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青创会是1965年12月中国作协、团中央联合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各条战线的1100多名青年业余作者。他们大都来自基层，是按照政治思想好、工作劳动好、联系群众好、业余创作好四项条件层层选拔出来的，其中不少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我那时在河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是作为河北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团来京，担负思想政治工作的。
这次青创会召开之前，毛泽东严厉批评文艺界的两个批示早已下达；姚文元的引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也已出笼。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这个背景下，第二次青创会大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讲坚持四个第一，是一次所谓突出政治、兴无灭资、革命化、战斗化的大会。彭真代表中央到会讲话，论述国内国际形势，强调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同帝国主义打，同修正主义打。他要求青年作者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武器，坚持同工农兵相结合。他很生动地说，一定要在群众生活的土壤里把根子扎深扎稳，汲取养料，这样才能根深叶茂，长成参天大树。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就会像北京盆景中的花，没有根须，干巴巴的，只能成为供有闲的士大夫观赏的小摆设，没有一点用处。彭真这席话给了我有益的启示，就此我还试写了一篇题为《大树与盆景》的杂感。
周扬在会上报告的题目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他强调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做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接班人，大写社会主义，大写英雄人物，做到思想、生活、技术三过硬。现在看来，整个报告的基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只谈政治，不谈艺术，只谈方向道路，不谈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集中体现了当年文艺上的“左”倾指导思想。周扬长达三个小时的报告，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河北代表团中的很多作者都听不懂。在小组讨论前，代表团负责人让我根据自己的笔记，又把周扬的报告从头到尾逐段逐句地传达一遍。我因为一度当过周扬秘书，熟悉他的腔调，照本宣讲，还是能愉快胜任的。如今我手边还保存着这个笔记本，上面记录着彭真、周扬、刘白羽等的讲话。
这次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会大学解放军，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到会的1000多名业余作者和工作人员都住在三里屯工人体育场的运动员宿舍里。很多青年作者坚持每天学毛主席著作，清晨能看到不少作者冒着凛冽寒风在体育场跑步的身影。代表们循规蹈矩，很守纪律。从会风看，这是一次严肃紧张有余、生动活泼不足的会。
1986年底、1987年初跨年度召开的第三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是进入历史新时期后的第一次青创会，由中国作协、团中央、总工会联合举办。全国各地各族400多名全国青年文学工作者出席了这次会议，住在京丰宾馆。
我是这次青创会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本来作协书记处决定，由我和韶华抓这次会议的具体组织工作。由于临近会期，我患十二指肠溃疡、带状疱疹，身体欠佳，筹办会议的重担就更多地落在韶华肩上。
这次青创会前，会议主办方注意到一些城市出现学生上街游行，社会有些动荡的局面，强调会议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安定团结，加强领导，积极引导。会议开幕式上，大会秘书长宣读了巴金语重心长的贺信。巴老说：“要做一个好作家，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青年作家们，前面有灯光，路上有泥水，但是四面八方都有关切的眼光，整个民族同你们一起前进。……你们不会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期望。我信任你们。”几百位青年作者显然被巴老的肺腑之言深深打动了，凝神屏息地倾听，会场上鸦雀无声。贺信一读完，立即爆发出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这是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作协几位负责同志在讲话、发言中也希望青年作者“在各种旗帜、宣言面前保持一种冷静，不要被最新的旗号推着走”；“努力实现四个追求：即追求政治上的成熟，追求知识的丰富和深刻，追求人格的高尚与完善，追求生活的历练与多样。”
这次会议有益处、有收获，但还是不免受到社会动荡的一些影响，部分青年作者思想情绪不够集中，没能深入地探讨文学创作问题。
1991年5月，中国作协召开的全国青年作家会议，是建国以来的第四次青创会。来自全国各地的324名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其中少数民族代表49人。与会代表下榻21世纪饭店，即中日青年交流中心。
这次青创会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风波之后召开的。会议的宗旨是正本清源，端正方向，大振社会主义正气和创作劲头，培养跨世纪的社会主义文学接班人。国家副主席王震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青年同志要坚定地站在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最前列，在巩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中焕发出艺术创造的智慧才华。面对如此庄严、尖锐的基调，青年作者们颇为震动，不禁扪心自问：我能站到队伍最前列、承担这样的重任吗？开幕式上还宣读了邓颖超、巴金、冰心的贺词。巴老寄语青年作者：“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冰心忠告年轻人：“没有真情实感时，不要为写作而写作。”两位文学老前辈言简意赅的话语深深镌刻在青年作者的心坎上，赢得了热烈的、持久不断的掌声。
会议期间，还邀请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几位负责同志分别就国际国内和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做了报告。那时我还在作协书记处的岗位上，会议领导小组让我主持一次报告会，请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做《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和展望》的报告。到了开会时间，偌大的会场里代表们寥寥无几，稀稀拉拉。等了半个多小时，到会听报告的仍不到代表人数的一半。另一半代表或上街，或游泳，或在房间看电视。我十分尴尬，真诚地向报告人表示歉意。至今我也很困惑：究竟是什么挫伤了青年作者的政治积极性，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轻人不关注经济建设，对经济体制改革缺乏足够的热情。这样的精神状态与伟大时代合拍吗？
我根据回忆和手边的资料，粗略地记叙了几次青创会的一鳞半爪。不同历史背景下的青创会的旗号、主题、内容、形式不尽相同，但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文学接班人。至于如何全面地、准确地评价这些会议的功过是非、成败得失，那就有待有识之士和当代文学史家们来研究、判断了。
2013年9月9日
我与《作家通讯》的因缘
《作家通讯》走过了45年艰难、坎坷的路，至今出满了100期，在内部刊物中，也算是个老字号了。这本内刊时断时续，命途多舛，可说是反映风风雨雨文坛的一面小小的镜子。
1953年，我们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时期。新的形势要求文学艺术真实地、深刻地反映伟大的现实，创作出无愧于我们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全国文协设立了创作委员会，具体指导文学创作活动。同时，积极筹备召开全国文协代表大会，修改会章，准备改组全国文协为中国作家协会。内部刊物《作家通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我记得，1953年4月初，创作委员会成立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在北京的部分作家、批评家和文艺领导干部联系文学创作现状，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为召开全国文协代表大会做思想准备。同时，积极筹办《作家通讯》，以加强同全国各地会员的联系，及时反映和交流文学创作、文学工作的情况。当时代理全国文协秘书长的严文井和主持创委会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沙汀先后召集陈淼（创委会秘书室主任）和我（创委会秘书），共同商量、制定了《编辑出版（作家通讯）的方案》和头几期的选题计划。我算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科班出身，学习过新闻采访、新闻编辑、新闻写作、通联工作等课程，在学生时代又参与编辑过《复旦大学校刊》，可以说是对报刊编辑业务不太生疏。因此，从着手筹备之日起，严文井、沙汀、陈淼就让我担负《作家通讯》的具体编辑工作。那时，我作为创委会秘书，还同时担负着阅读作品、组织座谈会、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党组记录等任务，但毕竟是个年轻小伙子，富有朝气，积极肯干，就毫不犹豫、全身心地投入内刊编辑工作了。经过短短一个多月紧张、忙碌的运作，从组稿、改稿、标题、画版到发稿、校对、印刷、装订，一本小32开、64页、装帧简朴的《作家通讯》创刊号，就于1953年6月30日送到会员手里了。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刊物封面上那清新秀丽的“作家通讯”四个字，是沙汀约请全国文协主席茅盾题写的。全国文协党组书记、创作委员会主任邵荃麟抱病为《作家通讯》写了《发刊词》，他明确地指出：“出版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作家之间的联系，交流作家创作工作上的经验。”40多年来，这本内刊的刊期、开本、封面设计曾有过多次变化，但当年茅盾用毛笔题写的刊名一直醒目地印在封面上，始终没有变换。荃麟定下的办刊宗旨也被不断更新换代的编者坚持下来。
从1953年6月到1954年7月，《作家通讯》共出了11期。我可说是最初这11期刊物的责任编辑。开头，做编辑工作的就我一人。1953年秋，刘传坤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作协创委会，同我一起编辑《作家通讯》。我们俩同在东总布胡同22号大院里一间紧挨厕所、不足6平方米的办公室里，相对而坐，共同商量稿子如何修改、版式如何编排，一起推敲标题、阅读校样。传坤性格比较内向，朴实憨厚，工作作风又严谨细致，同我合作得相当默契，至今我们之间还保持着真挚的友情。创委会秘书室的工作人员有来自延安鲁艺、华北联大的，而更多的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毕业生，那是一个朝气蓬勃、团结战斗的集体。他们虽不参加内刊的编辑工作，但经常访问作家、整理座谈会发言，不断提供稿件，实际上是《作家通讯》不在编的记者、撰稿人。而沙汀是《作家通讯》名副其实的主编，他出点子，出题目，修改重要稿件，还负责刊物的终审。当年他戴着老花镜，伏在写字台上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地审阅刊物清样的情景，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十年动乱，作协图书资料散失殆尽，至今作协资料室、创作联络部也找不到最初出版的那11期《作家通讯》了。我只能根据回忆和手边仅有的一点资料，来谈谈当年刊物编辑工作的一些情况。
《作家通讯》上发表的关于作品和创作问题的讨论，可说是会员最为关注、最感兴趣的。我记得，刊物上先后用很大篇幅刊登过讨论杨朔的小说《三千里江山》、李季的长诗《菊花石》和诗的形式问题的发言摘要。那时，尽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没有提出，文学批评中的粗暴、简单化倾向也较严重，但内部刊物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对具体作品成败得失的不同看法和对文学理论、创作问题的不同见解。比如，关于《三千里江山》的讨论会开了三次。会上有的赞扬这部小说是文学创作的新收获，有的却认为它是概念化的作品。我们把讨论会上各种不同的意见摘要刊登出来，并及时把创委会主任邵荃麟在第三次讨论会上的长篇发言根据速记记录原原本本地整理出来，请荃麟过目修改后予以发表。荃麟的发言，对这部小说的选材、主题、人物描写、结构、语言等方面做了具体的、中肯的分析，既热情肯定了它所取得的成就；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它的缺点和不足。这样，就使会员对讨论情况有一全面的了解，从中得到启迪。当时荃麟是作协一把手，担子很重，又是带病工作，骨瘦如柴。我们实在不忍心再三催促他审阅、修改发言记录稿，可他还是在百忙中挤出时间，赶在刊物发稿前把仔细修改过的稿子送到我们手里。荃麟登在《作家通讯》上的这篇题为《关于〈三千里江山〉的几点意见》的发言，已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下册），今天读来，依然觉得它是一篇说理透辟的、有说服力的好文章。
1953年5—6月间，全国文协创委会组织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学习。这次学习着重讨论的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及其和过去的现实主义的关系与区别问题、典型和创造人物的问题、讽刺问题、文学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以及目前文学创作上的问题，都是当时全国文学界关注的热点。而会议主持人冯雪峰（荃麟因病未能参加，由冯雪峰代为主持）及各个专题的重点发言人陈涌、林默涵、陈企霞、王朝闻、严文井、钟惦棐、马烽、袁水柏、陈荒煤、光未然等，又都是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评论家。广大会员急切希望了解这一学习讨论的进展情况及会上反映出的各种观点、看法。我根据14次讨论会的发言及冯雪峰的初步总结，及时综合整理成一篇长达八九千字的《全国文协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情况报道》，分两期登在《作家通讯》上，为各地会员的学习讨论提供了一份可资参考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