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刚是抛弃了优越的家庭生活和长辈寄予希望的“远大”前程，和宋绮云一起干起了“提着脑袋干革命”的“营生”的。这当然是郭子刚的家长所不愿看到并无法容忍的。在此后“逃亡”的时间里和“历险”的过程中，郭子刚的父辈和亲友也曾多次规劝他“别误入歧途”，要“改邪归正”，并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促进他“迷途知返”。他们甚至专意给他娶了一个他心仪已久的美丽贤淑的“大家闺秀”做妻子。这位姑娘名唤陈葆华，也是邳县当地的名门之后，父母比较开明，还在封建习俗仍然浓重的民国初年，她就以一双天足走出深闺，进入“洋学堂”读书求学。姑娘不仅知书达理，能诗能文，而且是乡里闻名的端庄美女。当年，曾有不少富家子弟上门求亲，但都被陈家姑娘拒之门外。然而，她却唯独钟情于家居郭庙的那个性格倔强的书生郭子刚。由于他们的父辈均系当地的乡绅，平时多有过从，因此，郭子刚和陈葆华曾多有机会谋面，彼此的脑海里都留下烙印。郭子刚对陈葆华的印象更为美好，内心的艳羡经常在家人面前溢于言表。双方老人对此也都了然于心，并乐见其成。经过愉快的协商，便把他们俩撮合在一起。在外人看来，真可谓才子佳人天造地设的一双，亲友们无不称羡。郭氏家长及时把这位淑女迎娶过门，同时想方设法把郭子刚从外地“骗”了回来，与美丽的少女拜堂成亲。他们试图让这个不驯服的子弟，躺在玫瑰色的温柔乡里，忘却大千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入仕谋事，以光门楣。
应该说，郭子刚对这桩婚姻是称心如意的。但是，已经有了坚定的信仰和崇高目标的他，却丝毫也没有迷恋家人为他打造的这个“幸福的小天地”，燕尔新婚不到三日，他便与爱妻依依惜别，离开家门，远走他乡，“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去了。他痴迷地“一头撞在南墙上”，“十二头牛也拉不回来”，像“吃了迷魂药一样”，甘心情愿跟着宋绮云一同出生入死，背叛富裕的家庭，历难涉险，“为穷人打天下”——这是半个多世纪后，他的老伴——也是我的岳母对自己丈夫当年行为的评语。
此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蒋介石背叛革命所制造的白色恐怖时期，郭子刚和宋绮云一起，过着一夕数惊、险象环生的“游击”生活。在敌人严密的搜索追逐下，他们多少次死里逃生，多少次血染征尘，浪迹苏鲁豫皖，隐匿沂蒙太行。高堂老母倚闾而望，新婚妻子拥衾而待，他却远走高飞，居无定所，给家里不留半点声息。
数年时光，倏忽而过。
郭子刚的命运随着宋绮云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的起伏而变化着。当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北与刘志丹会合稳住阵脚之后，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转机。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宋绮云通过种种关系，进入了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所领导的西北军，并且很快地被杨将军所赏识，进而成为他的贴心核心成员。之后不久，宋绮云又奉杨虎城将军之命，主办西北绥靖公署的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
《西北文化日报》很有点来头。它创办于1931年春。当时蒋介石的忠诚干将顾祝同主政潼关行营主任，权力覆盖西北诸省。为掌握大西北的舆论导向，宣传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受蒋的嘱托，在西安筹建了这份报纸。但时隔不久，顾祝同因蒋对他另有重任，从而调离潼关，蒋介石为拉拢杨虎城将军，让他接任了西北绥靖公署主任，由潼关改为驻守西安。杨虎城将军也深知舆论阵地的重要，随即接收了《西北文化日报》作为自己的机关报。宋绮云是杨虎城所信任的人，让他主持这家报纸，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了。
宋绮云到报社任职之后，郭子刚也紧紧跟随着他的上级加表兄一道来到了古城西安，成了《西北文化日报》的营业部主任，遵宋绮云之命，挑起出版发行工作的大梁。同时，名正言顺地成为西北军的一员，和宋绮云一样，还获取了“将军”的职衔。因为有了公开的职业，加上第二次国共合作差不多已成定局，他们的身份不久也便公开了，为工作方便，他们一同在古城一个偏僻的街道里建立了“公馆”——有了自己的家，同时酝酿与家人团聚。
日理万机的宋绮云，无暇亲自回家迎接蛰居故乡的妻子儿女前来西安，他只好“麻烦”自己的好友郭子刚了。他说：“子刚，咱们既然有了‘窝’了，就把‘家里人’接过来吧！这事只好劳你的‘大驾’了！”
郭子刚欣然答曰：“我责无旁贷！请放心，保证‘完璧归赵’！”
郭子刚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江苏邳县。从当时的运河火车站（现在改为邳州车站）下车去宋家居住的杲堂子，必须经过自己的家门郭庙。但是，他忍受了对老母爱妻刻骨铭心的思念，虽过家门而未入，首先找到了宋绮云的妻子徐林侠。徐林侠也是邳县人，早年肄业于徐州女子师范学校，思想活跃，有强烈的进取精神，早在1926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志同道合，和宋绮云一见如故，很快地结为夫妇，二人是相依为命的战友。徐林侠是一位非常能干而且特别活跃的女党员。她抛家舍业，和丈夫一起，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为此，她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来又辗转被关押在苏州监狱。在审讯她的时候，由于她善于隐蔽，至死都不承认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加上又在监狱里生产下一对孪生姐妹，被当局“从轻发落”，仅判处了数年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她拖着一对牙牙学语的孩子，回到了老家邳县。当时的邳县是一片白色恐怖，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员们都远走他乡或转入地下，丈夫也不知去向。徐林侠不敢贸然寻找组织和同志，只好蛰居故里，等候丈夫的音信。在焦灼的期盼中，郭子刚的到来不啻喜从天降。时不我待，徐林侠简单地收拾一下衣物，便随从郭子刚连夜返回西安。一对患难夫妻得以久别重逢，宋绮云对自己的表弟加同志充满了感激之情，他喃喃地对郭子刚说：“子刚，你让我说什么好呢……”未等他说下去，郭子刚连忙接过话来：“你什么也不要说了，咱们是谁对谁呀！”简单的对话，表达了无尽的革命情谊。
安顿好宋家“公馆”之后，郭子刚才重返江苏邳县故里——郭庙，因西安工作繁忙，他未能在家久留，在含泪告别双亲之后，把那年轻美丽的妻子接到自己的身边来。陈葆华熬过了多少凄风苦雨之夜，度过了多少闺寂衾冷之晨，挨过了多少担惊受怕之日，这个中国的“十二月党人”之妻（郭子刚对妻子的昵称），今天终于投入到丈夫温暖的怀抱，她是多么地幸福啊！她紧紧地拥抱着丈夫宽厚的臂膀说：“子刚，我再也不愿和你分开了！”郭子刚也报之以同样的亲昵之情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我们将白头偕老！”就在第二年，他们的爱情之花结下了丰收之果，他们的独生女儿——也就是后来的我的妻子郭晓岚在这里出生了。
于是，宋郭两家，比邻而居，朝夕相处，患难与共，过了一段难忘的幸福时光。有了可靠的“后勤”保障，宋绮云和郭子刚的工作也更加起劲和忙碌了。
协助宋绮云办《西北文化日报》是郭子刚一生事业最辉煌的时期。这张报纸名为杨虎城将军为主任的西安绥靖公署的机关报，实际上却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喉舌。在杨将军的默许下，报社吸纳了大量的共产党人作为报社的骨干，因此，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后，它左右着这里的重要舆论导向。我们党的许多抗日救亡主张，多是通过《西北文化日报》来传达的。宋绮云还以此为根据地，向延安和各地输送并转移了大量的党的重要人员和进步人士，他们以《西北文化日报》记者的身份，“合法”地到达自己要去的地方。其中有许多人在西安的衣食住行都是郭子刚受宋绮云的委托亲自办理的，比如宋日昌等同志去日本，潘自力等同志归国后联络去陕北，周西林等同志的去延安，毛泽民等同志的去新疆，都是这样成行的。就连著名女作家丁玲从上海去延安，途经西安时，也是郭子刚亲自接待和安排后胜利地抵达目的地的。
《西北文化日报》虽然名义是西北绥靖公署的机关报，但是，办报的经费却非常困难，大部分的开支依靠报纸的本身营业收入，这个任务当然就落在郭子刚这个营业部主任的肩上。于是，他便千方百计地开源节流，增加收入，以保证报纸的正常出版。在郭子刚和其他同事的共同努力下，报纸不仅正常出版，而且还由开始的对开一张四版，改为对开两张八版，发行量也有很大的增长，不仅行销西北各省，全国各地，乃至南洋华侨都有它的读者。当年一位名叫陈豪的南洋归国华侨青年曾经深切地说：“我们在国外看到《西北文化日报》刊登的‘西北风光’专栏上的诗文、图片，仿佛站在依依的左公柳旁，听阵阵的驼铃声，我们祖国多么壮丽伟大！所以我才千里迢迢回归祖国，决心为保卫祖国而战！”报纸的影响可见一斑。为此，宋绮云曾经多次表扬郭子刚的敬业精神，他对自己这个助手的工作是非常满意的。
当然，郭子刚也在奋发进取，努力扩大报纸的影响。
果然，在关键时刻，这张报纸发挥了特殊的功能。
就在1936年12月12日——在中国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天，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这一天，西安市的全部报纸都停了刊，人们噤若寒蝉，不敢言声；唯有《西北文化日报》连发两期特大号外，散发给广大市民。
第一个号外的内容是：张学良副总司令、杨虎城主任暨西北军各将领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
一、为停止内战，已将委员长妥为保护，促其醒悟；
二、已通电全国，要求政府立即召集救国会议；
三、已请南京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
四、此后国事完全决诸民意，容纳各党各派人才，共同负起救国责任。
第二个号外，则刊登了张、杨二将军对时局的八项主张：
一、停止一切内战；
二、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三、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四、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
六、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七、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八、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这些号外由宋绮云亲自执笔，印好后，责成发行部主任郭子刚率领全体职工走上街头向民众免费发放。郭子刚等人怀抱着油墨未干的号外，走街串巷，或散发给过往行人，或塞入市民的门缝中。这一天早晨，西安的市民们在睡梦中忽闻枪声大作，不禁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当他们看见这些号外时，知道了蒋介石在临潼被捉获的消息，从而了解了“西安事变”的真相。于是，人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无不颔首称快。
此后数日，西安市的群众一片欢腾，群众抗日运动掀起了蓬勃的热潮，抓住这个时机，《西北文化日报》及时发表文章，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揭露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就在事变发生后的次日，该报又发表了《昨日张、杨兵谏与八项救国主张》的社论，和宋绮云亲笔撰写的《何处是中国的生路？》的署名文章，详细地报道了事变发生的起因，正确评价了“兵谏”的意义和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宋绮云还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写出了有关“西安事变”的宣传提纲，在报纸上连载，除了继续详细报道了事变发展的情况外，并及时地直接传达了我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关于对事变的正确评价和主张。因此，为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宋绮云和他主编的《西北文化日报》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那紧张的、惊险的、兴奋的又是瞬息万变的日日夜夜，郭子刚和报社全体员工一道，在宋绮云的指挥下，不避艰险，不顾疲劳，不分昼夜，艰苦奋战。有时一连好几天家里人不见他们的影子，郭子刚年轻的妻子经常是战战兢兢地倚闾而望，等待着丈夫的平安归来。郭子刚偶尔抽空回家一趟，但总是匆匆一过而去，他向惊恐万状的妻子说：“现在西安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是在为挽救国家危亡而战斗的。你别害怕，有绮云在那里掌舵呢，一切都会顺利的！”他对自己的表兄充满了信赖和崇敬。
正因为如此，在关键时刻，他也能挺身而出，为宋绮云分忧解难。这里只举两个较典型的例子。
其一是：由于《西北文化日报》在“西安事变”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极大地促进了西北地区抗日高潮的到来，反动派因而视宋绮云和这张报纸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他们便想方设法找茬儿来施展他们的阴谋。一次，报社为更好地制造革命舆论，赶印一批进步书籍，如瞿秋白同志著的《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云峰撰写的《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以及宋绮云化名月溪所写的《辩证法浅解》等，不小心被特务发现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人便气势汹汹地来到报社，要将宋绮云带走进行审问。这显然是一个恶毒的阴谋。宋绮云是报社的主心骨，没有他报纸就无法出版，我党的声音就无法向广大人民传达。当然不能让敌人轻易把他带走。在此紧要关头，郭子刚情急智生，立即挺身而出站了出来。他向那个虎视眈眈的特务小头目说：印刷这些书籍，是我为了赚取“外快”自己做主干的，与宋社长无关，要抓就抓我个人好了！
