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可怜巴巴地倒起了满肚子的苦水。这里有纠缠不清的“猫匿”。季达当然清楚——清楚——其实只能说是某种“感觉”。谁也抓不着更具体一些的把柄，一切都混混沌沌，象一锅搅进沙土的浆糊。再说，汪厂长并不是派他来管“纪律检查”的，而是让他来突击施工的。此刻，令他生厌的是刘志那种阿谀的言辞和神态。这小子！你看他在自己身后，连呼吸声都是小心翼翼的。如果在早先，他会掀着大鼻孔哈哈地笑着拿任何人打趣——当然领导除外。
旷野的晨风从左侧吹来，季达不由得把头转到迎风的方向，好以此躲避刘志那小心翼翼的呼吸声。
正是此时，传达室的老头在厂房门口用半导体扩音器喊起来：“喂，季达——厂部电话！”
他去接电话时，路过那个准备新盖的车间的地基，木工们正挖地基。那个坑已经挖得有一人深了。他走上那堆被翻上来的松松的土岗。大坑里，只有一个人在拼命地干，其他人都拄着铁锨扎堆闲聊，抽烟。这个人……是个女的，她头上包着三角纱巾，用力地铲起一锨土，扬出去。上边的土岗已经很高，她扬上一锨，那土又稀稀拉拉地滚回半锨。于是她更用力地挥动臂膀。她背朝着他。但是季达一眼就认出她：那是陶润。她当壮工来了。
五
电话里，汪厂长让他去厂部一趟。
从新厂房到厂部，骑自行车需要二十分钟。城外新建筑群林立，整洁又漂亮。高高的钻天杨守候在马路两旁。如茵的绿草在土便道上自由生长。蝉鸣也显得悦耳脆亮。可是一过了幸福大街的铁路高架桥，就是另一番景象了：陈旧低矮的灰色瓦房顶上茅草丛生。墙皮剥落，斑斑驳驳象枯干衰落的叶子。一下大雨，所有的门前都泥泞难行。男孩子们大呼小叫地踏着污水打石子仗。无线电的戏曲播音和立体声录音机的流行歌曲，似乎在比赛音调高低。
印刷厂的厂部就被这样一群低矮的民房包围着。八年前，它也是由这些又低又矮的灰色房屋组成。后来，大概是被现代化的步伐感染了，厂部的头头们觉得应当盖一栋办公楼，这才拆了旧房，雇请临时工盖起这栋三层小楼。但还没到交活，干部们便争先恐后搬进去办公了。因此，直到如今，小楼的外墙上高高低低地布满了没堵上的脚手架孔眼。后来，三层楼的房间不够用，就又在楼顶擦边盖了间小房，象个炮楼似的兀然孤立在那里。下三层楼用灰砖盖的，冒顶那间用红砖搭的。远远看去十分好笑。从此被工人将这办公楼称作“炮楼”。那些“枪眼”被称作“瞭望孔”。
季达登上三楼，刚要敲厂长室的门，臂上戴着“督察”红箍的大胖子钱犁从里面走出来。他脸涨得通红，显然刚被训斥了一顿。汪厂长的声音从他身后传出来：
“越抓劳动纪律，越松松垮垮，比没抓的时候还要散漫，要你是干什么使的？亏你还戴个‘红箍’呢！”
他无论训斥什么人，都脸一搭拉，眼睛盯着文件或报表一类的东西，象训斥他儿子一样训斥起来！“督察”——“红箍”！检查劳动纪律、动不动掏出罚款条例——这类以惩罚为主的管理方式，在管理史上早被淘汰了，可在这儿却十分风行！季达提过多少次了，但没人理睬他。
看到季达，汪厂长冷冰冰的脸孔略微解冻了一点。但没彻底解冻的冰面既肮脏又坑洼，更使人心里不舒服。
“坐吧。”汪厂长偏了偏头，然后来来去去地在屋里踱步。季达静静地坐着。不到万不得已，他决不先和这位领导打招呼。
“你想她。这心思你从来没透露过。”他说话的语调由庄重低沉，转为亲昵轻松。“昨晚汪雍电话告诉我，第十一个又吹了。哼，有意思，我只好让你看看这个——”
他从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个大牛皮纸信封。
信封的落款是《××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取出信瓤，嚯，好熟悉的字体！怎么，是陶润写的上告信？这么说，信又转回到汪玉春手中！季达看了汪厂长一眼，他正带着如来佛掌握着孙悟空般的神情，双手交叉着放在肚皮上。
她上告了这些事情：厂长不想方设法提高印刷质量，降低成本，以广开活源，却用不正当的吃吃喝喝的手段，召集订货单位，召开订货会议。钱没少花，却只订了一个来月的活计。她还谈到领导不关心职工生活。塑印车间是带毒作业，但厂领导却从不公布职工白血球数字，发现有病变的，就调走。没病变的就不管不问。她也谈了新建厂房的超支和几次易手包工队……她在里面这样勾勒出汪厂长的形象：专门从废纸车里捡拾报废的纸张和塑料口袋。钻来钻去地在犄角旮旯里找寻抽烟的工人。以至工人管他叫“炱哄”厂长。意思是没真本事，只会起哄乱搞的人……
没错。这是她，陶润。她一向桀傲不驯，就爱给领导提意见。此份“上告信”，没抓住厂长违法乱纪的任何事实，只是把若干已成积习、司空见惯、普遍存在的管理水平低劣的只鳞片爪事例，罗列起来。当然，放到任何一个部门，也难以处理。她象唐吉诃德似的向风车挑战。其结果，信件转回本单位。她呢，只好在不知不觉中又被“发落”。
“你看怎么办？”汪厂长盯着季达问。
“你是在给我打预防针？怕我和她……”
“沆瀣一气！”汪厂长象开玩笑似的说。
季达于是明白了：他吩咐他女儿给自己介绍对象，在没成功之后迫不及待地叫他来看这封信……就是怕自己再度和她往来？嘿，他怕她！可不，一个普通女工，什么错误也不犯，劳动出色，一遇到不合理的事情就要指手划脚地评判一番。没哪个领导不对这种人气恼心烦！
“你说说，怎么办？”厂长又问。
“我还回我的木工班。”季达回避他问的那方面问题，只是往工地上扯。“一边指挥全局，一边当个木匠。您看，木工现在已成全局中关键的关键。他们必须迅速支起合子板，好使进口设备有能安放和正常运转的车间。如果木工完不成任务，按期搬迁就成问题。”
“嗯。很好。”他心不在焉地说，“你见到陶润可以告诉她：她也该成个家了，到结婚年龄了嘛。”
六
很难想象，象陶润这样文弱的姑娘会有这样的性格！
那是天安门事件的第二天。当时的市革委会下令，让各个工厂的基干民兵手持棍棒，集中在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官里待命出击。汪厂长下令基干民兵集合的时候，季达正在木工房里作机器垫板。
钱犁来叫他：“季达，队伍集合了。”
季达只是推刨子。
“就等你啦！”
季达仍然理也不理。干嘛要去？每天，人们到工厂来的第一件事，不就是交换广场上的消息、兴奋地背出各种各样的诗词吗？今天怎么啦？！难道都要摇身一变，变出另一副嘴脸吗？咱季达可不当这号人！
“汪厂长叫你一定得去啊！”
“告诉他，我没空。”
“这是政治任务！重大政治任务！”
“扯蛋！”季达小声嘀咕着，还吐了口痰。
然而钱犁还是听见了：“你说什么？”
季达克制着厌恶对他说：“你去找汪玉春汇报吧，我不去！”
接下去就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大松树杈之间挂着各式各样的帐篷。手持棍棒的“工人民兵”走来走去。在大树下，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无声地打着扑克、下着棋。昔日充满欢笑的公园，笼罩着阴郁、低沉的阴云。
是一辆装着面包、油饼、豆浆的小蹦蹦车把季达押往文化宫的，他被揪来“坐飞机”、被低低地按下头。他不服，倔强地抬起头，被汪玉春揪住头发按下去。在汪玉春伸手抓他头发那瞬间，他看见他手上沾满铁锈。他马上涌起一股强烈的憎恨：妈的！这小子拿根生锈的铁棍！
首先跳出来发言的是刘志。他挥动拳头跳着脚，口中喷射着空洞，激烈的词句：“……阶级敌人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心脏猖狂跳梁！他们损害我们伟大祖国的纯洁声誉，用一支支毒箭攻击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们胆敢为邓小平翻案，攻击我们最伟大的旗手……”
人们用冷漠的目光看着他频频挥拳、唾沫星子乱溅的丑态。突然，他猛地跳到季达身旁，咬着牙擂鼓般地猛捶季达的头和背。他口中还反复念叨着一句话：“不回击右倾翻案风，就是翻案复辟之徒！不回击……”
突然，透过迷蒙的汗水，季达发现坐在地上的工人们的腿脚不规则地运动起来。在他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尖锐的声音响起来：
“你怎么打人哪！你……起开！我发言！”
是她，陶润！骚乱的会场静了下来。
“清明节，这是我们纪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日子。对周总理的怀念，更是我们工人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权利被剥夺了。想想吧，在没到这里之前，或者在回家之后，我们说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可一到这里，我们为什么判若两人？难道我们就这样变来变去？我们为什么不能象季达一样，做个心口一致的人？！我呼吁……”
她的话被打断了。是刘志猛地窜到她背后，捂住了她的嘴。她猛地扒下他的手，想咬，却没咬到，在又急又恨中，她朝刘志脸上啐了一口。会场乱了，全乱了……
批判对象又多了一个。季达侧头看了她一眼，她正在几个人的手臂中挣扎，寒冷的春风正掀动她苍白面庞上飘动的黑发……
七
工地上一片嘈杂。十点钟了，正是工间休息时分。可谁又知道他们闲聊，打闹了多长时间？反正他也没在场，歇着吧！哼！这帮人！季达走向更衣室去换工作服。
更衣室是用木板钉起来的。男女更衣室由一层糊住缝隙的木板隔开。糊缝的纸不知是被人撕的，还是由于门的开关震的，从这些缝里能影影绰绰看到换衣服的人的身影。
隔壁两个女工在对话：
“嘿，三女婿到工地来了。”
“看见了。当木匠。陶润也给调来了，当壮工。”
“快有‘戏’了！”
“三女婿”，这无疑是指他。人对别人谈论自己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三”，他是第三副厂长；“三”，汪雍是汪玉春的三闺女；她总帮助他介绍对象……工人们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汪雍不是本厂职工，她在某个自谋生计的待业青年点里当采购——这当然要有她爸爸撑腰。嘿，工厂里的工人什么不知道！是数千只眼睛盯着少数几个头头啊！是数千只耳朵听着几个人的传闻啊！他们自有可靠的消息来源，但其中也不乏捕风捉影的事儿。“三女婿”！叫就叫吧。他只有装不知道，这是省却很多笑话的唯一途径。
这个经验来自本厂。也是来自陶润。应该说，那是她命运转折的重要时刻。“四人帮”倒台了。他们两人成为本厂的“英雄”。所有过去批斗过他们的人都来赔礼道歉。汪厂长到处检查，在一些场合还要免不了落几滴老泪。他很快过了关。谁会认为基层领导负有什么责任？当时，季达和陶润以锐不可当之势，给领导班子提出很多意见。主要观点是：旧领导班子已经不适应新的建设形势，管理方法陈旧，工人愤懑不满。厂长汪玉春谦卑地接受一切意见。并且表示，要提拔这两个有“政治头脑”的青年人。最开始，他重点提拔陶润，带着她参加各种会议，参与工厂的管理，带着她出差。事情就发生在出差上。汪厂长带着她和一名搞技术革新的姓王的姑娘一起去杭州出差。在杭州办了几天事之后，厂长吩咐陶润和王技术员一齐去上海取货。但临行前，王技术员突然说不舒服，陶润只好一人去了。回来后，旅馆服务员问陶润：那两个姓汪的是一家吗？一家？陶润愣了，怎么会是一家呢？服务员莫测高深地笑了笑。陶润回厂子之后，工人们自然围住她问出差见闻。陶润没在意地聊出了这一段事情。于是，全厂沸沸扬扬。终于，汪玉春招架不住了，让一个书记出面，在全厂大会上澄清：汪厂长和王技术员没有生活问题。会场下面的工人乐不可支——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件事一直是工人之中流传的笑谈。不久，王技术员无声无息地调走了，陶润从此也在厂部里销声匿迹。汪厂长开始重点“培养”季达了。
“三女婿”，哼，真可笑。叫吧。你们别指望我会挺身而出，澄清说：我不是三女婿！“有戏！”哼，你们等着吧！一切都会是平淡的。就象一丝微风掠过水面那样平淡，就象星星在凌晨消逝一样无奇！季达走到木工工作面——那个已经挖好的地基坑前。
木工们正围着一个大铅铊嘻嘻哈哈地逗闹。
陶润把一根手指高高举过众人头顶：“听我说，谁要是能单手拎起这家伙，咱们合伙请他一顿！”
那个铅铊是本厂铸字车间，把废铅聚到一起熔化后搞成这个样子的。铅铊中间插了根带铁环的铁棍，原准备当夯使。但铸成之后，竟没一组砸夯工人能连续砸上五下。于是就扔在一边，成为争强好胜的人比试力气的玩艺儿。
“快，谁来拎？”陶润叫起来。
有几个人看到季达在坑道口出现了，立即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散开，去找活干。他们害怕扣罚奖金。本厂经济处罚条例七条七款规定得十分明确：“工作时间消极怠工或无理取闹的”要给予六元至八元的处罚。
李玉满，木工里爱逞强的汉子，把工作服一脱，露出他那身又瘦又硬朗的身子骨，露出臂膀上的纹身。他走着八卦运气，抖动着臂膀，让那条衔着斧和锛的青龙随着肌肉颤动起来。但他连拎三下，还是没拎起来。他脸涨成猪肝色，却只引起哄笑。
“李老师傅，人过四十天过午，您吹灯拔蜡了。”
“那膀子力气都在家扛私活了吧？”
“算了吧，还是看看咱们季哥们儿的吧！”
他们招呼季达。想以此来缓和一下季达对他们的不满！这帮狡猾的家伙！季达仍绷着脸：“干嘛？！拉我下水？你们违反劳动纪律还要拉我陪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