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5年底到1956年春夏之交，我从《人民文学》上先后读到柯岩的《儿童诗三首》《“小兵”的故事》《帽子的秘密》《爸爸的眼镜》等作品，我沉浸在阅读的愉悦之中，为这些诗篇所展现的纯真的童心、童趣所打动，情不自禁地要拿起笔来予以赞美和评说。于是我把当时能找到的柯岩的儿童诗作搜集到一起，细细品味，做了一些思考、研究，写出了《情趣从何而来》一文。那时，我同柯岩互不相识，也没有报刊约我写这篇文章。选这个题目，可说是完全出自个人的审美情趣和发现文学新人的喜悦。文章写成后，先送《人民文学》编辑部，看能否在该刊“创作谈”一栏发表。过了一段时间，负责审读理论稿的编辑告诉我：文章可以用，但在“创作谈”中发，嫌长了些。我拿回稿子后，又反复推敲，做了若干修改。修改定稿的1957年10月，正是我女儿刚出世的时候。我住的那间十多平方米的屋子，一分为三：窗前一张两屉桌，是我挑灯爬格子的小天地；我身后躺着正在坐月子的妻子和未满月的婴儿；用两个书架隔开的一个窄条，住着我的母亲，她是特地从老家赶来帮助照料我们的。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并非宁静的环境、氛围、心情下，写成这篇文章的。由于改定的稿子仍近一万字，我就把它改投《文艺报》了。当时《文艺报》负责审稿的责任编辑是敏泽，分管文学评论的副总编辑是侯金镜。金镜同志对我说：文章写得不错，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做了比较深入的艺术分析，抓住了作者的创作特色。他鼓励我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文章很快在《文艺报》1957年第35号上刊出。这是最早评介柯岩作品的一篇文章，得到评论界和儿童文学界的好评，认为它是“有一定理论水平的作家作品论”；对儿童情趣的赞美和呼唤，“深深影响了一代儿童文苑”。这篇文章似乎成了我的代表作，先后被收入《1949—1979儿童文学论文选》《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一）》《论儿童诗》《柯岩作品集》《柯岩研究专集》《中国儿童文学论文选（1949—1989）》《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待出）等七八种评论选集。
由于我在50年代就加入儿童文学评论行列，并写了上述两篇多少尚有点影响的评论文章，因而被一些儿童文学史家看作参与建设“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的第一期工程”的实践者之一。
三
“十年动乱”期间，我不仅没写一个字，而且被逐出了文学队伍。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由于一些老领导、前辈作家的关怀，我才重新回到文学队伍。归队后写的第一篇儿童文学评论文章恰好又是评介柯岩的儿童诗。那是1980年初，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委员会拟出一本《儿童文学作家作品论》。评奖办公室的陈子君告诉我：“经与柯岩同志商议，她希望你来写写有关她和她的作品的评论。”这时，我已同柯岩相识，并在同一单位——中国作协工作。我写出《生活美·心灵美·艺术美——再谈柯岩的儿童诗》一文后，求正于柯岩。过了一些日子，她通过评奖办公室的同志转告我：看了评论文章，“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但似无1957年那篇完整。”事实也的确如此，我搁笔多年不写作品评论，一旦拿起笔来，不仅文思不够洒脱，而且笔头也发涩，比起当年写《情趣从何而来》来要吃力得多。后来，我曾不止一次地听柯岩说起，在评论她的儿童诗的文章中，她对我1957年写的《情趣从何而来》比较满意，因为它指出了作品的特点，能给作者以启发和引导。
我被分配承担儿童文学的组织工作，有机会为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摇旗呐喊，是在1985初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之后。由于新产生的作协书记处成员中，没有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评论的，同事们考虑到我50年代曾涉足儿童文苑，就分工让我联系这方面的工作了。我深知自己在儿童文学创作、理论研究上都没有什么建树，占据这个位置很不合适。但“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凭着我对儿童文学的兴趣和热情，也就勉为其难而又心甘情愿地跑起龙套、敲起边鼓来了。
分管儿童文学工作之后，我参与策划、组织的第一件大事是：1986年5月中国作协与文化部在烟台联合召开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以下简称“烟台会议”）。为筹备这次会议，1986年初成立了以我和罗英为组长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先后开过四次会，作协书记处也开了两次会，讨论决定了“烟台会议”的宗旨、主题、讨论重点、会议规模、开法、组织领导等事项。会前我走访了严文井、金近等同志，并先后在上海、南京、北京做了调查研究，召集三四十位作家、评论家、编辑座谈，了解儿童文学创作情况和问题，听取他们对如何开好“烟台会议”，如何加强和改进儿童文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我草拟出题为《为创造更多的儿童文学精品开拓前进》的开幕词，听取作协书记处和会议领导小组的意见后又做了若干修改、补充。
“烟台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儿童文学界前所未有的一次盛会。叶圣陶、冰心、严文井等前辈为会议题写了贺词。陈伯吹、叶君健、金近等近200位作家到会，可说是老、中、青儿童文学作家的大会师。王蒙作为作协的常务副主席，又是新上任的文化部部长，在会上做了长篇讲话。他讲了儿童文学与我们的未来、为儿童提供一个理想的精神境界、专心致志地创造新的作品等三个问题。我在开幕词中对新时期儿童文学成绩的估计、对面临的提高创作思想、艺术质量的任务的分析，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后整理改写成题为《向上攀登，向下深入》《回答亿万小读者的热切呼唤》的文章，分别发表在《文艺报》《人民日报》上。这次会议对创作问题的讨论尽管还不够深入和充分，但对鼓舞作家的创作热情，推动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和提高，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四
我同儿童文学的缘分，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作协主席团一共通过两个关于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我都有幸参与起草了。前面已经提到，1955年我参与起草了《中国作家协会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时隔31个春秋，到了1986年“烟台会议”之后，由于我所处的岗位，我又参与了从执笔起草到修改定稿《中国作家协会关于改进和加强少年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全过程。“烟台会议”前，内蒙古的杨啸、北京的韩作黎和陈模等14位会员曾先后写信给中国作协，要求切实加强对儿童文学的领导，并提出了若干建议。“烟台会议”期间，我又专门安排时间听取了与会者关于改进儿童文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我把大家的愿望、要求、批评和意见集中起来，条分缕析，起草出《决议（草案）》。经作协书记处研究后，提交1986年6月举行的作协四届理事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讨论。我记得，那次会议是在国谊宾馆召开的。我在会上较为详细地汇报了“烟台会议”的情况，并就《决议（草案）》做了说明。到会的主席团成员都认为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推动儿童文学创作，加强儿童文学的研究、探讨，提高儿童文学队伍的思想、业务素质。根据荒煤、袁鹰等同志的意见，我当即在《决议（草案）》上加了一段，提纲挈领地提出了当前儿童文学创作、理论上有待认真讨论和探索的几个主要问题，即：如何进一步开拓、更新儿童文学观念，摆脱陈旧的创作思想、模式的束缚，在思想、艺术上创新的问题；如何更好地紧扣时代脉搏，反映少年儿童心声，塑造更多闪耀时代光彩的少年儿童形象的问题；如何按照当代少年儿童的心理特点、审美趣味、欣赏水平，创作出为小读者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问题。
经主席团审议通过的这个《决议》在《文艺报》发表并下达作协各地分会后，就按部就班地抓《决议》中提出的八项措施的落实。经过充分酝酿、协商，在原有创作委员会儿童文学组的基础上，恢复了儿童文学委员会，仍由老作家严文井任主任委员，我和刘厚明担任副主任委员。作协主办的报刊也按《决议》要求率先经常刊登儿童文学作品、评论文章。《文艺报》从1987年1月起开辟了每月一期的《儿童文学评论》专版。《人民文学》也同时增辟了“儿童文学”栏目。书记处在讨论、制定作协1987年工作计划时，将举办首届儿童文学创作评奖列为其中的一项。如果说1955年作协发的那个《指示》的巨大影响在于动员会员作家每人每年为少年儿童写一篇作品的话，那么1986年作协《决议》的主要成果则是把儿童文学界企盼已久的创作评奖落到了实处。
五
1953年，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发起举办了首届（1949—1953）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1979年，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共青团中央、中国作协等八个单位联合举办了第二届（1954—1979）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这以后，全国性的儿童文学创作评奖中断了七八年。到了1987年举办中国作协首届（1980—1985）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才在评选范围、时间上与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等单位举办的上述两次评奖衔接起来。过了5年，1992年又举办了中国作协第二届（1986—1991）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作协举办的这两届评奖，都是全国性的，包含儿童文学各种体裁、样式作品的评选。
可说是由于一种历史的机遇，把我这么一个既没有成就、又没有名气的“打杂”的，推上了实际负责作协两届儿童文学评奖的位置。首届评奖由严文井同志挂帅，我和王一地具体操作，康文信承担了初评的组织工作。1988年初我染重病后，作协书记处又委托韶华协助抓了首届评奖的后期工作。第二届评奖聘请冰心、严文井、陈伯吹、叶君健、袁鹰几位前辈任顾问，实际工作的担子落到了我的肩上，樊发稼、高洪波协助我做具体组织工作。两次评奖都经过这样几个步骤：各地作协、出版社推荐作品，初评读书班提出备选篇目，评委在阅读、讨论的基础上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产生获奖作品。据我了解的情况，评委会与初评小组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力求把这项评奖办成足以反映当时我国儿童文学创作水平的、具有一定权威性的、高层次的奖励。在评选过程中，委员会坚持认真阅读作品，广泛交换意见，严格掌握评选标准，坚持少而精的原则，讲究质量，宁缺毋滥，尊重评委与初选组成员个人的判断和选择，充分贯彻民主的原则，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秉公办事，警惕、杜绝评奖工作中的不正之风。我作为评奖的组织工作者，是努力按照这些原则、要求去做的。尽管如此，每次评奖仍难免有遗珠之憾，工作中疏漏、失误之处也肯定会有的。所有获奖的作品都还需要进一步接受群众的检验，时间的考验。虚心听取批评意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评奖工作，是我们做组织工作的应取的态度。但是，对于一些毫无根据的批评（如1987年底个别会员擅自用某作协分会的名义，指责作协首届评奖的初选工作是“一两家杂志包办”“某人做了手脚”“纯属哥们儿评奖”，甚至扬言要退出作协举办的评奖），则必须冷静、耐心而又毫不含糊地做思想工作，及时排除对评奖活动的干扰。
六
我在作协书记处这个位置上，今年已进入第10个年头。正是由于职务的关系，这些年我还兼任了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执行委员、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委员、《儿童文学》编委等社会职务，并不时要代表作协主持、参与有关儿童文学创作、理论问题座谈会或作家、作品研讨会。除上述1986年“烟台会议”外，1988年10月我还代表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在烟台主持召开过一次儿童文学发展趋势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14个省、市、自治区的70多位作家、评论家、编辑，那是儿童文学界又一次较有代表性和影响的聚会。我在会上做了题为《更贴近大时代，更贴近小读者》的发言。
近10年来，我应各省、市作协及少年儿童出版社、儿童文学研究会等单位之邀，先后参加过1985年11月在贵阳花溪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1990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儿童图书与插图研讨会，1990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90上海儿童文学研讨会，1991年7月在河北承德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分析会，1992年在北京平谷召开的’92北京儿童文学研讨会，1993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中日儿童文学研讨会，1993年8月在四川温江召开的海峡两岸儿童文学交流会，以及在浙江、山东、云南、湖南、新疆等地召开的研讨会、座谈会、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