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他的击筑使闻之者皆惊，“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的消息是与有识者之人的“高渐离也”的提醒一起传到秦始皇也是当年秦王嬴政的耳朵里的，在后来看未尝不是有意打人寨府并接近仇人的意图下，那仇人的因喜音律的重赦和为防范的嚯目（一说用马屎熏至失明）都扯平了，含着一个复仇的念想，高渐离仍能将筑击得完善，击得从容。那秦始皇也是通音律的——在荆轲刺他一节中就有“乞听瑟而死”的缓兵之计，《燕丹子》讲述那被召姬人的琴声是“罗觳单衣，可裂而决；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盧之剑，可负而拔”；虽然那奋袖超屏风走之的行为不一定是受了鼓瑟的启发，甚至负剑而拔的动因也不全是琴师的功劳，《史记》中就讲是左右的主意；但也从一侧面表达了秦王一定的音乐修养，秦汉之际著下的《燕丹子》在此情节上有想象，却不可能全属无稽。通音律的秦始皇听出了什么了吗？那隐藏很深却不可能不颤动于筑之击中的恨与复仇。这是史的空白，是只能凭猜测的，然而击筑的目的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忘。
于是有了那相近的一幕。
稍益近之，高渐高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扑秦皇帝，不中。于是遵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史记》的这段记述较《燕策》详细些，然而也是简略。
那个叫嬴政的人还活着，却连自己的诸侯都不敢接近；荆轲却在死后，终等得了他的朋友。
这是公元前227年至公元前211年的事，然而却不断为此后的各时代所传颂，这种现象，仅只是对一历史事件的复述的习惯吗？那讲述的热情里面又仅只是对一种公认的不畏强暴敢于入不测之强秦的侠士的感念吗？荆轲明明早已看出了失败。所以他笑，他用笑去赢得意义。而荆轲的二次笑也呼应了田光的一笑——在太子丹踌躇谋刺之事而有求于田光寻荆轲又叮嘱田光本人勿泄的慌乱里，田光“俯而笑曰：‘诺’！”——总有一诺千金的成份，哪怕深知事不成的结局——这是司马迁都不愿承认的，却有“风萧水寒”的歌词预言在先。这三次不同场合不同处境不同人的笑，却是对那结局了然于心之上的自信，不是对一功利事实把握的自信，而是对自己用以肩负使命本身的人格自信，所以那拟料中的结果也变得无关紧要。这是历史一直在回避说的，也正是深深打动了我的，不是单纯的政治性的勇敢，或维护侠士尊严生死置于度外的高贵，它们其实都被包含在一个词汇里，很普通也很耐咀嚼，是——知其不可而为。
知其不可而为。冷到了炽热再把热化作硬的铁，西方文学中直到一千年后才产生了这样的人。堂.吉诃德这个半虚拟的形象才给西方文明里注入了这种精神。同是西班牙的作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这样评价他的祖辈塞万提斯所创造的人物，使我找到了说荆轲的一个曾一直不好表达的线索。他说，堂.吉诃德的困惑不是时代而是他自身：“梦想与体验，高贵的理想与卑贱的实在、目标的清纯与不能达到的作为的不安”，堂.吉诃德的战场不是现世而是灵魂，“他的灵魂挣扎着想使‘中古世纪’从‘文艺复兴’的扩展当中保存下来”（〔西〕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上海文学杂志社1986年版）。面对历史发展的大的方向与趋势，荆轲的一刺是否也带有同样的光荣与荒谬呢？或者他早已看破，那英勇不屈与桀骜不驯包含着的不可为而为，其实就是为了一诺的收回，只是这收回的形式是以生命为抵押，这一点，荆轲何尝不看得透，所以那两个笑，显示着从容，赴死的决意已定，谁还能再掳去他不迫的自由。由此，他超过了那个举事的叫丹的太子，也胜了那个后来称帝的嬴政。
然而有一点也是必须提到的。
荆轲在答应太子丹时，便提出了两个条件，也是他向太子丹要的两样东西，一是樊将军首级，一是燕督亢地图，作为刺杀行动的一部分，丹满足了他，并附加了不可缺的行刺工具——徐夫人匕首，还有一个名叫秦舞阳的副手；关于首级与地图，却让人自然联想到《搜神记.三王墓》中的类似叙述，那无名侠向赤索要的也是两样相类的东西——一是赤的头，一是赤的剑，上文引述的《铸剑》中黑色人主动要替赤报父仇而向赤索要也是这两件物什，只是那是为杀楚王备下的。而且在刺客提出这两样东西时，尤其是那头颅，无论是赤，还是樊于期，两人同是一样地毫不迟疑。据早于《史记》的《战国策》载，樊于期听了荆轲的刺秦计划并要以自己的头为觐见秦王的条件时，是“偏袒扼腕而进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乃今得闯教！’遂自刭。”据源于《三王墓》的鲁迅先生《铸剑》里讲，面对剑与头——那黑色人的要求，眉间尺也表现出同样的果决，“暗中的声音刚刚停止，眉间尺便举手向肩头抽取青色的剑，顺手从后项窝向前一削，头颅坠在地面的青苔上，一面将剑交给黑色人。”比照“荆轲刺秦王”这段战国史实与《三王墓》这段晋代人所撰的志异故事会得出相当有意思的结论，不仅是情节细节的相似，连丹和赤这样人物的名字都有暗合，而且往下大胆地推话，晚于《史记》几百年更晚于《燕丹子》的晋代志异作品很大成份就脱胎于战国时的真人其事，只不过用了与那一时代精神相叠的神秘方式，更隐晦地表达，把传说与事实搅在一起，省略了那仇人与复仇者真正的身份，更省了那加入其中以报不平为能事的侠的名字，晋代用这种特别的方式保留和记念着它的前代，以扭曲的浪漫祭奠着战国挥洒的浪漫，并将那已然不可改变的史实——那场刺杀行动的失败、荆轲未完成使命的死——改写为无名侠士与楚王的同归于尽，三王之头在鼎中腾翻厮咬，这种想象力中该寄寓着多少因史的遗恨所生的浪漫，这种文学式的翻写对史的修补又寄寓了多少人对侠正义不死的理念，侠的理念化将具体的一个荆轲事件或是整个的战国之侠士精神包容了进去。几千年，自有了文字所造出的文学以来，中国的书写者一直在完成着这样的抽象。在以这种抽象，一点点地养着他所生身的时代里的那些极为罕见的珍贵的“骨髓”。
时隔两千二百一十五年之后，公元1988年的5—7月间，那个春夏之际的夜间写下的四篇短文是不该为研究隔过的；这四篇文章是：《渡夜海记》（1988.5），《静夜功课》（1988.7，《芳草野草》（1988.7），《悼易水》（1988.7）。这四篇文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张承志。这四篇短文中都提到了《史记》刺客一节，提到了鲁迅，还有面对世上的这一种文本墨书阅读着的自己：“近日爱读两部书，一是《史记.刺客列传》，一是《野草》。暗里其坐，好像在复习功课。黑暗正中，只感到黑分十色，暗有三重，心中十分丰富。”触着高渐离故事的硬硬边缘，如墨的清黑涤过心肺的时分，“古之上子奏雅乐而行刺，选的是一种美丽的武道：近之士干咯热血而著书，上的屉种壮烈的文途”的感念，是那他所深爱的“肩不的黑暗”么？清冽微黑、销肠伤骨的易水在北中国的萧条刚硬里如一道分界，少年时的膜拜到重读《史记》中对“血勇——脉勇——骨勇——神勇”的一条注释的理解之间，那对古人的对于勇者的八小八分、透骨及髓的体味仍未被时间掠去浓咸。在“士之愤怒”与“布衣之节”的承继里，张对野草芳草也有了重新的划分——是对鲁迅先生野草般苍凉心境的深悟还有视心中洁癖为宿命的习惯，“我想它存在、我希望它存在，所以它存在了——写多了芳草是冥冥中我得到的一种正道”。所以那出发点是被市人常嘲笑的梦，所以那几个字其实是对先生的另一角度的继承：
只承认不在的芳草。
所以三年之后，会有意犹未尽再次续上这个话题的三篇长文：《致先生书》、《清洁的精神》、《击筑的眉问尺》。时间是1991至1994年。
《致先生书》重提《野草》与《故事新编》，重提特指鲁迅的“先牛”的血性激烈与“激烈之中有一种类病的忧郁的执倔”，以及血缘，以及那几近于“近主的宗教誓辞”的《野草》序文，还有他对“反复成为我们心灵的敌手的”吃人之孔孟之道的反叛的呐喊，面对学术界艺术界中隐晦的暗藏贬义的来自艺术与政治关系的文学提问，张文无疑是一篇为鲁迅文学乃至人学地位的辩护书。然引我兴致的是那些延伸，在谈到《故事新编》时，张说于先生死年出版的这部书在读之时有一种生理的感觉，它决不是愉快的，是不寒而栗，也是触目惊心，“先生很久以前就已经向‘古代’求索，尤其向春秋战国那中国的大时代强求”，更引人重视的是他引出丁一个对现时代而言异常重大的命题，是再明确不过地指涉人格的——
中国需要公元前后那大时代的、刚刚混血所以新鲜的“士”；需要侠气、热血、极致。
这种极致的正气的美在距此话写下两年后的《清洁的精神》中终得到了梳理。
从汉字“洁”和它的最好注释许由洗耳的河南登封王城岗箕山开始，本质、传统、文学的真实、对世界的重新体、证搅绕在一起，是“洁的意识被义、信、耻、殉等林立的文化所簇拥，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使中国人长久地自尊而有力”这样一种人格认识。对《史记.刺客列传》这篇中国古代散文之最的精神解读就基于这样种认识。司马迁叙述的从曹沫到荆轲的中国烈士传统已不需复述，让人着迷的是张文对司文中壮士来去周期的意味深长的强调，曹沫之后，是“其后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从专诸到他的继承者之间，周期是七十年”；“周期一时变得短促，四十余年后，一个叫深井里的地方，出现了勇士聂政”；“二百余年后，美名震撼世界的英雄荆轲诞生了”；这种颇有深意的叙述，并不只是对司马迁的敬仰和对那个大时代里的侠士的崇慕，正如对鲁迅的复读不只是局限于文本一样，所以才会有那样的理解冲口而出——“在《史记》已经留下了那样不可超越的奇笔之后，鲁迅居然仍不放弃，仍写出了眉间尺。鲁迅做的这件事值得注意。”所以以下的结论定源于诸上认识的累积：“一诺千金，以命承诺，舍身取义，义不容辞——这些中国文明中的有力的格言，都是经过了志士的鲜血浇灌以后，才如同淬火之后的铁，如同沉水之后的石一样，铸人了中国的精神。”这恐怕是现代最近的写侠之骨髓的文字了，虽然通篇没有用“侠”去界定它。
一年后的《击筑的眉间尺》可视作《清洁的精神》的补白。1994年夏天长沙西汉大墓中出土的古乐器——筑，一共三件，都已残断；面对它让张承志再度想到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和鲁迅《故事新编.眉间尺》，钩沉古史并非闲来无事不然不会有那种堵噎：“感触如割如痛，其原因，或许仅仅在于音乐与刺杀，这难以协调的二者之间。不知为什么在古代，乐如兵，人如文。不知究竟是高渐离看中了此种如兵的乐器，才成为音乐家——还是筑为了高渐离这样的勇士，才衍变成这种激烈的形状。”
筑身窄长，筑颈呈三角形。可以看见，以前曾有五根弦：一根压三角顶棱，两根贴看左侧的斜面，另两根顺着右倒斜面。五根弦，分在徵、羽、官、商、角；两侧的筑弦被扼住后，又分别变成羽、变官、官、角、变徵五声。
筑的妻法，是以左手拓住细细的筑颈，五根弦围细颈，绷紧又弹开。奏者在筑弦张弛之间，用右手持弓击之。可以想象，如此奏出的筑曲不易轻浮灵巧，它定浊重铿锵，喑哑古拙。
而今这般乐音，易水之上，不复再有。
那使上皆垂泪涕泣的“变徵之声”，使士皆泣瞋目、发尽上指冠的慷慨“羽声”也只存在于抚读中的想象里。它们，是在等待着一双与它的乐器——筑相匹配的手和与那于的主人所拥有的与音乐相称的灵魂么？同样被选择的，还有千载难逢的机缘与处境。
无论引证或研究，这种乐人一致的探问何尝不是肯定，有鲁迅可读，有印证了神话同时也加固了信仰的考古，一个人、文统一的念想是会渐渐长成的，如同那早几年产生了的句式——我想，我希望，所以它存在了。
不仅如此。
张承志完成的不仅是古事钩沉里的对文化血液的抽丝，渐次显明的织绵意图使侠这一汉化概念得以全新的延展，这是前人未及做的，他看重的是名字、称谓、符号后的精神意义，作为一种联系，他找到了另一种坐标，从返身历史的纵向寻找到在此间的对某种传统历史意之外的心灵、民族的横向参照，都是在一个主题下的集聚。
所以有《西省暗杀考》。
和其中只在“圣”的空间里求存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