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相信一句俗话：天无绝人之路。很多情况下，也确实如此。
李商隐一家尽管无依无靠，最终还是在郑州荥阳安顿下来了，并且从此在这里落籍生根，凭借祖父李俌在此留下的一点基础艰难度日。
李商隐在《祭裴氏姊文》中叙过父死归葬之事后，继续写道：“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乃占数东甸，佣书贩舂。日就月将，渐立门构。……”那意思是说，等到为父亲服丧期满，脱了孝服，最要紧的便是寻找生路来奉养母亲（其实还包括养活弟妹），于是正式在郑州荥阳占籍，有一段时间只能靠为人抄写文书或舂米稗贩（概指体力劳动）来挣钱养家，可想而知一家人过的是怎样清寒贫苦的生活。
尚未成年的李商隐就这样以柔嫩的肩膀撑持起衰微孤弱的门户，慢慢地为李家恢复着元气。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是古往今来的通理。艰难困苦的生活并没有压垮李商隐，相反，却激发了他努力奋斗的志气。像他们这样的耕读仕宦之家，努力奋斗，就是拼命用功读书。少年李商隐深深懂得，对于他来说，读书、应试、登科、入仕、为宦，是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的唯一途径。
家乡有一位五服之内关系很亲的堂叔，是个饱学的儒生，年轻时曾入过太学，见过世面，但因为性格孤傲，后来却只愿做个乡居的处士而不肯外出谋官。堂叔对五经很有研究，也非常乐意教导本家子弟。于是，商隐、羲叟，还有另一位本家兄弟李宣岳等，就成了他的学生，开始在他的指导下读起书来。
商隐在后来的文章中称这位堂叔为“处士叔”，因为他在李氏属于“处士房”这一支，本人又是个不肯为宦的处士。我们也就跟着商隐这样称呼他吧。
在李商隐的人生道路上，处士叔是对他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李商隐的性格气质中有时能依稀看到处士叔的影子，有时商隐又会因应世情而表现出与处士叔不同的某些特点。商隐与处士叔的关系发生在他人生观、世界观逐步形成的青少年时期，处士叔对商隐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要超过父亲李嗣，值得我们花费一些笔墨加以介绍。
处士叔的名字不详，但其生平与为人情况赖有李商隐《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臧李某志文状》一文，我们还能多少有些了解。
原来，处士叔和李商隐的父亲李嗣是同祖父（李叔恒）的堂兄弟，李嗣年长，所以商隐称处士为叔。李嗣之父做过邢州录事参军，处士叔的父亲则曾担任过郊社令，二人官品都是从七品，不过一个是上阶，一个是下阶而已。处士叔从小攻读《诗》《书》《礼》《易》《春秋》，十八岁时就已把这五经读通，曾凭借这个以“乡贡”身份参加过科举考试，后来还进了京师的太学，仕途前景本来是很不错的。可是，就在此时，他的父亲郊社令得了重病，不能再在长安为官，他也就遵守孝道，从太学退了学，侍奉父亲回荥阳家中休养。谁知这一来就是二十多年，郊社令固然进入风烛残年，他自己也由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一个体弱多病的中年人。这些年来，他安心居乡，从未想过外出求仕之事。父亲逝世，他更是庐于墓侧，即在坟墓旁建草庐居住以守丧。这样又过了几年，终于服丧完毕，可以重操举业了。但此时的他已经立志终身不再考虑禄仕之事，决心就以处士之身终老家乡。
处士叔孝行敦厚和心志淡泊的名声广为人知，许多佩服他学问品行的亲朋力劝他应考出仕，可他一概坚拒毫不动心。只有在学问上，他一如既往地用功，不断取得进步。对于诗书五经，他钻研得越来越深，理解得越来越透彻，前人的注解稍有不对或不到之处，他都能一眼看出，于是他根据己意别作疏解并且仔细录存下来，以备继续探讨商榷。这些《别疏》实际上便是一部部学术著作。李商隐是看到过这些《别疏》的，他认为处士叔总是从大处着眼，关注的并不是一般的章句小节，而是致力于对经典主旨的深入抉发。然而处士叔只是以学术自娱，他的五经研究虽有独到建树，却从不招摇示人。他的信条是韬光不耀、深藏不露。他对五经的别疏新解往往深奥，一般人不懂，他会拿其中较浅显的部分教授最亲近的本家子弟，但关照他们绝勿外传，哪怕传给稍远的亲戚也不行，所以外界几乎无人知道他的研究成果竟是那么丰硕高深。
在为经典写作《别疏》之外，有闲暇的时候，处士叔也创作赋、论、歌诗之类文学作品，积累起来有数百首之多。李商隐当然是有幸读到过这类作品的，他对它们的评价是“莫不鼓吹经实，根本化源，味醇道正，词古义奥”。也就是说，处士叔的文学创作在思想上与儒家经典一致，是用文学来宣扬儒教，其目的是从根本上来化民导俗，以使世风趋于清厚醇正；在艺术风格上则完全遵循儒家诗教，做到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臻中和之美；而在具体的选词造句上，则讲求古奥含蓄，排斥浅近俗陋，所以读起来是要费一些脑筋的。
最特别的一点，是处士叔“自弱冠至于梦奠，未尝一为今体诗”，就是他一辈子没写过唐代科场和文坛风行的五七言律体诗，包括排律、绝句之类。他写的都是古体诗。要知道，善写今体诗在当时可是进入官场的敲门砖啊，科举考试，文坛扬名，温卷献酬，人际交往，哪一项不需要会作近体诗啊！可是，处士叔偏偏不作，这岂不明显是反潮流吗？在文学创作上，李商隐后来虽没照处士叔的榜样做，但处士叔不同流俗、特立独行的精神显然令他印象深刻，所以在为处士所写的《志文状》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钦佩的口吻。
处士叔又是一个文字学家和书法家：“小学通石鼓篆与钟、蔡八分，正楷散隶，咸造其妙。”石鼓篆指唐初出土的石鼓文，上面文字乃史籀大篆，即秦代的篆书，是一种很古老的文字。韩愈曾作《石鼓歌》咏叹，因气势雄阔而成一代名诗。处士叔能通石鼓篆，不但可见他文字学的造诣，也表现出他对当代学术的关注。他虽然僻居乡里，但是他并不闭塞落伍。钟、蔡八分，指汉蔡邕、魏钟繇擅长的一种介于篆隶之间的书体，所谓“八分书”。正楷散隶则泛指当时通行而实用的楷书和行草书。处士叔对这些文字和书体都很精通，其文化修养之高不言而喻。李商隐的小学知识和书法根柢都深，后来也很有名气，其基础无疑是处士叔帮他打下的。
但是处士叔的脾气方正得有点古怪，在俗人眼里甚至有几分乖僻。李商隐在《志文状》里讲了两件他的逸事。
一件是处士叔常与人通信，但又不愿书迹落入人手，所以从来不肯亲自执笔，每到写信，就唤人代书，由他口授内容。这就够特别的了吧？但终有一次，他为故去的父亲追福，亲书佛经一通并且刻了石。他本以为悄悄立块碑，不会引人注意。谁知此石一立，就被人发现，一传十十传百，慕名前来摹勒拓印的人渐渐多起来。处士叔知道后，竟亲自驾一辆小车去装了那石碑，把它远远地送到一个佛寺之中，并混杂在众多的佛经刻石之中，让人再也不易找到。“其晦迹隐德，率多此类”，李商隐在讲完此事后又加了这么一句，看来处士叔为逃名养晦所做的怪事远不止这一桩。
另一件逸事还要惊人。那是在唐穆宗长庆年间，处士叔一次外出，途经徐州。当时的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使王智兴风闻他的大名，派人把他请到大帅府去，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表示想聘他做高级幕僚。对于一般士人来说，这是何等的礼遇，何等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可是处士叔见了王大帅，听他表明意思，竟然当场一口回绝，而且话说得颇为生硬：“从公非难，但事人匪易！”这话听起来就有点怪，“要我跟从大帅为公家服务，这并不难，可是让我‘事人’——服从一个人，为人办事——却不容易啊。”这话岂不自相矛盾？跟从大帅，不就是“事人”吗，从事从事，本来就是一个词、一回事，有什么难不难的，真是莫名其妙。而处士叔竟然说完之后“长揖不拜，拂衣而归”，简直就是扬长而去了。
据李商隐说，处士叔这话表面看来是自谦脾气不好，不善事人，其实是话中有话，另有所指。
原来那王智兴是个骄横跋扈、杀人不眨眼的军阀，他这个徐州刺史兼武宁军节度使来得并不光彩。当他还是徐州的一名镇将时，曾公然违抗命令，率军以武力胁迫其上司节度使崔群，欲取而代之，并以此要挟朝廷。这本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只因中唐以后朝廷软弱，无能整治，才勉强同意他取代了崔群的职务。王智兴的行为在正派人看来可谓明显的“事主不忠”。处士叔说“从公非难，但事人匪易”，便是在影射讥讽他的这一劣迹。幸好王智兴听后没有当场翻脸，也许根本就没有听懂，便让处士叔走了。须知此人乃一赳赳武夫，你惹恼了他，敬酒不吃吃罚酒，弄不好是有可能掉脑袋的啊。
处士叔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成了李商隐兄弟的老师，教他们读书习字，也少不了跟他们聊天谈话，教导他们如何为人处世。在这群小伙子血气未凝、一切尚未定型之际，其影响一定是不小的。李商隐熟读儒家经典和史部书籍，学写古文古诗，练习书法，养成正直耿介的性格乃至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脾气，显然都与处士叔的言传身教有关。在李商隐后来的一些行为举动和文章中，我们确能不时看到处士叔的影子。当然也有许多地方，或因时势的迫诱，或因处境的无奈，或因个性的差异，李商隐的表现与处士叔有所不同。比如李商隐就没有像处士叔那样韬光养晦、不求闻达和无意仕途，而是按照唐时一般士子的行为模式走着读书求仕的路，由此导致他后来的一系列困厄坎坷和痛苦挣扎。这是后话。
大概从十一二岁到十六七岁这几年，李商隐在处士叔教导下读了几年书。一来他有父亲李嗣给他打下的基础，二来凭了他的用功和聪明，他的进步飞快。后来他编录文集，在序文中回忆自己学文的经历，曾不无得意地写过这样一句话：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1]
樊南，指唐朝京城长安南郊的樊川一带，李商隐后来曾一度在那里安家，并给自己起了个“樊南生”的号。原来他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写出过《才论》《圣论》那样的文章，以擅长古文在文坛诸公间崭露头角。
“以古文出诸公间”真是一句妙语，一个“出”字，你可以理解为“出现”或崭露头角，也可以理解为“出类拔萃”，甚至可以理解为“出人头地”等等。不用说，李商隐非常珍惜他这个少年才子的名声。
《才论》《圣论》，看它们的写作时间和题目，应该是李商隐的两篇习作，很可能是处士叔指导下的命题作文，因为写得好，得到老师和其他前辈的称赞，于是他终身引以为荣。这两篇文章已经失传，它们是用古文即散文体裁写的，所以李商隐后来编录自己的文集《樊南甲集》时，曾在序中特意提到却没有将它们收入，结果就散佚了。
李商隐在处士叔指导下应该是专作古体文、古体诗的。处士叔既不作今体诗，不想求仕，可想而知也不愿作被称为“时文”的四六骈文，当然也就不会教学生们去作在官场才用得着的骈文。李商隐学写骈体文是在结识令狐楚并拜在他门下之后，他的为文，经历了一个由散转骈的过程，而且后来竟以一个骈文家的身份被载入史册。他的弟弟羲叟忠实于处士叔的教导，在商隐以骈文得名后曾多次劝其放弃骈文，恢复作古文，但商隐未采纳弟弟的意见。
今天《才论》《圣论》二文虽已不能看到，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唐文粹》等古籍所保存的李商隐其他遗文中拟想它们的风采。[2]
李商隐的古文其实写得很有特色。现在我们仍能看到他的几篇古体（即散体、非骈体）短文，其中有论文《断非圣人事》《让非贤人事》两篇，有记叙文《李贺小传》《齐鲁二生》等数篇，有杂文《宜都内人》等，另外他所写的多篇《志文状》《祭文》，还有致前辈或友人的书信，也往往是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