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勇气站起来，建新了解我们，他替我们做了主，把一个又一个肉体送到了我们身边。除了建新，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谁都没有异动。当建新把灯光给关暗时，我突然听见角落里传来低低的哭泣声，我不知道是谁发出来的，但是，当时我使劲控制，才没有让自己跟着发出抽咽的声音。
总之，那是一个非常充实的下午，我们每个人都被填得满满的，不是被钱填满的，也不是被啤酒填满的，更不是被饭菜填满的。只是一种美好的感觉，一种好像所有人都亲如兄弟，一种心虚，一种悲伤，这些复杂的东西不停地涌到了我们的脑袋里，让我们觉得时间结实得跟砖头似的。当听到我们还没有一个人出过省时，建新站到沙发上，对我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说，我要让你们每个人都出去一趟。他真的就是这么说的，我要请你们每个人出去玩一玩。
我记得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曾经讨论过，为什么建新看上去那么有底气。大家的一致结论是，因为他有钱。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拐弯抹角地想让建新告诉我们，他是怎么赚到钱的，我们也想找到这个社会的入口，也许在建新出现之前，我们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从来没有现在这么迫切过。我们需要那种底气，我们需要那种尊严，被人尊敬的感觉。
但是建新，他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诉说自己。之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当麻子的女朋友离开的时候，麻子哭得一塌糊涂，见人就说。建新和我们一起陪着麻子，最起码见识过十多次，他在饭店的卫生间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捏着卫生纸不放，吐得遍地都是。建新在麻子需要他的时候，没有一丁点的犹豫。但是，当一个月过去后，麻子再次跟我们倒苦水的时候，建新突然跟我说道，人总得自己私下里承受点东西。他针对的当然是麻子。我等待他继续说点什么，但是他什么也没说，站起来就去结账了。
关于建新，我们知道点什么？在建新从我们学校离开之后，曾经有许多人声称自己见过建新，其中有一个说法是在县城里的大街上看到过建新开摩的。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悲伤。我们难以想象出这样的建新，叼着烟头，穿着拖鞋，由于长久被风吹，脸色发黑粗糙，过不了几天，他的牙齿就会变成黄色。大家的情绪一连低落了好几天。但是，没过多久，就有另外的人带来了确切的消息，他是建新的邻村，说建新早就离开我们这里了，去了南方，具体是南方的哪个城市，他也搞不清楚。
南方！南方！多么遥远的距离。许多年后，当我们也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来到张城之后，坐下来曾经讨论过南方的事情。多么神奇！在建新之前，在建新之后，我们那里的人从来没有一个人去过南方，不是说那种旅游，是货真价实地去南方，背着行李，茫然地走在南方的街头，一副准备生活下去的模样。没有人有这种勇气。我们那里的人，即使出去打工，也绝对不会跑到县城以外，即使跑出了县境，也绝对不会跑出市境。
我们根本想象不出来南方是什么模样，但是我们为建新感到自豪。不过，我们都觉得，再也不会跟建新有什么关系了。要知道即使是过年，他也不会回来。他是我们那里第一个过年不回家的人，那一年春节，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人都在谈论这个话题，人们难以想象，在南方阴冷潮湿的街道上，在别人点燃鞭炮的瞬间，干瘦的建新在干点什么；人们难以想象，一个人居然可以这样背井离乡？
在冬天即将来临时，我们盯着天空中那些候鸟，它们也将到南方去，飞过无数座山顶，经过无数条河流，还有村庄、铁路、城市，甚至还有荒漠。我们把所有没见过的东西，全放进了到南方的迁徙活动中，我们想象那种在路途上的快乐、美好；当然还有勇气、历险。
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关于建新的话题比什么都吸引我们。
当我们终于坐了八个小时的火车，和大量的民工、汗臭、吵闹声、阴郁的脸一起在二零零零年夏天从张城火车站走出来时，毫无疑问，我们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建新。我们感觉自己离建新如此的近。当我们看到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汽车，那么多喧闹的时候，忍不住感到那么多的兴奋。我能记得第二天晚上沿着街道在路灯里经过一家又一家灯火通明的商店的感觉，还有我的那些同学，大家结伴而行，新奇和激动鼓舞着我们，事后我不止一次想起这些情景，如果是有旁人经过，看到这一群衣着土了吧唧的乡下人，会不会觉得很可笑？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回到地上？谁也说不清楚。我们逐渐地不再谈论建新，尽管这样会让我们感到难受。但是现实告诉我们，建新的结局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你敢说建新不是那个吊在二十层大楼外面清洁玻璃的工人？你敢说建新一定不会成为拉着平板车收垃圾的男人？你敢说建新的头像不会被贴到商场门口，以提醒人们，当他过来的时候，你就得捂紧自己的钱包？你敢说建新不会是昨天那个被人暴打的穿着劣质西装的出租车司机？你敢说建新不会坐在火车站门外的台阶上抽两块钱一包的香烟？你敢说建新没有一张平常的脸？一张麻木的没有自尊的脸？你敢说建新不会在身后的喇叭尖锐地响起时，吓得茫然失措脸色发白？你敢说建新不会在人才市场里失声痛哭？你敢说建新走过时，不会有漂亮的衣着光鲜的女人厌恶地皱起眉头？你敢说建新不是电视里出现的那张强奸犯的脸、抢劫犯的脸？
我们不敢。城市和我们小时候设想的不一样，它和梦想无关。我们甚至发现每一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看上去都那么的像建新，为此我们每次都担心得要命。如果现在建新像眼前这个头发乱糟糟的男人一样走过来，像他一样对我们说，他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他来找朋友，却和朋友联系不上时，他需要我们给他点钱，我们该怎么办？如果建新跟昨天那个蹲在地上的男人一样，叫住我们，给我们推销他的安利时，我们该怎么办？
但是，当四年之后，大学毕业时，我们还是留了下来。尽管每一份工作都是随时都有可能结束的那种，尽管每一个人都被老板拖欠过工资，尽管房价一天天地高涨起来，尽管夜晚的公交车上我们被挤得双腿酸痛，几乎站立不住。尽管听说某一个城里同学，因为家里的关系，迅速地考上了公务员，别说房子了，他连二十多万的车都开上了时，我们会无穷无尽地表达自己的愤怒。但是，我们都还留下来了。能坚持到什么时候，这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事。
也许，建新已经死了。
毫无疑问，建新是我们中间最明白自己在干什么的人。在他刚回来的那几个月，我们其他人全部失去了思考能力，就是张大嘴巴一个接一个地迎接新玩意儿。一直到建新的婚庆公司开张后，我们才不得不一点一点把自己从建新那里拿回来。这是没办法的事，站在鞭炮巨大的响声以及喧闹的锣鼓声中，远远看见建新脸上挂着的笑容，还有他忙碌地迎接他的客人，天知道他从哪里认识这么多人的，我们不由自主地就感到沮丧和伤心。我们没有想到，建新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比我们要重要得多，也比我们要强大得多。
可以肯定的是，麻子是第一个跟建新借钱的人。春节刚过，他就跟建新嘀嘀咕咕上了。拿上钱他辞职去了趟广东，等一个星期之后他回来，就开始扭扭捏捏地站在体育馆前面的广场上，卖起了毛巾，我们每个人都从他那里买了一点，不得不承认，这些毛巾太方便了，只要你把它放到头发上，不到一分钟水分就会被吸干。
谁都说不清楚，我们是从什么时候有了那个心思，就是想从建新那里捞点什么。在麻子的带领下，每个人都控制不住地找到了恰当的时间，跟建新开了口。有些像麻子一样，干了点什么。有些人像我一样，什么也没干，我拿到钱后就去给自己买了个手机，这是我第一次用这玩意儿，当我在公交车上，被它的铃声给惊动时，动作不由得就变得非常不自然起来。
我们的女朋友或者跟我们有点关系的其他人，全都认为，我们应该跟着建新混下去，看看你们的其他朋友吧，一点前途也没有，他们这么对我们说。对此我们表示同意。
但是，我们逐渐感到心虚和陌生起来，我们都有了欠债的感觉，为此我们甚至在建新面前抬不起头来了，说每一句话，都会在心里考虑很久，以免会让建新不高兴。相信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下过不止一次决心，在建新下一次请我们的时候，果断地拒绝他。但是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需要有个带头的人。
第一个离开的人是谁？肯定是麻子。他的第一次生意以亏本告终，一直到夏天过完，他租来的房子里还堆满了毛巾。你难以想象，他每天晚上是怎么找到睡觉的空隙的。
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其他人也都开始尽量避免和建新见面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最后一次和建新待在一块儿，是麻子和他的新女朋友分手的时候。建新是这么安慰麻子的，女人嘛，就是钱。有钱她就能跟你一起走下去，没钱屁也不成。那天晚上建新居然喝醉了，回去的路上他一路走一路吐。我们都想不到，建新会记得那么多东西，后来他躺在他家沙发上，不停地给我们回忆小时候的事：秋天站在后山河边被傍晚的夕阳照耀着的景象；每年暑假开学时，学校院子里成群的麻雀；还有，他上小学时，在下大雪的傍晚送他回家的邻村的老伯，毫无疑问，那个老伯早已去世了，建新还会提到上学路上看见的对面山顶的狼；夏天晚上，他和他爸住在玉米地的茅草屋里驱赶山猪；跟着表哥提着猎枪在山上打野兔。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建新经历过的这些，到后来，我们被他的情绪感染得一塌糊涂。关于童年的美好记忆没完没了地涌了上来。
那天晚上建新还跟我们说了什么？他说本来以为回来会好一些，回来会有朋友。谁能想到，到哪里都一样，从来没有真正的朋友。我们张了张嘴，想反驳他一番，但是却发不出声来。建新还说，不过老子不在乎！他就是这么说的，老子一点都不在乎。我们躺在建新家的地板上，一宿都没睡着。第二天一大早，就听见建新在打电话了，什么头车宝马、什么乐队现在就给我走。他的语气如此熟练，敏捷地移动脚步，从我们身上跨了过去，不一会儿他又返了回来，站在镜子前，赤裸身体开始选择合适的衣服，紫色的有格子的衬衣、羊绒马甲、很宽的领带，当然还有一丁点褶皱都没有的西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觉得压抑极了，甚至开始为自己毕露的肋骨感到不好意思起来。
后来，我们就跟一盘散沙似的，掉进了城市里，灰突突地不见踪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