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长假”无事，我专程去看望了当日的老领导和忘年交仪生同志。由于平日自感我们这代人阅历单薄，仪主任在任时我就愿意听他幼小参加革命的经历种种。这次在坐下品茶当中，他并没有谈及少年战争中的“五关”闯险之类，而是涉猎到“文革”迫走“麦城”的人性况味，我反而觉得益发地有意思。出于对朋友和前辈的尊重，我一点不敢走形地记叙了他的一段五味杂陈的际遇，对我本人与后辈们应该都是不乏启悟意义的……
他说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自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后鲜有的一段被器重的情况。当时他所在的文联机关大部分人员都到农村去搞“四清”，只留下小部分人员负责机关的日常事务和进行建国后十七年文艺作品的“梳理”，以便对有问题的作品进行革命的“批判”。
他们机关留下的两位领导一为男性，一为女性。男性领导是一位来自冀中的老干部，曾出版过一部战争题材长篇小说的尤奇同志，当时的职务是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行政十一级。女性领导是来自延安的南方女同志吴痕，当时的职务是党组常务副书记，行政十二级。女性领导负责的主要是机关的行政和党务工作。男领导基本上是一件事：负责组织领导审读组的阅读和准备写批判文章。
而我后来的领导仪生同志当时正当“而立”之年，原是文联下属的《文艺烟云》杂志的主力编辑，本来他的身体是很健壮的，只因“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工作过于劳累，加之营养太差而病了一场，稍有好转后赶上“四清”运动，按规定便被留了下来。
但他说：“说实在话，我对搞批判并不感兴趣，不过倒是读了不少过去未来得及读的书。还有，在这当中，北京有一家大出版社的社长和几位编辑来这里组稿，择了几个有代表性的‘点’组织作者采访写书。那时挑选作者自然要通过单位的组织领导，我估计大半是主持工作的吴痕推荐的我。当然，作为具体抓审读组的尤奇也不会不知道。总之，我被他们出版社确定采访并撰写一个选题，这就是在全国都有典型性的亚东毛纺厂。因为该厂的资本家是留美的，而且完全仿照美国的办厂的模式，所谓‘文明管理’是也。我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采访、开座谈会、体验生活，又以一个多月的时间整理素材，进入写作过程，最后如期地交稿。没有想到，一个意外的结果出现了……”
这个意外情况是：一本区区十万字的小说刚一出版，着实便“火”了起来。举其要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马上开始播讲全书，北京和其他省市的晚报和日报连载或选载，中央和地方的多家报刊好评如潮……不过，仪生同志却安之若素，不论外界如何“轰动”，他心里仍有自知之明：他并不认为自己这本书在艺术上有多么高明，很可能是因为选题和依据的“本事”切合时代要求和读者的口味，因此在一年中即多次再版达六十余万册。不管作者本人如何低调，在家的两位领导却为之感到高兴。男领导尤奇直接在审读组例会上称赞作者仪生的新著是：“近年来出现的一本很有特色、有时代感的好书，也是本市的一桩可喜的新收获，而且也是全文联审计组的光荣。也就是说光‘破’不行，还要‘立’嘛。”女领导吴痕不只是口头上，而且在具体举措上也体现出对仪生同志的抬爱。在这一时间段，北京举行了亚非作家代表大会，会后有一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团要来本市参观访问。市委将这个任务交给文联主持工作的吴痕。她的果断作风是人所共知的，估计她除了向市委宣传部汇报之外，并未与其他任何人商量，即决定由她带领仪生去车站迎接客人并陪同三天参观访问。这对仪生来讲，是一个破天荒的待遇。在这以前，凡有类似差事，当然要由市文联或作协主席以及著名老作家担当，哪里有仪生之类“小字辈”的份儿？而此时，一是因为一些人在“四清”前线不便回来；二是吴痕同志有底，就是要由根红苗正的新生力量出马，“不拘一格降人才”。
不过，这也使感觉细致的仪生开始意识到：在家的两位男女领导固然都对他很好（一洗他过去几年在别的主管领导重压之下的抑郁），却也带来了新的踌躇：两位领导似乎都在“争”他，这也未必是不需要他认真面对的新情况。
果然事情渐现端倪：有一次，因为他身在北京的妻子生小孩，花费陡然加大，二人的工资支出有些拮据之势。在与尤奇同志闲谈之时，仪生“不小心”透露出这层心事，没想到次日尤奇就带来了三十元钱，好说歹说也要仪生收下。仪生坚辞不肯收，尤奇正色说：“算我借给你的，你宽裕了再还我不成吗？”领导的真诚关切，而事实上却又需要，仪生只好收下了。却不知怎么，也许是当时有审计组别的成员听见了他俩的对话，转告给了吴痕。反正过了些日子，吴痕在与仪生看似随意的谈话时，“点”出了这事：“听说尤奇同志借给你三十元钱，其实你实在有困难，可以向单位申请嘛。我们的干部制度中是有这一条的，如果你写了申请就可以给你批嘛，但最好不要向私人借钱。”仪生素来面皮薄，他顿时脸红了，过了不几天他的小说稿费寄来，除了马上还给了尤奇的“债务”，还给妻子买了她梦寐以求的“燕牌”缝纫机。剩下的，搁起来，以备妻子产后需要帮助料理频繁回京的火车票之用。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据仪生同志说，当他还钱的时候，尤奇有点惊奇地问：“干吗这么急啊？”
随后文化大革命的风声越来越紧，“三家村”“四家店”相继被抖出。吴痕同志淡黄的小脸上浮现出一种混合着亢奋而又神秘的表情，但她的着装永是那般利落而干净，上下班时骑着英国“风头”自行车响声特脆，只有在去市委汇报工作和接受任务时才叫司机老顾发动全机关唯一的一辆嘎斯69。她通常见了属下，尤其是女同志，一般都很严肃，唯独见了仪生则是少见的和悦。有一次她悄声地将仪生叫到她的办公室，仪生以为她要问他尤奇的钱还了没有，然而她并没问这个，却开门见山地提示说：“尤奇的那本小说《战火青春》社会反映很恶劣，有关领导意见也很大，我们革命同志绝不能听之任之。组织上对你的期望很大，你应该挺身而出，以你战斗的笔批判这本小说。当然，事情可以在不张扬的状态下进行，只有我一个人联系就可以了。怎么样？”
女领导咄咄逼问，使仪生不能不及时作出回答。虽然甚难，但最后还是婉拒了：“说实在话，吴痕同志，《战火青春》我到现在也没看过。再说……我很可能也认识不深。您看能不能再考虑别的水平高的同志……”
“嗯。”吴痕并没有过于难为他，“你最好抓紧看一看，内容很毒，整个是美化叛徒。”
“可以。”仪生轻声应答着，退出了她的办公室。也巧，一出门，正碰见尤奇同志从门前经过，他慌猝地叫了声“尤奇……”“同志”二字还没出口，便被内心的尴尬挤掉了。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兀自愣愣地想了半晌。他印证了这一时期自己的感觉：吴、尤二位领导不睦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否应提到路线分歧的高度，这是个问题。他真的没有研究过《战火青春》，还没有认识到什么就贸然进行口诛笔伐，这无疑是轻率的、不负责任的做法。何况，他对尤奇的印象和感觉还好，而且他对自己也是很关怀的。对一位友善的同志暗下针刺，他总觉得不是那么光明磊落的。
在这以后的一些日子，他有意无意地躲避吴痕同志，至少是尽量减少主动与她会面的机会。而且，从客观上说，妻子从北京打电话来，襁褓中的小女孩最近总是生病，希望他在工作允许的条件下，能够多回来几次，也好减轻她的一些负担。于是他这次打破了两个星期回家一次的惯例，才一个星期，就在周末匆匆赶回北京。而且因与妻子一起带孩子去儿童医院看病，不得已到下个星期二才赶回单位。那已经是下班后的近七点了，不知为什么吴痕同志还在机关，在会议室门口，正与他走个碰头。当时吴痕的脸也有些阴沉，顺势将他引至会议室，还未及开灯，就带着批评的口吻说：
“你怎么晚回来了两天，而且也不打个电话？你是党员中的骨干，这样影响是不好的。”
“唔……”仪生有些尴尬地嗫嚅着，“真对不起，吴痕同志，我们那个杂院没电话，孩子病了也来不及去邮局电话间，所以……”
“好了，以后可要注意。”吴痕的语气稍稍有些缓和，但随后在实质上却仿佛又紧了一扣，“家里的事当然要顾，可革命工作，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来临的紧要关头，更需要我们来担当。所以我的意见，你最近这一时期最好不回去或者尽量少回去！”
女领导的话在似是商量中又不留余地，他只能回答：“好吧。”
这时，吴痕同志的小型鹅蛋脸不由地露出悦色，甚至是一种别样的柔情。她站起来，近了一步，又轻声说：“这个星期天，你没事儿可以到我家来一下——润水街7号小二楼，有些工作我还要对你细谈一下。”
“我……”仪生仿佛预感到一种非常难解的压力，而且一时想不出应对之词，却又不会说谎，只能是：“那天也许……”
“好吧，你就根据情况办吧！”女领导立马沉下脸子，抢出门去。刚刚似乎溢散出的一种什么气息又被一股强风似的气势所逐散。
这天晚上，仪生连饭也没吃好，只将从北京带来的妻子包的两个小包子就着开水下肚，少有地和衣躺在床上思虑着。他仿佛才刚刚明白福祸相依相克的至理：受到有权领导的器重与关切本来是难得的幸事，但如稍有违拗或不顺从，便极有可能转化为事物的反面。而且，在两个相互龃龉的领导之间保持中立是很难的。他不是“骑墙”的高手，而且他也不是不明白：在大革命风暴来临的关头，有时“骑墙”者也会被刮下来的。更何况他面对的这位女领导不是一个普通的女性，她的背景极不一般，也许在一千一万人中也碰不上一个。自他来单位工作之后，就星星点点地听人说过：吴痕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的表侄女。她在延安时就很受到关照与爱护，后来爱上并嫁给了一个诗人，一起辗转华北战地，全国解放后定居本城工作。但在反胡风运动中，她的丈夫，也就是那位诗人，因为与胡风过于紧密的关系，而被定为胡风集团的重要成员，开除党籍后下放至远郊劳动改造。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吴痕则处于重大的选择当口，组织上指令她与其丈夫划清界限，当然包括立即与其离婚。她只能依从，这样才大致保持了自己的地位。然而，特殊的背景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而在即将掀起的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中很有可能对她产生有利的作用。再加上她固有的性格，果断干脆有时几近于凌厉专断……
那么，仪生的违拗会给他带来什么，是不难想象的。他虽然不能百分之百地断定他去了她家会有何种结果，却总觉得非常忐忑不安。那个星期日对他来说，注定是非同寻常的，结果不是黑色的话，至少也是灰色的。他矛盾，进退维谷，但终归还是倔犟的性格占了上风，没有屈从于内心的不情愿。当星期天的晚饭时间已经过去之后，事情的结局已定，以致在若干年之后，当仪生回想起当时的“错过”之后，他愈加相信“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就是因为一个表面上简单的“去”与“不去”，便大致决定了他在那场“大革命”中的升腾与跌落。
果然，也就是在星期一上班后，他再见到他的女领导，就是完全的另一副面孔。这就是说，在她的几度考验下，他被证明是不合她心愿的——他被甩出去了；至少在今后的风暴摧打下，她绝对不会管他了。他估测着：婉拒批判尤奇的小说《战火青春》也许会使女领导不快，但还不至陷入绝境，因为还可以找另外的人来写，而此次违拗她意旨不去，恐怕就绝对难以容忍了。
不久，所有下去“四清”的机关人员都回来了，在运动之风的作用下，寻找目标猝然发起攻击的加速器在急剧运转，一些激进者极度兴奋的心理在发酵。终于在一天早晨，不仅是揭批走资派，更引人注目的大字报就像酷爱赌博者从“憋宝”的双手中飞了出来：“揪出特大毒草的炮制者仪生！”“仪生是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急先锋！”“必须立即对仪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批倒斗臭，肃清流毒！”
晴天霹雳，猝不及防，但仪生也并非绝对意外。至于事件的内幕，他当然无从知晓。不过他也在想：主要是由于“红眼病”同行们发难所致？还是自己触怒了的女领导所策动？仪生辗转反侧思索的结果，倾向于还是来自前者，但很可能得到了后者的默许……
直至若干年后，仪生已由一个帅小伙“老”至半百之年，并担任了一名厅局级领导干部之后，他也“懒”得去详细历述长达十二年（因为他完全“落实政策”是在1978年春天）的蹇促日子。尤其是前三四年间那些非人的折磨。因为，一般人所熟知的批斗、“坐飞机”之类对他说来只是“小菜一碟”，花样翻新的“待遇”才是家常便饭：重拳相加、压杠子、灌凉水（还好不是辣椒水）、装麻袋踩等不一而足，熬鹰、大灯泡照射、居顶楼小阁棚供蚊子饕餮也已成为习惯。他的“对立面”，都是同行。“造总”二号“勤务员”女头头一面看一号“勤务员”男头头捣仪生的太阳穴护骨，一面泄露天机说：“我们就是要打傻了他，叫他炮制不了毒草！”如果不是后来单位进来了工宣队，仪生就被连麻袋一起扔进慈母河喂鱼去了。只是因为郑师傅和倪师傅追至半途，仪生才捡回一条小命。
当时，仪生已经准备随时可能被夺去性命，然而在1969年秋天，他终于有了处理结果：“开除”了能够开除的一切，每月拿原工资五分之二的生活费，可以每两周回北京一次与妻女见面，“下放”至基层单位劳动改造。当时，“红旗造总”一号头头已荣任市文教口一把手，权力覆盖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对外文化联络等部门。仪生被“分配”至市立第一医院清扫楼道和厕所，虽还在一号头头的权力阴影之下，但毕竟不是中心的边缘部位。虽然如此，仪生还自感大不幸中亦有小幸，比起吴痕的真正对头尤奇来他还算有一定的自由。而且有一次，善良的倪师傅曾冒险向他透露：“解放”了他还是吴痕书记的指令，她也不赞成“红旗造总”掌门人要将仪生扔进大河的过渡措施，并且还批评了他们……倪师傅传递的信息，仪生判断所说是属实的。他也并不感到十分意外，虽然他从未抱什么幻想，更不想去求这位往日的女领导，而且从客观上也无可能。
“红旗造总”的新贵们自然是不敢完全违抗主子的旨意的，他们太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荣华是仰仗谁人的。因为，其时女领导吴痕已升任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市委第二书记。据说就连第一书记和市革委会主任也要看着她的眼色行事。
雷声！秋天的最后雷声响起，真应了那句乡间老话：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吴痕以及她强力支持的“红旗造总”一夜之间变得灰头土脸。因为，他们的最高主子“四人帮”倒台了！作为“四人帮”在本市的代理人吴痕立即被隔离审查。开始是“军管”，不久因考虑到她血压居高不下，又移至医疗条件最好的市立医院三楼监护室，并指令受过专门训练的护士轮番“看护”，直至她夜间入睡才离开房间。仍在劳动改造的仪生处境并没有改变，暂时好像也没有人过问他。他担负的正是住院部三楼“特护”的厕所卫生和楼道清扫工作。开始他并不知道他昔日的女领导，而且有缘被她所器重的吴痕就在这里被“监护”。但稍后他便注意到有一个身材矮小、始终戴大口罩的女性病人上厕所时也有女护士跟随。女护士表情严肃，女病人看上去也颇有几分神秘。她虽然目不斜视，直僵僵地盯着前面，却还是使仪生联想到过去的一个熟悉的人。只不过眼前这个人好像要胖一些，也矮一些。不过也就是在几天以后，他就听来送饭的食堂周师傅悄声告诉他：“302单间病房住的是一个被审查的政治人物，你最好少靠近她，免得沾瓜落。”“瓜落”是此地土语，即惹麻烦、被牵连的意思。
周师傅虽未指明那个特殊人物姓甚名谁，仪生心里已基本确定此人就是“四人帮”在本市的代理人吴痕。当夜他回到医院后院一间八平米的盛杂物的“仪氏居宅”，就寝前他望着南窗，一缕清凉的月光光顾他的床头，这使他回想起十一年前那个使他辗转难眠密云不雨的夜晚。那是因为他的女领导给他下了一道通牒：星期天到她家里“聊聊”，使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惶恐，在多重犹豫之下，他“错过”了那个有可能使他们之间关系密切的机会。在此后的一些年中，有人也曾替他惋惜，认为如果他不违拗她的话，后来“红旗造总”的一号头头，全市文教口一把手的职位就非他仪生莫属。然而说来也怪，这些话并没有打动仪生，也没有使这个被专政劳动改造的“犟种”丝毫后悔过。理由很简单：假如他就范了，不论是何种形式的就范，都有违他的价值观，都对不住他的良心，对不住人间正道，对不住善良的人们。而且，他也不能苟同那些“好心人”的预测：即使在那个星期天他去了她家，后来也很难完全顺从她有违道德良心的指派，最后还是要身陷深渊……总之，他至今还是无怨无悔。
一夜未能安眠。第二天清晨，仪生照例五点半钟起床，六点钟必须到达“工作岗位”，开始楼道和厕所的打扫。不知是出于什么意识，是好奇，还是鬼使神差？他竟斗胆在302病房门口逗留了一霎儿。果然，耳边听到屋内轻声一响，就像小罐小盒落在地上，接着，又听噗通一声，分明是重物扑地沉闷的音响。他稍稍等待了一会儿，看是否有人开门出来（他当时不可能知道，护士已在外面将门锁上）。没有人出来，没有！而且随后没了任何声息。这时他顾不上想这想那：自己的身份，该管不该管，患得患失，等等，急忙扔下手里的墩布，下到一楼值班室去喊专门在这里休息的护士。
“谁？”里面的人在似醒非醒中本能地问。
“是我，三楼打扫卫生的工友。”
“有啥事儿？”里面传出的声音分明很警觉，而且还有几分不耐烦。
“302病房有动静，我在门外听到的。”仪生越来越坦然。
“是不是？”一种某些地域的习惯口语，意同“是吗？”
里面的人显然穿好了衣服，门开了，与报信人仪生四目相对，女护士的目光里仍有对门外“臭老九”改造对象的鄙夷不屑。
不过，当事实真相大白之后，她和相关责任者对仪生明显改变了态度。原来，当事人吴痕以失眠为由，零星积攒了上百片安眠药，在凌晨时分，一次性地吞服了下去。也许是无意间将药瓶弄到地上，反正那就是仪生先听到的那个轻声，随后弄不清她为什么要捡起那个药瓶，却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竟从床上滚到了地上，再也无力动弹，随后便陷入了昏迷。而仪生的报警，无疑是争取了时间，经过洗胃等紧急抢救措施，吴痕被从她自己迈过的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活口”暂时是留了下来，但仪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也许是命该如此，仅仅过了二十七天，那个自感绝望的吴痕以自己一向争强好胜的性格执拗地寻求自尽，在一般人认为完全没有自尽条件的房间里，她深夜时分用撕成条缕的床单系在窗棂上，然后引颈生生地勒毙。这一次，仪生再也没有机会报警了。
一个六十一岁的老妇结束了她的一生，在人们短暂的议论声中很快就沉寂下来。一个一度似乎相当显赫的不小的人物，事实被证明在整个人类世界中着实是微不足道。
但仪生报警使吴痕第一次自杀未遂那件事，在市立医院仍未使人彻底淡忘。食堂的周师傅就曾问过他：“听说吴痕在运动中是迫害过你的，你明知302病房住的就是她，为啥还要救她？”仪生淡笑回答说：“就是重罪犯我们还要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何况是正在审查中的重要人物呢？”周师傅叹了口气又说：“可你知道人家吴痕并不领情，她被抢救过来后第一句话就说，你们为什么要救我呢？我一点儿也不感谢你们！”仪生听了，并不感到奇怪，他的反应更加淡然：“至于我，只是我的一种责任，我并不在意她领情不领情。”
不过，他还是没有说出他的心里话。对于吴痕，他内心的感觉并不是那么单一的。她毕竟曾经器重过他，而且未必都出于她利己的想法。对于一个被压抑远远多于受到重视的有志者而言，仪生虽不能说曾经感恩于她，毕竟也有过心存感激之念。而且直到最后，她也不想绝对置他于死地。根据工宣队师傅告诉他的实际情况，如果完全按照“红旗造总”头头们的意愿，他仪生很可能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所以，这就是他对吴痕的复杂心理。当然他知道对此不能告诉别人，那至少是会被批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
他的墩布与扫把的生活又持续了一百几十天，突然市有关部门通知他：他在“文革”中的一切问题都已平反，推翻了加予他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该恢复的都统统恢复，等待安排新的工作。
非常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兴奋，只是将墩布涮了又涮，然后与扫把一起规规矩矩地竖在他居住过的盛杂物的斗室的门旁。他从来也没鄙薄这些杂物，因为在过去的三千多个日夜中，他在许许多多人的眼里，也是杂物。
恰巧在这一天下午，过去的一位老同事转着弯儿通知他：当年的另一个老领导尤奇在被告知完全“落实政策”的第二天，突发心梗并发肝腹水去世。这也是一位器重过他的老领导，过去的十年因他一直身陷缧绁未能见面。此番一定要最后见他一面。于是，仪生向食堂周师傅借了一辆自行车。疾驰向殡仪馆……
他见到了尤奇同志，只可惜尤奇见不了他。他由见到这位男性老领导，不禁又联想到那位女性老领导。当年他们曾一度争着器重他的，可现在他们前后脚都走了。唉！争个啥呢？
这就是我的主任和忘年交仪生对我讲过的他人生中的一个片段，包括他的内心世界的种种。我觉得还是比较真实的。当然他不想将吴痕的复杂心理告诉别人，担心被批为“资产阶级人性论”。如今，他对我却说了，这说明他对我的信任。那他算是料对了。我当然不会批他“人性论”的，相反，我觉得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如果不说是一个非凡的人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