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秘书工作的繁忙、劳累以外，我对第三次作代会印象很深的还有一点，就是在会上那些从牢房、牛棚、五七干校走出来的、阔别多年的作家相拥在一起的动人情景。挣脱了精神枷锁的代表们的情绪很亢奋，他们在作代会上充满激情、精彩纷呈的发言，不仅博得了到会代表热烈的、持久不息的掌声，而且吸引了众多的出席剧协、音协、美协等代表大会的代表来旁听，一时传为佳话。同时，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有，周扬在大会上向在他主管文艺期间，被他错误批判的作家们公开道歉。“利用这个机会向丁玲、陈企霞道歉。”还向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陈涌、秦兆阳、刘绍棠等一一道歉。后来这件事刊登在大会的简报上，我现在还保存着当时的会议记录。
转眼到了1984年底，第四次作代会召开了。这次会议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新形势下举行的，达到了胡耀邦同志提出的“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目标。
这次会议在1985年年初结束。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胡启立代表党中央致祝词。张光年做大会报告，冯牧做了作协五年来会务工作报告，王蒙致闭幕词。我当时是会议的副秘书长，做了《关于修改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的几点说明》。
但是有一点不能不提到，就是这次会议强调的保证创作自由和差额选举办法造成的后果，曾在一段时间引起争议和批评。
从1982到1990年，我是作协的党组成员，1985年到1996是作协书记处书记。到1996年第五次作代会召开的时候，领导班子变化很大，当时我是唯一参与过第四次作代会组织领导工作的，应当时党组主要负责人的要求，自嘲在文学界“打杂”的我又参与了第五次作代会的筹备工作，承担了《作协章程》的修改。这次会议后，我从作协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
这次会议提出，文学创作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明确作协的职能是联络、协调、服务，并一一写进章程。可以说，第五次作代会是在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召开的，是文学界继往开来、迎接新世纪的盛会。
第六次作代会是在新世纪的2001年12月召开的，我是大会主席团委员，作协的日常工作不参与了。从以前历次作代会的繁忙事务中解脱出来，这次我作为一名普通的代表参加会议，轻松了许多。
六次作代会以后，我是全委会名誉委员，当然还要参加会议。想想我从一个文学少年、青年到成为一个文学组织工作者、文学评论工作者，从第二次作代会一直到五次作代会我一直参与会议的组织、秘书工作，在文学战线上一干近50年，这其中酸甜苦辣个中滋味很多，但是我心甘情愿，因为我毕竟为我国的文学事业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为七次作代会也还做了三件事：一是《作协章程》修改小组首先来到我家，征求我对章程修改的意见。二是我当面向金炳华同志提出两个建议：希望作协更多地关注儿童文学工作，并向他推荐几位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作为全委会委员候选人；作协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要注意党员和非党员作家的团结，发挥非党员作家参与作协工作的积极性。三是作协离退休干部选举参加七次作代会的代表，我当了监票人。
回首在文艺战线工作的近50年的经历，大半都和作代会有密切关系，我一直说自己在文学界是“打杂”的、“跑龙套”的。今天回想起来，当时的忙碌、紧张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永难忘却。
《中国作家》徐庆群采写
2006年10月
心甘情愿跑龙套
我从没有写过童话、儿童诗、儿童小说，不是儿童文学作家，只是偶尔写过几篇评论，同儿童文学沾了点边。近十多年，服从工作需要，在儿童文学界“打杂”，做组织工作，也就滥竽充数，算是儿童文学队伍里的一员了。
我有机会为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摇旗呐喊，是在1985年初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之后。由于当时新产生的作协书记处成员中，没有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评论的，同事们考虑到我50年代曾涉足儿童文苑，进入新时期后也偶尔写点儿童文学评论，就断然决定让我联系这方面的工作了。我深知自己在儿童文学创作、理论研究上都没有什么建树，占据这个位置很不合适。但“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凭着我对儿童文学的兴趣和热情，也就勉为其难而又心甘情愿地跑起龙套、敲起边鼓来了。
走马上任之后，参与策划、组织的头一件大事是：1986年春中国作协和文化部在烟台联合召开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儿童文学界前所未有的一次“四世同堂”的盛会，是儿童文学队伍的大会师、大检阅。新上任的文化部部长王蒙在会上发表的长篇讲话和我代表会议主办单位所致题为《为创造更多的儿童文学精品开拓前进》的开幕词，得到广泛赞同。这次会议对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发展、繁荣，起了鼓劲、加油、倡导的积极作用。一眨眼，十多年过去了，当年与会的儿童文学作家如今相聚在一起，谈起烟台会议，仍记忆犹新，激动不已。而深深刻在我心坎上的是文化部少儿司司长、儿童剧作家罗英大姐在闭幕式上一席感人肺腑的话：“许多做少儿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流过眼泪，我自己也不知陪大家淌过多少同情的泪水。所以我经常说，做少儿工作的同志是汗水加泪水，还要磨破嘴跑断腿。”“你们数十年如一日地、锲而不舍地为孩子们写作，把一颗火一样炽热的心奉献给孩子们。我们打心眼里喜欢这支队伍，尊敬这支队伍，心甘情愿继续跑断腿磨破嘴，为改变目前存在的不重视少儿工作的状况呼吁。”她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引起感情上的强烈共鸣，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我暗自下了决心：为了孩子，为了未来，我也要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加入这个“跑断腿磨破嘴”的行列。
从那以后，我充分利用自己分管儿童文学的作协书记这个位置，抓住一切机会，在各种场合，反映儿童文学作家的呼声，为改善他们的创作、生活、学习条件和社会地位而呐喊，为被视为“小儿科”、“弱小民族”的儿童文学争一席之地。日子长了，同事们摸透了我的性格、脾气，对我的执着、絮叨也都谅解了，往往半开玩笑地说：“你三句不离本行，在会上只要一张嘴，就知道你又要为儿童文学叫喊了。”“你一说就是上面的指示精神，或作协主席团的决议，我们哪敢违抗，只有遵命照办了。”
我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别的本事，除了一张笨嘴，还有一支秃笔。缺乏创作才能，不能为孩子们写作品，但起草文件、报告，还算是我的强项。也真是一种缘分，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总共通过两个关于儿童文学的文件，即《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指示》和《关于改进和加强少年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我都有幸参与起草了。199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夜，作协第三届儿童文学奖颁发之际，在作协书记处的支持下，我还自告奋勇地写了一篇为亿万孩子鼓与呼的《让儿童文学繁花似锦》，作为《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发表了。当我亲眼看到写在纸上的这些方案、计划、措施、意见，一项一项落到实处，心里还是挺高兴的。这些年来，总算办成了几件有利于儿童文学发展的实事：作协儿童文学奖举办了四届，推出了107部（篇）优秀作品和一批批儿童文学新秀；《文艺报·儿童文学评论》出了119期，艰难地走出困境，守住了一块阵地；从事儿童文学的作协会员由新时期之初不足200人发展到现在的500多人，中青年作家名副其实地成为创作的中坚力量……所有这些，都是热情关注、支持儿童文学的同仁辛勤劳作的结果啊！我在里面仅仅起了一点上传下达、穿针引线的作用。
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多年来一直由我的第一个上级、著名儿童文学家严文井挂帅，我是他的一个助手。几年前，由于文井同志年届耄耋，乃把我推上了主任委员的位置。既然挂着这个头衔，我当然还得抖擞精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今儿童文学大舞台上活跃着一批当红的名角，他们在精彩纷呈的大戏中挑大梁、唱主角。我仍然扮演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摇旗呐喊，鸣锣开道。只是毕竟我也年近古稀，跑不了几圈了。我将力争早日把从文井同志手中接过来的接力棒，传递给年富力强的人。
各条战线、各行各业都需要有人“打杂”、跑龙套，做组织联络、后勤服务工作。我心甘情愿在儿童文学界跑龙套，为繁荣当代儿童文学，做一点擂鼓助威、拾遗补缺的工作。我深切地感到，能为塑造未来一代美好心灵这个伟大工程添砖加瓦，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幸福。
2000年7月3日
缘分·机遇·责任——我与儿童文学
多年来，我主要做文学组织工作，偶尔写一点评论文章。在儿童文学评论队伍里，我只能算是个散兵游勇。我是如何介入儿童文学工作，又是怎样写起儿童文学评论来的呢？这就要回溯到本世纪50年代中期。
一
1955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社论中尖锐地批评了“中国作家协会很少认真研究发展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问题”，并明确地提出：为了改变目前儿童读物奇缺的情况，“首先需要由中国作家协会拟定繁荣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计划，加强对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领导。”在《人民日报》社论的推动下，同年10月，中国作协二届理事会主席团举行第14次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近期发展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计划，决定组织193名在北京和华北各省的会员作家、翻译家、理论批评家于1956年底以前，每人至少写出（或翻译）一篇（部）少年儿童文学作品或一篇研究性的文章。接着，又于11月18日向作协各地分会发出《中国作家协会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当时，我作为作协创作委员会秘书，参与了调查研究、文件起草等工作。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1955年春，负责创委会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李季同志派我参加了团中央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从会上我了解到当时少年儿童的思想、学习、生活情况以及他们对文学艺术的需求，并聆听了胡耀邦同志所做的题为《把少年儿童带领得更加勇敢活泼些》的讲话。作协主席团第14次会议前，李季同志让我根据《人民日报》社论精神，结合从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的情况，并参考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波列伏依所做的《苏联的少年儿童文学》补充报告，代作协草拟一个要求作协各地分会加强对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指导意见。我写出初稿后，经过几次讨论，多位领导同志修改补充，最后形成11月18日下达作协各地分会的《中国作家协会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儿童文学工作。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把理论批评的兴趣和视野更多地投注于儿童文学领域。
二
作协创作委员会从1953年建立之日起，就把阅读当时发表、出版的作品，经常了解、研究创作情况和问题，定期（一个季度一次）向作协主席团汇报，当作自己的一项主要任务。1955年10月以后，根据作协主席团会议的精神，进一步加强了对儿童文学创作现状的研究。我发表于1956年、1957年的两篇儿童文学评论《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评欧阳山的童话〈慧眼〉》《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正是在创委会期间分工阅读作品、有感而发之作。同时，这也是响应当时发出的“一二年内，每一位作家至少为少年儿童写一篇东西”的号召。那时，从事儿童文学评论的人少得可怜。我作为一个初学评论写作者，也就满怀热情地、勇敢地投入到这个队伍中来了。《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一文在《文艺报》发表后，引起了有关童话体裁中幻想与现实的关系乃至童话的基本特征、艺术逻辑、表现手法等问题的讨论。《人民文学》《作品》《北方》《儿童文学研究》等刊物先后发表了十多篇论争文章，这场讨论持续了两年之久。新时期以来出版的多种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童话史、童话学等论著，对这场讨论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认为：“《慧眼》之争，开创了新中国成立后童话讨论的前声”，“对于当时的儿童文学理论界是有益的。”“不但促进了我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发展，而且也丰富了50年代尚不完备的我国童话理论。”现在看来，如果说我那篇文章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正在于它率先提出了问题，引起了一场认真的、说理的自由讨论，或多或少地活跃了当时儿童文学界学术论争的空气。至于文章本身，毋庸讳言，确实存有说理不够透彻、有些论断失之于简单化的毛病，这也反映了自己理论上准备不足和学养不够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