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这些会议，我经常要扮演两种角色：会议主办单位往往希望我作为分管儿童文学的书记代表中国作协讲几句祝贺的话，而我自己则愿意作为一个评论工作者，围绕会议的主题、讨论重点，讲一点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我这个人一向比较认真，加上长期当秘书养成的习惯，凡是答应参加的研讨会或座谈会，总要事前写出发言稿或详细的发言提纲，我不愿意、也不善于即席发表即兴式的讲话。正因为如此，我往往不得不在会前利用有限的时间，仓促地做一点调查研究，占有必要的材料，经过认真、深入的思考，选一个角度或一个侧面，写成发言稿。会后再在发言的基础上整理成文章。这些年来，我写的为数不多的儿童文学评论文章，十之八九是这样产生的。这些文章就其内容来说，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是对儿童文学中某个问题或某种题材、文体进行探讨的，如《关于儿童文学创新的思考》《谈儿童文学的主旋律及其他》《增强少年小说的吸引力》《寻求新的突破——略谈战争题材儿童文学》《童话的艺术魅力——〈世界童话精品〉序》等；二是对全国或一个地区的儿童文学现状或作家群做宏观扫描的，如《山东儿童文学的新收获》《云南儿童文学前途似锦》《发扬优势，提高质量》《回眸与前瞻——纵观八九十年代儿童文学创作态势、走向及队伍建设》《共同的探索与追求——试谈海峡两岸童话理论和创作之异同》等；三是对卓有成就的儿童文学作家或文学新人的作品做评说、介绍的，如对金近、陈模、林良、林焕彰、常新港、刘海栖、孙云晓、李国伟等作家作品的评论。
我的这些文章大多严谨有余，活泼不足，囿于传统观念，缺乏新鲜气息。文章的这种得与失，可能都同我长期做组织工作，在文学界“打杂”有关。因为多年当秘书，对报告、讲话、发言这种文体比较熟悉，写起来可说是得心应手。在60年代初，我就被同事们戏称为“材料作家”、“文件作家”。也正因为老写讲话、发言，就不容易完全摆脱“报告八股”的束缚。对创作中新事物的敏感减弱了，感受、把握形象的艺术感觉差了，文风也就不够生动活泼。这也许正是双重身份——又是组织工作者又是评论工作者赋予我的评论个性和特色。
七
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似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我的本意只是为了记录下我在儿童文苑留下的印痕，让朋友、同行、读者了解我与儿童文学的缘分。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我同儿童文学的因缘，可概括为5个“两”，即两个决议（参与起草1955、1986年作协关于儿童文学的两个决议）、两篇文章（50年代中期写了《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情趣从何而来》这两篇小有影响的评论文章）、两次会议（1986年、1988年主持在烟台召开的两次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两届评奖（1987年、1992年参与、主持作协举办的首届、第二届儿童文学创作评奖）、两种角色（既作为作协书记处书记又作为评论工作者参加各种儿童文学活动）。这么些年，我在儿童文学方面的所作所为，仅此而已。本来，在作协书记处书记、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个位置上，理应为儿童文学界更多地干一点实事。然而，由于主客观诸多因素，未能如愿。从1989年春夏之交到现在，中国作协下设的7个委员会，包括儿童文学委员会在内，由于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一直处于暂停启动的状态。近5年来，作协除了于1992年举办了第二届儿童文学创作评奖外，就没能再用儿童文学委员会的名义开展任何活动，包括作品及创作、理论问题的讨论，组织参观访问、与小读者见面等。面对这种状况，我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何况我年届花甲，身体又不太好，也就不愿去操那份心了。每当我想到自己未能更好地抓住机遇，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为儿童文学的发展、为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更多地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心中不免留下些许遗憾和愧悔，深感有负儿童文学界同行的期望和委托。
过去的已追悔莫及，只有今后用实际行动来弥补了。我当抖擞精神，继续为孩子们呐喊，同儿童文学战线的老将新兵一起，在塑造未来一代美好心灵的事业中，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1994年6月30日
乐此不疲地鼓与呼——与史伟峰对话录
史伟峰：写在前面
束沛德老师，是我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的一个领军人，也是最早参与我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批评家之一。
如果说儿童文学是一片待开垦的沃土，束沛德先生则站在高处以其睿智独到的眼光，俯视着这片沃土。他的俯视是热忱的，善良而悲悯的，是用极宽广的胸怀与爱去关注着的；同时他又像一位务实的园丁，热情地开垦着，耕耘着这片特别需要偏肥偏水的土壤。他让我想起西方古典戏剧中那位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普洛米修斯，拥有对人类爱的灵魂。我相信，束老师之所以对儿童文学富有这样的热忱，也是因为他对于孩子的爱、对于人类的爱，使得他对于儿童文学的意义早已跨越了仅仅是工作性质这样的范畴。同时又是作为中国作协领导的他具有那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谦卑奉献精神，因而为儿童文学界带来了福音。他主张真正为孩子而写作，真正一切为了孩子，为了未来！
笔者有幸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午后，拜访了束沛德老师。交谈、对话的内容大致整理如下。
选择评论的初衷
史伟峰（以下简称史）：束老师，您作为儿童文学领域的一个领军人，为儿童文学事业付出了您太多的精力和心血，并一直满怀热忱把它当作您一生的事业去追求。您不仅是儿童文学事业的一个出色的组织工作者，更不愧为有成就的儿童文学评论家。我记得您曾说过一句话：“我心甘情愿在儿童文学界跑龙套，为繁荣当代儿童文学，做一点擂鼓助威、拾遗补缺的工作。我深切地感到，能为塑造未来一代美好心灵这个伟大工程添砖加瓦，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幸福。”
我们想了解的是，您缘何从最初就选择了从事儿童文学研究、评论工作？
束沛德（以下简称束）：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大学时代就涉足文学评论了。我读的是新闻系，但选读了中文系许杰教授的“文学批评”这门课。课余我试着写了一些评介性的文字。恰好我选修的另一门课“现代散文诗歌”，由唐弢先生讲授。他当时兼任《文汇报·磁力》（笔会的前身）的主编。我最早的一些评论习作，就是经唐弢之手在“磁力”上发表的，如1950年写的《把文艺批评提高一步》《文艺漫笔二题》《笔与枪》等。这些文章后收入《束沛德文学评论集》。许杰、唐弢先生可说是我学习文学评论的引路人。
至于说到介入儿童文学评论，那就得回溯到195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在创作委员会当秘书。儿童文学家严文井是我到中国作协后的第一个上级，张天翼则是创作委员会儿童文学组负责人，他们的作品和言传身教，都使我把理论批评的兴趣和热情日益向儿童文学靠拢。特别是1955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尖锐批评了中国作协很少认真研究发展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问题，号召作家为少年儿童写作。这时，中国作协和郭沫若、冰心等文学前辈响应号召，倡议每个作家“一人一篇”。我在创作委员会，参与了起草中国作协《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和组织作家为少年儿童写作的工作。我虽然不搞儿童文学创作，当时也不是作家协会会员，但作为一个初学写作者，也觉得有义务和责任，为孩子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于是，结合我当时在创作委员会分工阅读作品的印象和感受，拿起笔来，写了两篇儿童文学评论，那就是1956、1957年刊登在《文艺报》上的《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评欧阳山的童话〈慧眼〉》《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从此，与儿童文学评论结下了不解之缘。
史：大家知道，您的这两篇评论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一经发表便产生很大影响，引起了文学界广泛关注。关于《慧眼》的讨论长达两年之久。您当时更多借鉴了前苏联的文艺理论，展开了有关童话中幻想与现实关系的讨论，并针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和探讨的看法和意见。您不仅仅是那个时期也是当下儿童文学评论的一个先行者，因为您的富有激情和灵感的真知灼见在当下也具有非同凡响的价值和对儿童文学创作深刻的指导意义！
束：我最初的这两篇文章，现在看来，《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显得稚嫩一些，说理也有不够透彻的地方。相比而言，《情趣从何而来》要成熟一些。此文刚发表前后，就得到责编、青年批评家敏泽和《文艺报》副总编辑侯金镜的肯定和鼓励。侯金镜认为这篇评论从作品的实际出发，抓住了作者的创作特色，做了深入的艺术分析。这是评介柯岩儿童诗最早的、也是作者最为满意的一篇文章。柯岩谈道：“把情趣和生活、和作者观察事物的眼光、心态等等都结合起来谈，对我帮助是很大的。”有的评论家认为，我对儿童情趣的赞美，“深深影响了一代儿童文苑”。至今不少中青年儿童文学评论工作者仍念念不忘我这篇评论，说是它对他们跨进儿童文学评论门槛起了启蒙和引领作用。
史：所以说，您的诸多来自于现实生活和创作实践的文学批评观点，不仅对当时的儿童文学有巨大的激励、推动作用，对当下的研究者和创作者也依然是具有启迪、借鉴价值和永不消逝的魅力！
束：说起来未免让我汗颜，写了大半辈子评论，没写出什么有分量的东西，至今被看作我的代表作的仍是二十五六岁时写的这篇评论。五六十年，没什么长进啊！不过，回过头来看，《情趣从何而来》之所以能站住脚，保存下来，倒也还有一些可资参考的经验：一是我选这个题目，可说是完全出自个人的审美情趣和发现文学新人的喜悦。当时，我读了柯岩的儿童诗，沉浸在阅读的愉悦之中，为这些诗篇所展现的纯真的童心、童趣所打动，情不自禁地要拿起笔来予以赞扬和评说。那时我和柯岩素昧平生，也没有报刊向我约稿，真正是自己有话要说，有感而发。二是动笔写这篇文章之际，正是1957年春天，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思想比较活跃，头脑里没太多条条框框，敢于探索，勇于求新，着重从艺术特色和风格上来剖析作品的成败得失，努力把握文学批评的审美特质，没有过多陷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尽管文中也有“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年轻一代”的时代印痕，但总体上不失为一篇侧重艺术分析、美学思考的文章。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较为久远的生命力。
为工作需要而写的特色
史：您在好多场合和文章里都谦虚地把自己称作在儿童文学舞台上跑龙套的，并说自己是儿童文学评论里的散兵游勇。那么，您的评论文字和儿童文学工作又有着什么关系呢？
束：是的，我不是专门从事儿童文学研究的。尽管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就涉足儿童文学评论，但后来之所以与它难解难分，不能割舍，除了个人兴趣外，多半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可说是工作的分工把我推上了评论、研究的岗位。80年代初，我进入中国作协领导班子。由于我在50年代就写过几篇儿童文学评论，作协书记处就分工让我来联系儿童文学界，主管儿童文学工作了。从1986年到2007年底，我担任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负责人达21年之久。“在其位，谋其政”，我在书记处、儿委会的岗位上，和同事们一起，尽力做了一些有利于推动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工作。1986、2001年，中国作协主席团先后通过了两个关于儿童文学的文件，即《关于改进和加强少年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关于进一步加强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都是我执笔起草的。这两个《决议》都强调“加强对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和作品评论工作”。1986、2000、2004年先后在山东烟台、北京、广东深圳召开的三次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也都把探讨儿童文学现状、走向和前景，总结提高儿童文学创作质量的经验当作重要议题。《文艺报》从1987年1月起开辟了每月一期的《儿童文学评论》专版。1987年创设中国作协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从第五届起，增设了理论批评奖。从2001年开始编选《中国儿童文学年鉴》，收入年度创作、理论批评述评和当年的优秀论文。
无论是召开儿童文学创作会议或作品研讨会，举办儿童文学评奖，编选儿童文学年鉴或年度作品选，都离不开对儿童文学现状的调查了解，离不开对作品的阅读、研究。由于我处在分管儿童文学工作的位置，就义不容辞也无可逃遁地进入儿童文学评论领域。所以说，我的评论是与儿童文学组织工作紧密相联、与儿童文学创作实践息息相关的。工作岗位决定了我的批评走向，我的文章大多是按照工作需要来撰写的，这可说是我的评论与众不同的一个特色。就这一点来说，我可算是儿童文学评论界具有独特色彩的“这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