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义、情于侠人格中的胶着状态使侠这一形象更凝重了。个人品质的统一性而不是分裂，则反映了一种更完善的人性观，这人性观是有关英雄的，是杰出的正常而完整的观念。有意味的，这一观念是在汉代——距今两千多年前就提出的，聂政，在那个产生思想同时也产生巨人的时代，以自己的行为，有幸成为这一人格的代言。
两千三百余年后，聂政一事以诗剧的形式得以复活。而引我注意的是诗剧著者郭沫若涉入聂政一事的创作过程。如果不算1919年11月发表的儿童诗剧的话，写于1920年9月23日的诗剧《棠棣之花》即是郭沫若最早的戏剧创作了，而郭本人也倾向于称之为从事戏剧的9月，并说是受到歌德的影响。这部自从译完《浮士德》第部后的郭一生创作中的第一部剧作《棠棣之花》，发表在创刊于当年10月10日的《时事新报.学灯增刊》上，《女神》、《创造季刊》都给予收入或发表，郭不隐讳其间也有的莎士比亚痕迹；到了1925年“五卅惨案”后，郭受之震动重写这一题材，取名《聂荣》，这时已是史剧形式的两幕话剧，它的产生一方面直接源于对五卅悲剧的“血淋淋的纪念”（郭语），聂荣抚尸痛哭的举止里何尝不有亲眼目睹了那一现实惨剧的郭的心理在里，然而我想更重要的是擦干了血迹的前进；此后是1937年11月的五幕剧《棠棣之花》，又重新恢复到了起初它诗剧时的名字，直至1941年11月定稿，于1942年7月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整个创作前后历时22年，相对于一生而言，尤相对于一生中的创作时间而言，这是一相当长的时间概念，22年，是人的四分之一生命的时间。为什么，郭会这样长久地迷恋一个战国时期——已与他生活的年代相距两千年的历史事件呢？让他着魔的，真只是事件本身吗，我不信。
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
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
这是《棠棣之花》中聂荣唱的歌。
关于聂荣，似乎还有要说的话。于每一国运关键时刻，必要的人格回溯，总有它重提的现实性。聂政一事，史书记载地点、时了、刺杀过程不一，然而手中除可供参照的《战国策》、《史记》外，《竹书纪年》没有看到，这部晋太康年间出土的魏国国史（现存为明人所伪撰）里又怎样说起这段往事呢？暂时也只能是一个谜，或许有一天会被另一个更幸运的人揭示到。我今天所能怀有敬意的，只是那并非人人皆知的地名：
轵城（今河南济源县西南轵城镇），聂政出生地。
临淄（今山东淄博市西北临淄镇），聂政隐避地。
濮阳（今河南濮阳市西南），聂政受命地。
东孟（今地不详），聂政殉难地。
这些藏身于中原的地点，似乎也同时藏着一个待译破它更深涵义的秘密。
我说过，人格的绵延以至重提，里面藏着的是最具体的现实，集团的，个体的，距郭著50年后，我读到一篇记述南阳汉画馆的短文，里面谈到了聂政刺杀韩相侠累的一块汉砖——“割去自己的鼻子，剜掉自己的嘴唇，毁了自己的面容，没有听到呻吟，然后自刎。你对自己的处置如此从容。”（南丁《晕眩》，《随笔》1993年第6期）从对那画面的表述中推断，聂荣不在画面上，然而那嘶哭与倾诉却越过时空，响在作者耳胖——这是轵城深井里村的聂政呵；以屠狗为业的聂政，“侠累肯定是你杀掉的最后一条恶狗了吧”。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曾两次去南阳汉画馆，那些立体的历史更是融正义的艺术让我流连，在感知一个时代——汉代不仅出了司马迁的《史记》的文字记录而且还同时出了大规模的以绘画艺术形式写史的创举——的恢宏同时，也带有没有找到鄢枚记述聂政生命最壮烈瞬间的画砖的遗憾，那用以铭刻的动作与铭刻下他的那人都是怎样的呢，我忍不住要问，却明白，那幅画，在心底，已经印得很深了。
较聂政稍后的荆轲则更极端些。
“荆轲刺秦”的画面是在河南美术社出版的《南阳汉画砖》画册中看到的，粗犷简略的手法正与荆轲本人的骨壮体烈相对衬；历史上最早的文字记述首见于《燕丹子》一书。这部大约年代在秦汉之时的三卷古小说的作者现已无从考证了，然而这部明代胡应麟所称的“古今小说杂传之祖”也是中国最早的历史侠义小说，却详尽叙述了那段后来不断得到人口口相传的历史——燕国太子丹为秦人质时曾遭受奇耻大辱，逃回国后一直思虑报仇，他拒绝了鞠武合纵抗秦的建议，而谋求侠客刺杀的方案，经田光介绍，他结识荆轲，待为上宾，荆轲于是带了秦国所追逃犯樊于期首级及藏有徐夫人匕首的燕国督亢地图来到秦国，诈献图以行刺；图穷匕首现，荆轲手持匕首，击打秦王胸脯，历数其贪暴不仁，秦王在乐师提示下拔剑断袖，得以逃脱，荆轲以匕首投掷秦王不中，被秦王斩断双手后，仍大骂秦王，悔自己一时失手而竟大事不成。现存小说到此戛然而止，可能有的脱文也与作者一样暂不可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程毅中点校的《燕丹子》到了这里也只能是一个空白。
幸而有《战国策》可供比较。《战国策.燕策三》中所作交待的事件始末大致雷同。仍延用的是这一史书一贯的做法，从事件人手以事件为中心的叙述，然而人物却也随事件的展开而依次出场——太子丹、鞠武、田光、荆轲、樊于期、秦舞阳、高渐离，而在行事之前就已有田光为示不泄国事的自刭，有樊于期为报日夜切齿腐心仇的不惜于头颅的自刎，在人人都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决绝地明志而物质条件似乎也已具备——荆轲求到了伤人即死已淬了毒的千金换得的徐夫人匕首，燕太子丹为其配备了13岁即杀人、人不敢忤视的勇士秦舞阳作为助手，秦王想往以千金购得的樊于期的头更早已函封好，还有秦王嬴政同样日夜思慕的燕督亢地图也已携在身上——似乎是万事皆备了，然而长久以来引我兴趣也相当不解的一句话出现了，是在这一切之上的被燕丹子视为踌躇的“有所待”：“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留待，顷之未发。”此后的情节是燕太子丹的怀疑和荆轲因这误解而引出的火气：“今日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今提一匕首，人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接着是出发，是著名的易水送别；从上下文分析，无法确知荆轲要等之人并他视作可以一同去完成刺秦任务的是谁，历史以后的史书也都无法补上这一段，这个人，只能推测荆轲所待之人不是秦舞阳和他心底隐隐的对这位燕国勇士的不信任——这也是后来被历史证实了的——一个13岁杀人的人竟至在咸阳宫上“色变振恐”；这个人，也不是他的好友高渐离，因为此后的记述中易水一节，高是在场的，而且两人击筑合歌，无不悲怆；那么，那个荆轲心目中能协助他完成使命的人是谁呢？史书上没有，荆轲也没有说，后代历史学者更未就此有猜测者，但我相信荆轲当时的等待决非推辞——这也是此后就证明的；这个人，这个因为燕太子的催促而没能让荆轲等到的侠士，这个也因自己的延宕而使自己痛失了在历史上留精彩一笔的刺客，这个或许会因为他的到来他的参与而改变历史进程及命运的剑客，最终只能因自己的迟到而作为历史上的失踪者了。但是我常想，如果决定于一事件的瞬间不是这样而是那样又怎样呢？那个人，如果果有其人，而只是因为迟到或是谋事的早行。而错过，那么他赶到了之后又会有怎样的行动与心情呢？或者当他耳闻到荆轲事未成之事后，他又会有怎样的悔恨（或者庆幸？）这个人，恰是我每抚《战国策》“荆轲刺秦王”一章所要想的，这个人，无名；像所有未成名前的刺客一样，或者就是他们的影子；数年之后，荆轲未竟事业的继承者是高渐离，击筑不成，事业仍未竞，然而未见有哪个人再来完成，于是，荆轲那一刹那的犹疑与决断成了断章，那个他满心所待之人，也随之成为一个谜。
相对《战国策》不免的纯事件记述的基调，《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这节延续了太史公一贯的风格，也是《刺客列传》中最长的段落，史之主观性在此得到了最完善的发挥，比照《燕策》的事件始末角度，《刺客列传》中的荆轲一节的前五分之一处都是个性人手的素描，此后才进人事件，大致情节与《燕策》同，但详细，尤其对话，太子与鞠武、太子与田光、田光与荆轲、太子与荆轲。有关谋事的准备已无需再引，印象深的是司马迁对荆轲的个性特点与行为方式的介绍，这是以上两部史录或小说所缺乏的，即对一个人之所以能做出那场历史所选择或说是那场生命所给定的事的最本质的追述，与探讨，这仍然不是事件之外的。
这个卫人谓之庆卿、燕人谓之荆卿的人，好读书击剑，这是司马迁对其性格的评价，围绕于此，他举出三个例子：之一，是榆次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复驾而去；之二，是邯郸之博，对手是鲁句践，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遂不复会；之三，是燕市和歌，这一节写得最好：“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与荆、高后来易水的和歌相呼应。三个例子文字都不长，荆轲的处事为人却已跃然纸上了。个性之外，是品质的点睛，“沈深好书”，是太史公不很轻易用的形容；而一个侠士也确少有人能配得上这个形容。
以下发生的事件似乎人人尽知了。那条前不见经传的易水亦因此而得名。
那印象也如易水一般是冰寒彻骨的。荆轲蒙受不了燕太子催促话语里暗含的对他勇气与胆略的不信任，宁肯放弃等待他所要等的同行也坚辞而出发；印象中的临行总是在冬天，大雪纷扬，先是一两人的白袍衣袂盖住人眼，然后是一缓缓摇出的大全景：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微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
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记忆中总有雪，拂之不去。
《史记》与《战国策》的这一节相同之外，还完整取了它紧接下来的“图穷匕首见”的叙述，甚至文字上无一字改动。在咸阳富，荆轲顾笑脸色已变的秦舞阳后，在那一刹时，其实他已明白了那个后来发生的结局，然而他仍能含笑地看它如何到来，这种处之泰然的优雅常常令后来读起他的人坐而震惊，不免想到《史记》中的一条“正义”，那“注”印证了一种选择的根据——《燕丹子》云：“田光答曰：‘窃观太子客无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舞阳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这种根据其实也是对侠之层梯的评价，其间当然有不可忽略的人格意。
荆轲笑了一下，对秦舞阳的变色。然后：轲跪取图奏之，豢王发图，图穷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掑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拨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秦王方环柱走，车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掷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柯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阻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这段今天展卷依然目眩的文字里，没有对变色的秦舞阳再费一字笔墨，却写荆轲，又一个“笑”字，是身负八刨知事不就后的倚柱而笑，正与秦王及群臣的三个“惶急”相对，也与他自己刚入殿时对色变的秦舞阳的回头一顾相映；他终于看到了那个他在易水上用歌唱出的结局，在舞阳的色变中他再次熟睹了这个结局，如今，它来了。
面对那迟早要来的命运，那早已预备好的不复还的死，荆轲笑了。
他知道，他为它所掳去同时，他战胜，它。
其后发生的事其实也是不用再费笔墨的，幸逃一命的秦王后来的举动让人恶心，论功赏赐，发兵伐燕；而国破家亡、疲于奔命的燕王喜竟至采用代王嘉建议，使人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丹杀死，并起意将尸首献媚于秦，然而就这般下贱也未能摆脱它五年后的倾覆命运，杀了自己儿子的燕王喜仍然做了秦国的俘虏。
对立于父子尚且如此的薄情寡义，太史公似乎是故意将那已然终结的故事再延伸出一个不断的线头来，以朋友间的默然诺许来反村上层贵族的孱弱，并生生要为那不义又混乱的世界理出个顺序。这是在燕国消亡之后，在秦王兼并天下统一中国立号皇帝之后，在太子丹、荆轲被逐被杀之后，隐匿于宋子故城的高渐离出现了。因了他的出现，历史上常不容于当世的侠义又多了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