，邓奶奶和我们一一握手。我与她握手时，我对她说：“邓奶奶，您好！”八姨姥姥说：“邓奶奶是你外婆的爱妈妈，你妈妈的爱外婆，你应该叫‘太姥姥’才对。”我就说“太姥姥好！”邓奶奶听了又是高兴地笑起来。
邓奶奶将我们让进了客厅。客厅很宽畅，墙上挂着敬爱的周总理的瓷盘像。
我们入座后，工作人员端来饮料，还在每人的茶几前摆下一盘樱桃。邓奶奶说：“你们吃樱桃吧。爱生要来，我就想，我拿什么来招待她呀？昨天恰好在钓鱼台买来了樱桃，真是难得。你们江西有没有樱桃……你们要多吃，每人把盘子上的樱桃都吃完，我才高兴。”妈妈坐在邓奶奶相邻的位子上，邓奶奶几次把盘子推到妈妈面前，“你就端着盘子吃，我要看着你吃完它。”
接着，邓奶奶对妈妈回忆说：“以前，在瑞金，我常见到你和你妈妈唐义贞。你妈妈叫我‘爱妈妈’，我就叫你‘爱生’，你妈妈要你叫我‘爱外婆’。你长得很象你妈妈。”她又转向外公说：“你前几年找到儿子小定，现在又找到了女儿，真不容易呀！”
外公高兴地说：“我现在到外都有家了——北京、江西、福建。”
邓奶奶又问起我们家的情况，得知我们家在于都县时，她说：“于都是老革命根据地呀！”她还问起妈妈，是说普通话，还是于都话。我告诉她，“说于都话，但听得懂普通话，也会说一点。”邓奶奶又问爸爸：“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爸爸一一回答了她。
外公向邓奶奶介绍说：“叶坪有四个孩子，老大老二都是大学毕业。老大是学哲学的；老二是学数学的，（他指着我）喏，就是这个傻瓜。老三是女儿，老四是男孩，都在中学念书。”邓奶奶听后连连点头：“好，好，真好！”
八姨姥姥也说了很多话，她谈起了在第三届全国妇联会上与邓奶奶见面时的情景。
邓奶奶说：“我现在身体不行了，正在生病。一只耳朵听力差，另一只好些。”外公说：“我也是一只耳朵好，一只耳朵差。你现在的事务还太多了。”邓奶奶说：“没有办法呀，都想见我，请我讲话。”外公说：“还是我好，清闲的很。”
邓奶奶比外公长两岁，已经84岁了，看上去身体较虚软，精神不太好，说话声音也不大。八姨姥姥说：“看您在电视上讲话精神还挺好的，”邓奶奶的秘书赵炜说：“在台上还好，下来就不行了。”
我们交谈了四十多分钟，外公怕影响邓奶奶的休息，就提出告辞。邓奶奶和大家握手告别。她和我外公握手时说：“我们是老战友了！”妈妈与她握手时说：“爱外婆，谢谢您！祝您健康长寿！下次再来看您。”邓奶奶说：“谢谢，再见了，爱生！”我们都祝愿邓奶奶健康长寿，她一一表示感谢。
她一直送我们到院门口，看着我们上车，连连说着“再见”。直到我们的车子启动了，她还在招手。
再见了，爱外婆！再见了，太姥姥！
令人感动的是，在外公与父母、弟弟到邓奶奶家做客回来的第二天，即6月4日，邓奶奶又派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特意送来了几样东西，邓奶奶的秘书赵炜还附了信作出说明：
陆老：
您好！
昨天邓大姐见您女儿时未送她什么东西，晚上找出三样东西：一件衣料；一盒巧克力糖；一盒饼干。现派人送上，请您方便时转交。
祝您
健康长寿！
赵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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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奶奶是多么重情谊呀！从这一件小事里，让人感受到的是革命老人一颗质朴的心。
父母和弟弟那次从北京探亲回来后，不久，又收到外公的来信。外公在信中写道：
“这次来京，邓颖超同志见了你们。她是关心你们的。到家后，要写信去谢谢她，问她老人（家）（她现在84岁了）安好。”
一样的质朴，一样的真挚和细腻！
第八节“你想写我，先要做好失败的准备！”
在与外公初次相处的日子里，他给我的一个最深的印象是：爱笑。
他与人交谈时，不时就会大笑一阵。那是一种富有感染力的爽朗的笑。
他吐谈幽默，说着说着，自己就会哈哈大笑起来。谈话间，那笑的频率就很高。
面对他的朗朗大笑，我常常迷惑不解：他为什么这么爱笑呢？
不妨说，我“研究”外公，就是从对他的“笑”的揣摸开始的。
外公的一切，对我来说，还都十分神秘。
寻找外公，不想找来的是一位“大人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与我们相见时担任的职务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
可是，在这之前，除了一些零星见闻外，我确实对外公知之甚少：他的历史，他的观念，他的情感，他的脾性……除了神秘感外，面对他，最初我在心理上还有一些紧张，因为在这之前，我还没有接触过经历这样丰富、思想这样深遽、级别这样高、声名这样大的“大人物”哩。
紧张感很快就消除了，因为老人是那样慈和，那样平易近人，对我们又是那样关爱。
但神秘感却久久难以消解。
这种神秘感源于“革命”及其“历史”在心中形成的神圣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