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所有的语言已无法承载他的思想时，悉达多请求旧友吻他的额头，那一瞬时，迦文达在悉达多的面孔上看到的是一长串川流不息成百上千的面孔，出现、消失、更新；一条濒死的鱼的面孔，一个初生婴儿的面孔，一个谋杀者杀人与被处决的两种面孔，男人与女人赤裸的身体，横卧的尸体和许多动物的头——全都纠缠在爱、恨、毁灭、再生的关系里，既静止又流动，铺开在一层玻璃般的薄冰或水的面具上面——那是悉达多的脸，那脸上是只有俯瞰与亲历了这一切的人才有的半优雅半嘲弄的微笑。
生活中没有真实，毋宁死。
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障碍可归结为下列几点。我担心的是，教会是作为社会事物而存在的。薇依说过这样的话。
成为自己，很多时候往往是命运相抵。只是这个，从“我们”中分离出来的“我”教她（他）这么做。教这些只拿生命实现本真的人，看破借了种种团体、主义，或者别个对个人选择的掠夺，爱自由而又要在这得来不易的自由里建立个体信仰的房屋，薇依才会下矿井，收庄稼，才于此之上进行一种新的哲学玄思，也许，宗教到一定境界，在个人身上终是相通，正如“佛的每一‘相好’，都能生出无限光明”。
1943年，二战间，结核病中的薇依选择了饥饿，她要与法国人一起挨饿，她绝食，直至饿死。
如果我有多次生命，我将把其中之一献给你们。可是我只有一条生命，而这条生命，我该它处。20世纪结束的时候，曾写过一篇题为《安娜的血》的文章，发表时，编者删节了我最想说的话。
不妨记在这里：
十多年前，我在读研究生，一天，一位女学者找了我去，其时她正从事妇女史馆筹建，想请我参与，具体到与女性相关的艺术比如服饰刺绣等民间文化中的女性作用的学术研究，她说这些工作太需要有悟性学问的知识女性去做，才不致将历史扭曲了，而且，作为个人也不致被庞大的男权文化所吞噬，对付他们的方法只能是另辟路径，才不致被埋没。是的，我承认，这一工作之必需，而她的焦急的心我也了解的，后一点也是极大的诱惑，难道有人愿意既从事了本就寂寞的学术也还能忍受被埋没的寂寞吗？却犹豫，那么，对于女性精神解放的大题你也犹豫吗？连最民间的女性都在历史上做出了艺术的贡献却被历史文本视而不见，作为一个比众数的她们可以赢得发言权的知识女性你有嘴能言有口能辩怎么反倒选择缄默呢？难道你在潜意识里并不是和她们站在一起幅反却是想望凭储了必识理性丽跻身哥男性传统中去吗？这是一边听着她的理想一边在心底发出的一连串自问，此前这问题与我相距遥远，那天它追上了我。是的，都对。然而，内心却是——不！抬头来，眼前的一切清晰了，激动与平静对峙着，那声音更强了，响着，只我听得见那反叛，不。其时女权主义思想在中国方兴未艾，这面20世纪60年代英美法乃至欧美大陆席卷之旗在80年代中国尚处由潜至显的学问递进中。女性、女权之文学与社会学以致文化意义的理论之覆盖就是现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也不为过时，它的强劲之势在几年内就能造就一派新论一批新人，理论与作家实践层出不穷，显学之势于今日已无可质疑。据我所知，几乎没有人能拒绝掉这一滚滚潮流，尤其女性，长期以来历史的压抑与散兵游勇状态，迫使她们亲近于对于一种解决难疑发泄郁闷的强有力的组织与理论，20世纪末知识女性群的崛起使这一需要更其迫切。如果有一种理论，能够一劳永逸地视为保护，更能作为反叛男权的武器，这种反守为攻的阵地谁人不希冀呢？它的另一优势还在易守难攻，她们眼中已然男权化了的男性在这一阵地几乎根本失去了反抗的可能，体无完肤头破血流丢盔卸甲的结局等着他们。他们今天算是碰到硬骨头了，倒好像我说话的口气是一个男子，我无法掩饰我对女性女权主义的隐隐排斥，虽然十年前我未能说出想透。又八年后，一位向以硬汉文学形象著称的作家约访，几位朋友一起，然而那讲话的口气行走的姿态却惹人眼熟，一样负气自信，对于自己的话言之凿凿，并不是在交换思想，平等静穆地听与说之间，倒好像是推荐推销（恕我直言所感）着一种只他认为成立的真理与观念，虽然那场谈话并未涉及男权，但却有一种似曾相识让人不舒服的强霸之气。奇怪，这一点倒相同，坐在这样人面前，你已被先定地认定为一个听者，而不是说者。这个听者有着必须的受众的角色承担，就是说，坐在他（她）面前的你，已被先验认定为他（她）意识的接受者，是他（她）在说，在这个说者面前的你，是一个智识思想情感情绪都略低一些的听者受众，而他（她）则是一个布道启蒙家。他（她）需要你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思想的人，而是顺从。那一瞬间，倒叫我看清了一个事实，不管男或女，何等的极端，那里面，有自身的自由自信对在场者的尊重敬意的掠夺，也许言重了，或者这么说，这一细节构建的姿态里有一种何其相似的东西，而它们竟发生在被称为两个阵营的头脑身上，煞有意味，长期来我抓不住那个令我对女性理论背过身去的东西，如今，它闪了一下，推至面前。
权力，默然代替权利的一瞬，便现出与可爱相异的可怖来。
躲不开的，我必须说。面前一份2000年4月12目的《中华读书报》头版醒目位置打出《“女性主义”文学再度弓l起争议》的标题，如今它赫然已成流行文化的一种，身为女性，如若不在这一帜下身先士卒，不管你从事哪种写作——评论还是小说，不管你在这写作里倾向的是何种内容——现象分析、文化描述或是人格思想，你就多多少少有些不正常，自己也觉得别扭似的，因为连男性学人在若干会上也一律拿你只作学术性别看的，要想出名，与众不同吗？如今的“众”，可是男人，那么做回女人，强调身份？还是管它出名不出名，只是本心而动？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的私人叙事由理论界评论界到大众阅读未可绕过地取得了写作中的正宗地位，此项权力以及所伴的媒体成绩可谓该写进女性进步史中去的一笔。然而同为女性，捉笔评论，却未着一字呼应之，当然可以从自己并非女性主义论者找原因，却也少见女。权理论者的评定文字，虽然，20世纪80、90年代的女权主义至女性主义的进程中卷进了几乎全数女性论者，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外国文学研究转向女性文学女性理论研究的朱虹、李小江，80年代末先行一步的孟悦、戴锦华，90年代初放弃了社会历史视点转而治女性文学的刘思谦，“她”换作了“她们”，20世纪90年代后期，“她们”在以一种方法声音说话——这一现象值得文化论者研究，然而“她们”似乎同时保留着自己对比之更其庞大而且在写作中渐次权威起来的女性主义写作群体——这一个“她们”的沉默权力，我少见其述作与评语，往往后者“她们”的读者与支持者并不是前者的“她们”，当然也正是作家的“她们”读了或听了学者的“她们”的译介或发扬光大之的理论才有了如火如荼的发展，怎么倒是这一实践的倡导者不发一言——这一现象文化论者可作续论。倒是我，还没被裹挟了去。那个“不”字踉跄了一下，却终果决坚定。
我必须把我的排斥说出来。原因如下：一是女性主义观念中恒定的宽窄，视野小到了性别，而似乎自觉于一种方法论，自愿将自我的感知限定于女性视角，同时扔掉了更广更多的对象物及对它们的解释权——这是不是又一个误区？只是这回不是由男权圈定却是由女性自己的理论框囿的，所以获得了立场，但失去了眼光。第二，更重要的是对“战争”、争斗、硝烟、对立的简单化二元思维方式的反感，非此即彼的两极化统摄的理论在我已产生了怀疑与不信，宁愿选择文本与事实的分析，从作品史料事实的细部出发，解析体味，而不愿将所有的对物、人、事、史的思想全数交给某一种全能全知解决一切的理论，因为没有这种理论，正如没有无限的真理一样，我的理想理论是浸润的、渗透的，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而不是口号式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不是打仗要有首领，而且必须是理性、公平、善意，可以不忠实于性别，但必须虔敬于事实——这个原则是以事实为出发点的，而非以一种自认可以涵盖一切的理论，我不相信这世上有此终极的理论，可以只在史实的基础上得出真理而将之放在当代任何人事上都放之一切而皆准。还有第三，我认为将多元流变之万物用一种定型了的理论去剪裁一是悖谬，二是某种程度在扼杀自我的创造力，作为女性更其如此，且不说她的感觉之复杂与丰富优秀到男人莫能比，更何况依女权观点男人正是戕害其感觉能力与创造能力的主要来源，困厄情势下，女性又何来抑制它呢，而且，是用一种反其道而行的兵刃。正理解于此，我才如是，不选择一种恒定的理论去套流动变化的物事，不生吞活剥地剪刈它，也不使个人无限潜能的创造屈从于一种已经成型的理论——不管它初创期有着多么人道合理的进步性，而保留自我主体对于万物的敬畏之心，使那感知与创造始终处于开放的状态，并不为一种真理所遮蔽。还有，对无论以男性中心还是女性中心批评模式的放弃，实乃对“中心”本身的放弃，“以……中心”之形成即是对事实作品的无所忌讳，尊重更是奢谈，是观念先入为主式的立场，有色眼光所及处，极易形成对文学文本的删改，潜流的理论在文学实践面前如若不能谦逊地保持自己的潜流状态而在显学之势中自负到可以解释解决一切问题甚至包括生命本身的依托问题，那么，促成这种想法的理论不是主体的天真，就是理论本身存在着霸权倾向。而一旦霸权成型，那么，这个理论（哪怕它开始是以反霸权作为起步思想的）终结之日就不远了。所以，这里，还有对标签法的拒绝，对“对立”和“权力”的排斥。
曾将自己对女权理论的隐忧私下示人，并未条分缕析，却想要个答案，听者片刻迟疑，说，原因大约是你的心理结构仍然是寻求温情回忆式的，不是暴力对立复仇式的。以原型心态结构分析个人在集体无意识中的接受向度固然不失为一种解释，但实在尚有原因，如上剖白。
由此，从理论，还是从内心，本心而动，还是从潮而行，这个界线，竟成当代理论家面临的一个自我问题，常常，这个问题是看不见的，而且更多时候，似乎也少有人去关心这个理论家的个体自我意志问题。它常常也是藏在众数的理论选择后面，藏在实用性乃至功利性后面，以为与生命相关，其实，即便女性理论本身，也是离女性个人不近的东西——当女性被作为个性而非群性视待时候。
但是女性往往不免于被做群性的视待。20世纪中国文学一百年来的女性形象，检索起来，存在两种被动，一种被动在男性笔下，图腾与禁忌之识，人物的被动性在脸谱——角色化；图腾式的“母亲”形象与祸水式的“妖姬”形象所表征的女性不仅划开了善恶之经纬——哪怕简单到图解地步，也将个人物置于某一理念的符号化境地，所以无论善、恶，人物的“被塑”性到了可以理念标本抹杀血肉性格的地步，虽少有兼有二者复杂性格的繁漪式人物，但大多现场化平面化结局化，性格是给予设定的，它已然成型。至于女性的内心，多不深入介入，看不出变化，纵有演进，也多单向、线性，男性作家致力于树立一种理想形象，而使模式化了的女性人物心灵的丰厚性、复杂性被简化、剪裁掉了，人物成了戴面具、脸谱的角色人，心灵性是谈不上的，这可能就是中国小说关涉女性人物时多为伦理层面的原因。第二种被动绕不过女性，图腾禁忌化为内里，人物的被动性在依附——封闭性。讲独立往往在对立层面上讲，实情如此，无法超拔，然其中的“依附”（因对立之独立的心灵建立原则本身就悖论于独立性）也显明可见，由于有了“男权”这一庞大背景，传统理论的文化论证形成的观念对立面不仅止步于女权主义思想，更影响到女性形象，知识女性有内心在纸墨间类近痉挛的表现为证。文学史上看比较明显，启蒙、救亡大题在20世纪前半叶位置决定了民族叙事作为囊括，女性解放挟入其中，处于文化新乌托邦建立一必备因子却又时时处处让位于大主题大叙事，置于大题下的一个内容而常常是大题之中忽略不计的尴尬位置，20世纪40年代后中国女性心灵探索主题断裂以白薇“写自我”的自传式文学终结和丁玲“写社会”的他传式创作开始，至此，女性的心灵探索边缘化而女性的社会化自我成为庞大的声音，这里女性形象也随之固化为两种，一是“被迫害者”，这一形象成为中国妇女的经典文学形象，另一种是“男性化了的女性”，有了些反传统反经典的“叛逆”色彩，然而大大异化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女性作为自我仍然是封闭的。这后一种形象，倒为以后女性文学的女性形象提供了再次“反动”的“叛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